那是高一的秋天，北京的风已经透着凉意。安然和孺固进了同一所高中，只不过不在一个班。课间碰面的时候，他们还是会点个头，偶尔在自习室交换几张卷子，但谁也没说破那层薄薄的熟悉。

直到冬天，她病倒了。

那天是数学周测。她明明复习过，也做过很多遍类似的题，可坐在教室里，手却开始出汗，心跳乱得像被拨乱的琴弦。试卷一发下来，眼前就开始发黑，胸口像是被人压了一块石头，呼吸变得越来越浅。

她没交卷，捂着胸口去了医务室，被诊断为急性心脏神经症。但她自己知道，那不是病，是她的老毛病又犯了——或者说，它从未离开过。

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只是在家里躺了三天，谁的消息也不回。

第四天晚上，有人敲门，是宋军萌。

“你是不是又断联了？”她把外卖袋搁桌上，一脸不耐烦，“孺固让我来看看你。他说你可能不太好，但又不敢硬闯。”

安然没动。她已经一整天没说话了，嗓子发涩。

“你到底怎么了？”宋军萌皱眉。

她本来不想解释，但可能是太久没人真心问过了，她突然低声说：“我没生病，只是……不想活。”

宋军萌愣住了，手指在校服下意识地拽紧。

那一晚，是宋军萌叫了孺固来，把她送去了医院。医生说是重度焦虑伴发抑郁，有明显的躯体化反应 。她当时蜷缩在急诊输液椅上，整个人像个抽空了的袋子。

孺固没有说话，只是坐在她对面，一直等着她输完液。凌晨三点，他陪她走出医院，街上空无一人，出租车亮着“空车”的红灯，像海上的浮标。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安然突然问。

“从你看书速度慢了开始。”孺固语气很轻，“还有你听不进题的时候，眼神会飘。”

她低头笑了笑：“那你还让我做题？”

“我知道你做不动。”他顿了顿，“但你脑子没坏。你不愿开口的时候，题是你唯一还愿意搭理的东西。”

她没说话。

那之后，恢复并不快。

她照样每周复查，服药，试着吃东西，试着睡觉。

有时候整夜盯着天花板发呆，第二天还要照常进教室。

有一次晚上自习结束，她刚走出教学楼，胸口就开始发紧，手心出汗，视线模糊，像是又要发作。

她靠着墙蹲下来，双手抱住膝盖，咬住嘴唇，努力让自己不要哭出来。

身后传来脚步声。

“怎么了？”他的声音一如既往地平静。

她摇头，说不出话。

他没有追问，只是坐下来，靠在她旁边，一句话都没说。

风很大，路灯照出他们的影子，一长一短，在地上摇晃。

过了很久，她终于开口，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

“孺固，我……我很害怕。”

他转头看她，看见她眼底那种深不见底的疲惫。

然后他说：

“放心，我在身边。”

她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不是因为难过，而是因为太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