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南京召开，中原大战全面胜利后，左.派的威望极盛。胡昭汉（右）、宋庆铃（左）、汪季新（左）、廖伯欣（左）、李烈钧（右）、谭延闿（中）、朱执信（中）、于右任（中）、林古月（左）、陈公傅（左）、孙科（中）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汪季新当选委员长。

廖伯欣当选行政院长。

执行委员会随即任命了新的军事委员会，汪季新、谭延闿、胡昭汉、邓演达、廖伯欣、朱执信、林古月、蒋玉成当选军事委员会委员，以林古月为军事委员会主席。

代表大会通过了在1928年召开全国制宪会议，修订宪法，正式过渡到宪政。

在与洋人的外交谈判结束后，革命党四大三中全会通过了履行外交协议，在本年内即刻推行裁厘改统的决议，引发党内地方主义派系抗议。

关税谈判成功后，国民政府收回海关，并大幅提高消费品关税，部分消费品税率可达80%。由于日本极度不给面子，革命党在全国南北各地组织了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社会各界大力宣扬抵制日货，日货在中国的市场份额锐减。

日方指责国民政府恶意煽动民众排日，威胁将对华采取必要之措施，然而自1923关东大地震起，日本的军费长期低迷，处在5亿日元之下。想要立刻发动全面对华战争做不到，但包括海军封锁在内的军事手段仍然有效。但民国也可以通过武力收回租界、强行废除日本关税特权、废除日本在华利益和驱逐侨民等加强手段来损害日本利益。

日本对华出口额占全国出口的40%，日资和日侨在中国有大量利益，日本工商业界普遍不满政府无法处理中国排日问题，股市动荡，执政党政友会受到大量质疑。

双方的紧张对峙局势最终由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出面打破，在美方的调解下，中日两方进行拉锯式的外交谈判，中方也放弃组织反日货运动。

然而即使革命党不组织大规模运动，民国人对日的态度也急剧下降，自觉抵制日资日货，贸易额未能回到战前。民国方继续对日方传达外交信号，表示关税案谈判成功后就召开一系列中日友好活动，改善两国商贸往来。

其实自觉抵制这事民国也没底，因为日货确实有优势，只对日本不收回关税后它的优势就更大了，这抵制恐怕持续个两三年就抵制不动了，到时候该买日货还是买日货。

不过日货有一大好处，它比起其它洋货更容易挑战。因为这个年代的日本工业以轻工业尤其是纺织业为主，在国际市场上最大的优势是劳动力成本低，因此产品价格低廉。你要说挑战德国的发动机，那民国肯定没戏，但是跟日本的纺织品打价格战，那国货完全可以跟它掰掰手腕。

效仿日本的通产省，民国建立了自己的经济部，负责主推国家工业发展。民国、日本、德国等国的经济体制目前都是与英美自由放任制度相对应的国家干预制度。

在中原平定后，治安不断好转后，农业生产不再受到各种兵荒马乱的打击，以富农主义为核心的农会在全国范围内顺利铺开，农业产量和农业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经济作物的种植比例也随之提高。棉﹑麻﹑毛﹑丝等纺织品原材料产量不断增长，化学纤维产业暂未有发展。

随着纺织品原材料供应的不断增长，新技术的引入，拉高消费品关税和抵制日货后空缺出的大量纺织品市场，以及最关键的国内显著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导致了纺织业这个劳动密集型轻工业的投资率大增。有效地提高了民国的GNP（国民生产总值），创造了税收，并提高了市民人均收入，乃至于出口国外创造了外汇。但同样也导致了中日之间贸易往来的下降，以及中日间在国际市场上的产业竞争，损害了日本的经济，为将来中日间冲突扩大埋下了伏笔。

最终于1929年8月，中日签订新关税协议，中国收回对日关税主权，但附带一系列有利于日本的协议。中国成功通过谈判有条件地收回了割让给各国的关税自主权，举国欢庆，革命党在全国的支持度大增。

中方履行承诺，与日方展开一系列官方和民间亲善活动，双方关系表面上和好如初，但随即而来的大萧条，彻底改变了东亚的外交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