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窖在宾馆后院的地下一层,铁门有半个人那么厚,把手上结着一层白霜,推开的时候发出一声老牛似的叹息。
里头一盏白炽灯,光是青的,照着两排不锈钢货架,码着一箱一箱的冻梨、冻带鱼、冻饺子,还有一整面墙的冻豆腐,一块一块,蜂窝似的,白得很规矩。温度计挂在门边,红线停在零下十六。
秦刻被两个更夫送进来,头更把一张折叠凳摆在货架中间,二更递给他一件军绿色的棉大衣,大衣上还留着前一位使用者的烟味,说:“老规矩,会上出了事,先请当事人冷静冷静。”
秦刻接过来披上:“冷静到什么时候?”
头更看了一眼腕上三块表,随便挑了一块:“到有人来问你话。”
门咣地合上,闩落下来,咔哒一声,外头传来头更对二更的叮嘱:“记下来,七点四十九分,关人。”二更回他:“七点五十分了。”脚步声一路吵着远了。
他坐在凳子上,把大衣领子竖起来,听着自己的牙,很有节奏地打了十几个战。冷库里有一台压缩机,嗡嗡地转,转得均匀,音高大约是中音B,转了一阵,他发现自己在随着它的节拍,默默地数。
数到四百二十二的时候,闩响了。
进来的是柳老太,手里端着一只搪瓷托盘,托盘里放着一只银壳怀表,旁边是一副镊子,一把小起子,还有一盏带放大镜的台灯。她身后跟着桑先生,金丝眼镜,灰羊毛衫,没穿外套,也不见哆嗦,进门就站在最远的角落里,两手交叉在腹前,像一尊刚从冰柜里取出来的蜡像。
柳老太把托盘放在货架上,对他说:“这是殷老的表。你不是说你在听吗,现在,给我们讲讲,你听到了什么。”
秦刻看了一眼桑先生。桑先生没有看他,眼皮垂着。
他拿起那只表,掌心立刻被冰得一缩,铜壳上结着一层极薄的霜,霜里隐约有手指印,是殷老今早用拇指摩挲过留下的。
秦刻掂了掂:“我能打开吗?”
柳老太说:“你不是已经听过了。”
秦刻把台灯拧亮,拿起起子,在壳边轻轻一撬,盖子弹起来:“听和看,是两件事。”
放大镜下,机芯露出来,一块小小的黄铜夹板,三颗红宝石,一根摆轮,摆轮上盘着一圈游丝。
他用镊子尖拨了拨游丝,细得像一根蜘蛛丝,眼睛贴得很近,呼吸全屏住,怕一口气把它吹乱。
这一刻,冷库里没有人说话,压缩机的嗡鸣把静衬得很满。
他看了很久,然后慢慢抬起头:“游丝被人反着拧了半圈。”
柳老太问:“怎么看出来的?”
他说得很慢,像在讲一件自己也不太想承认的事:“正常的游丝,是从内桩出来,顺着一个方向盘出去的。这一圈,在最里头那一寸,反着转了半个弯,然后才顺回来。那半个弯,是外力捏出来的,捏的人用的是左手。”
柳老太的眉毛动了一下:“你怎么知道是左手?”
秦刻拿镊子在空气里比划了一下:“镊子夹游丝的时候,会在内桩那里留下一个小小的翘起,方向跟持镊的手有关。我是右手,夹出来的翘,往右。这一个,往左。”
他伸出自己的右手,在放大镜的光里晃了晃:“我今天早上才第一次碰这块表,而且我是右撇子。您可以去查,我这个手腕,写字拿筷子,一辈子没换过。”
桑先生的角落里,传来一声很轻的衣料摩擦。
柳老太没有回头:“桑先生,你怎么看?”
桑先生说:“表不会撒谎,人会。”嗓音平得发直,不高,也不低。
柳老太回过头:“这话是什么意思?”
桑先生答:“没意思,只是一句话。”
柳老太叹了口气,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擦的时候,眼睛里有血丝,应该一夜没睡:“殷老现在在三〇一,还在说那一句,我去看过,他的嘴唇一直在动,眼睛是睁着的,医生来了,说身体没毛病,只是脑子里有一段录音,停不下来。”
秦刻问:“您的意思是,信我?”
柳老太把殷老的表往他面前推了推:“我的意思是,你可以做一件事。你说游丝被拧了,那你就把它拧回来,修好它。你要是能让它走,我们就信你的耳朵,你要是不能,你就在这儿,等司辰回来。”
秦刻问:“哪个司辰?”
柳老太盯着他,没回答。桑先生在角落里,又眨了一下眼睛。十五秒。秦刻靠在冰凉的货架上,闭了闭眼,决定把这个数字,也记进今天的账。
——
雪是从傍晚开始下大的,把更河县的老城区压得很低,低到每一处屋檐,都像要掉下来。
夏至拎着一袋冻梨,推开了西关胡同十七号那扇歪了一条缝的木门,门轴吱呀,院里的雪被风卷起来,扑了她一脸。
院子很破,三间平房,一间的窗户用塑料布钉着,一间的门框上还贴着九十年代的福字,福倒着贴,颜色褪成了淡粉,已经分不清是福到了,还是福跑了。
正屋里亮着一盏二十瓦的灯泡,灯下坐着一个老太太。
邬婆婆缩在一张藤椅里,披着一条红格子毯,膝盖上摊着一块白绸子,手里的针,一进一出,一进一出,动作很慢,每一针之间的间隔,夏至都能数出来。
邬婆婆没抬头:“回来了?”
夏至把梨放在桌上,用右手摘围巾,左手缩在袖里:“回来了,外头雪大。”
邬婆婆又问:“你又欠了谁的账?”
夏至一愣:“您怎么知道?”
邬婆婆说:“你一进门,我就听见了,你走路,比平时轻半分。欠了人东西,你就走得轻。”
夏至不吭声,把一个冻梨放进温水盆里,泡着,泡了一会儿,从怀里掏出那本硬皮账本,翻到最后一页,右手握笔,左手按着本角,按得慢,笔尖落下去,在今天的日期下,添了一行:
冻梨一个,三分钟。擅自拿后厨的,也算。
她盯着这几个字,嘴角往上抬了抬,又压下去。
邬婆婆问:“那个孩子,来了?”
夏至的手停在纸上。
夏至答:“来了。”
邬婆婆问:“长什么样?”
夏至想了想:“……不好看。”停了停,又补一句,“眼睛,还行。”
邬婆婆又问:“耳朵呢?”
夏至没回答。
她把账本合上,搬了个小板凳,坐到老太太脚边,看那块白绸子。绸子上绣了半幅花样,不是花鸟,是三个字,一笔一画,描得工整,绣线是靛青的,青得发乌。
贾,守,拙。
前两个字都绣完了。第三个字,“拙”,右半边的“出”,最后一笔,横折的那一道,还差一笔,针线就停在那里,线头挂着,在灯下轻轻晃。
夏至看了三年,没看懂,为什么这一笔,邬婆婆总是不肯收尾。
她问过。老太太每回都说:“不能我绣。”
她又问:“那谁绣?”
老太太笑,眼睛眯成两道缝,缝里是一层白翳,她的眼睛早就不太能看清了,针脚全凭手指认:“等该绣的人到了,自然有人绣。”
夏至没追问,一次也没有。
她知道,邬婆婆的话,像钟里的发条,上到一定的紧,再逼,就崩了。
老太太忽然说:“明天他们会验表。”
夏至抬起头:“您怎么知道?”
邬婆婆的针,又穿过绸子:“我年轻时参加过,验表的人,要闭上眼睛,听。他有一对好耳朵,对不对?”
夏至的左手,在袖子里,微微抖了一下。这一抖,慢了半拍。
她赶紧把它按住,按在膝盖上,很用力,像按着一只想逃的小动物。
邬婆婆停下针,伸出一只手,摸到她的头顶,一下一下抚着:“三分啊,别急。”
夏至低着头,没说话。三分。
这是邬婆婆给她取的小名,说她生下来的时候,别的孩子都是足月,她差了三分,三分钟,三分之一的命,三分的运气,样样都差一点。后来她自己想明白了,差的不是三分,是三分钟。每一天,每一个小时,她身上总有一个地方,比别人慢一点,像一只表,走得好好的,偏偏漏了一拍。
漏的那一拍,没人知道去了哪儿。
泡在水里的冻梨,慢慢化开了,水面上浮起一层薄冰,冰碎了一块,叮的一声。
地窖里,灯泡跳了一下,灭了。
秦刻没动,他还坐在那张折叠凳上,面前的货架上摊着殷老那块表的机芯,零件按顺序摆在一张餐巾纸上,从大到小,从左到右,像一排等待点名的学徒。
柳老太走之前,留下了那盏台灯,和一句话:“天亮以前,你要是能让它走,我替你去跟司辰说话。”
她还留下了半袋面包和一个暖水瓶,水瓶是热的,面包是硬的,他嚼了一半,觉得不如梨,于是拿出了那袋冻梨里的一个,放在暖水瓶旁边,拿热水冲了一下,敲掉外面的冰壳,咬了一口。
凉从牙根一路钻到后脑勺,甜才慢慢浮上来。
他一边啃梨,一边在餐巾纸背面,用笔写下一份维修报告:
“被修表号:一一二(殷)。症状:游丝内桩处反拧半圈,摆轮摩擦,擒纵失速。原因:人为。操作手:左手。”
他写到这儿,停了停,在“操作手”后面划掉了“左手”,改成“疑似左撇子”。
他想了想,又添了一行:“附:修理者本人为右撇子,请审阅者酌情参考。”
他看着这行字,觉得自己像一个被冤枉的小学生,在写检讨书。
灯泡灭了以后,冷库陷入一种绝对的黑。
他没点台灯,眼睛闭上,听觉像一条狗,立刻从门缝里钻出去,把整个宾馆都舔了一遍:楼上有人冲马桶,三楼有人关窗,后厨有人在剁馅,一三一二,一三一二,很有耐心。
在这些声音底下,另有一样东西,微微地响。很轻,很细,不是压缩机,也不是水管。是一只表,在往回走。
他睁开眼,什么都看不见,手却已经摸到了台灯开关,啪地拧亮。
光落在餐巾纸上,那块拆开的机芯,他刚刚还摆得整整齐齐,此刻自己拼回了一半,游丝、摆轮、擒纵叉,一个一个,轻轻咬合,就像有人把一幅拆开的拼图,从看不见的那一侧推回了原位。
秒针动了。不是顺时针。
是逆时针,一格,一格,倒着走,倒走了一圈,又一圈,每走一格,发出一声很小的嗒,嗒,嗒,像一个人在黑暗里,一阶一阶地往下退。
他握着台灯的手,一动不敢动。怀里的036号,这时也在隔着衣服烫,烫得像一块刚从炉膛里夹出来的炭,两只表之间,仿佛有一根看不见的线,被谁轻轻拽了一下。
他想起殷老掉落时那一句没说完的“别让他们拨”,喉咙干得发紧,想伸手去按,又不敢,怕自己一碰,这一点好不容易露出来的线头,就缩回去了。
表盘上,时针,分针,开始跟着秒针,慢慢地往后挪。挪过了七点,挪过了五点,挪过了凌晨。
挪到三点五十七的时候,所有的针,一齐停住。
作者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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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地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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