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笛又站在了那扇门前。
十二点刚过,整个教学楼还是一片寂静,只听见楼外那些永不知疲倦的知了,在那里一声高,一声低地鸣叫着。柳笛擦了擦额前的汗水,调匀了因一阵小跑而变粗了的呼吸,抬起手,轻轻敲响了门。
“请进。”里面传出一个低低沉沉的声音,虽礼貌却不乏冷淡。柳笛推门而入。
这是一间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办公室。屋子里只有一张办公桌,两把面对面的椅子。桌子上放着一个铁皮暖壶,两只白瓷茶杯,一个黑皮包,一瓶插着钢笔的红墨水。此外,就是摞得整整齐齐的五摞作文本。靠窗户的那把椅子上坐着一个男老师,白衬衫,黑长裤,衣着简单、整洁而又死板,一如他的这间办公室。他的脸色苍白,而苍白的脸上却戴着一幅黑色的硕大的墨镜,就如一个骷髅上嵌着的两个黑洞洞的眼窝,说不出来的阴森和恐怖。更奇怪的是,他竟然逆光而坐,这使得他的面部显得更加阴暗。他就像一具活动的僵尸,给人一种凛然而生的冰冷和凄惨。这间屋子,和屋子里的主人,都是那样死气沉沉。屋子里唯一有生气的东西,就是放在窗台上的那盆茉莉花。此时,它已经绽放了不少小而洁白的花朵,随着微风散发出满屋子沁人心脾的清香。
男老师指了指对面的椅子,柳笛就在那上面坐了下来。她熟练地从一摞作文本的最上面取出一本,清了清嗓子,开始读了起来:
“《父亲》,父亲的背又驼了……”
“停,”男老师果断地止住了她,“把‘又’字改成‘更’字。”柳笛提笔就改,她已经习惯了对老师的服从。老师对文字的极端敏感,在很早的时候就让她信赖不已了。
改毕,她又读了下去……
文章读完了。男老师沉思了一下,说:“写上:如果文章词句不准确,不典雅,就如裤子没有拉上拉链就登台表演一般。”
柳笛脸一红,但还是写上了这句话。她知道面前这位老师作文批语的风格:短短一两句话,就如一把匕首,准确而果断地插进要害部位,只那么一下,就让你不得不痛,又不得不在痛中思索点什么。她还记得第一次作文讲评课的情景。当作文本发下来的时候,全班同学几乎都被那只有缺点,没有优点的评语“刺痛”了。有人当场哭了,有人更是破口大骂。老师只是静静地站着,对这一切充耳不闻。从那时起,每一次写作文,同学们都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地选材构思、谴词造句,生怕被“刺痛”,但每一次都无一例外地被“刺痛”,只不过“刺痛”的层次在一步步“升级”。就在这一次又一次的“刺痛”中,同学们逐渐发现,自己的写作水平正在迅速提高。
而柳笛,她是唯一没有被“刺痛”过的学生。她的作文没有评语,只有分数——全班最高分。尽管老师从不问作者,柳笛也从不读,但在作文讲评时,老师总是说:“柳笛,把你的文章给大家读一读。”
写毕,柳笛又拿起第二本作文……
窗外的喧闹声渐渐压过了嘶哑的蝉声。柳笛批完了第十本作文。她看了看腕上的手表,一点二十五了。于是,她站起来,轻声说:“章老师,快上课了。”
章老师也慢慢站了起来,柳笛走过去搀住了他,两个人共同走出了办公室。
这所全省数一数二的重点中学有两座教学楼。柳笛所在的高二(1)班在南楼的二楼,而章老师的办公室在北楼的四楼。两人要走过一段长长的楼梯,经过一个宽阔的操场。北楼是一座旧楼,楼梯已经有些残破了,柳笛一边小心地选择着落脚的地方,一边提防着那些横冲直撞的男孩子。尽管这样,她还是被一个跑着上楼的高一男生撞痛了肩膀。柳笛连忙摇了摇头,示意他什么也别说,然后若无其事地向前走去。肩膀很痛,但她扶着章老师的手并没有放松。
操场中间,一群高三的男同学正在踢足球。柳笛皱了皱眉。每次。她最怕经过这里,既怕那个飞来飞去的黑白“炮弹”击中了自己,又怕这些背着号码的“坦克”们撞倒了章老师。因此,她本能地加快了脚步。好在这一切都没有发生,他们平安地走过了“危险区”。
到了南楼,气氛就好得多了。南楼是一座刚竣工不到两年的教学楼,一切设备都很齐整,楼内宽敞明亮,很有高等学府的气派。直到此时,柳笛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她扶着章老师走进了教室,走上了讲台,然后回到了座位上。她的口很渴,肚子也因午饭吃得太急而隐隐作痛。她习惯地按了按腹部,默默地拿出了语文课本。
铃声响了,章老师低低沉沉地说了声:“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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