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单活是赵姐扔给她的。

“隔壁广告公司缺人手，去做三天活动布置。搭展架、贴喷绘、挂横幅，没什么技术含量，就是体力活。工钱日结，你做完了直接找他们老板张利民签字拿钱。”赵姐说完把嘴里的烟拿下来弹了一下烟灰，补了一句，“别给我丢人。”

澜欣去了。广告公司在打印店隔壁那条街，门面比赵姐的店大不少，一楼是接待厅和展示区，二楼是设计部和老板办公室。门口堆着几个还没拆封的展架包装箱，一个穿工字背心的年轻工人正蹲在地上用美工刀拆箱子，泡沫塑料碎屑飞了一地。澜欣找到张利民——一个穿polo衫的中年男人，肚子微凸，说话时眼睛不怎么看人，更多时候盯着手机屏幕。他安排她跟另外两个临时工一起干活，语气不算客气但也不算刻薄，就是那种对临时劳动力例行公事的态度。搭展架是个力气活——铝合金框架要一根一根拼接，连接件的螺丝要拧紧，底座要灌水加重防止被风吹倒。喷绘布用扎带固定在框架上，要拉得绷紧，不能有褶皱，边缘要对齐。她跟着两个老手干了三天，手指被扎带割了好几道口子，右手虎口磨出一块红肿，膝盖因为在硬地面上跪太久淤了一片。但她没有吭声，也没有停下来休息。最后一天收工时，那个穿工字背心的年轻工人对她说了句“你干活挺利索的”，她说了句谢谢，把最后一块喷绘布的边角用扎带收紧，收拾完地上散落的螺丝和扎带尾料才离开。

结工资在第三天傍晚。所有展架都拆完了，喷绘布叠好装箱，地板上的胶痕用除胶剂擦干净。澜欣在张利民办公室门口等了一会儿，他打完电话才让她进去。他在办公桌后面翻抽屉，翻了一会儿拿出一叠现金，数了几张放在桌上。

“这什么。”澜欣看着那几张纸币，没有伸手去拿。金额比她算好的少了将近一半。

“工钱。”张利民靠在椅背上，手机屏幕又亮了，他低头看了一眼，“试用期不合格，按八成结算。这是公司规定。”

“我没有试用期。赵姐介绍我来是干三天临时工，按天结算。”她的声音很平稳，没有提高音量，手放在身侧，没有去碰桌上那些钱。

“那你去找赵姐说。我这边就是这个规矩。”他把钱往前推了半寸，然后拿起手机开始回消息，不再看她。

她继续说理——合同约定、出勤天数、工作时长、完工验收签字，一条一条摆出来，语气不带情绪，像是在和赵姐确认打印件的纸张克数。但他说到一半时，张利民终于抬起眼皮，说了一句：“你爱要不要。外面排队等着干的人多的是。”

她拿了钱。不是因为他说服了她，而是因为她知道继续说下去没有意义。她把那几张皱巴巴的纸币对折，塞进口袋里，转身走出办公室。门在身后合上，走廊里有股刺鼻的除胶剂味道，和她指甲缝里残留的气味一模一样。

走出广告公司大门，傍晚的阳光还很刺眼，照在商业街的柏油路面上反射出白花花的光。她站在门口，把那几张纸币从口袋里掏出来，重新数了一遍。数了两遍，都是同一个数。她把钱折好放回去，风吹过来，把她的狼尾吹得遮住了眼睛。

她在街边站了片刻。对面五金店的老板正在收摊，把摆在门口的电钻和螺丝刀一件一件收回铁皮柜里，发出叮叮当当的金属碰撞声。快餐店里的油炸声和油烟味从排风扇口涌出来，混在傍晚的热风里。下班高峰期的人流从她身边经过，有人拎着菜，有人推着婴儿车，有人在打电话大声约饭。没有人注意到一个站在广告公司门口、手里攥着几张纸币的女孩。这座城市太大了，大到没有任何人在意一个临时工的工钱有没有被克扣。她想起慕北说的那句话——望川有二十三条地铁线，有一千多万人。一千多万人里，没有几个人知道她是谁。

她把目光从街对面收回来，转身往城中村的方向走。

回到出租屋，她先在楼下小卖部买了一袋挂面和一颗生菜。收银台旁边挂着一面小镜子，她无意中看到镜子里自己的脸——嘴唇有些干，眼角有一点没擦干净的灰，狼尾被风吹得翘起来好几撮。她用袖子擦了擦嘴角，拿着面上楼。

五楼走廊里安安静静，声控灯没有亮。其他房间的门都关着，门缝下面透出一线灯光——林栀大概在房间里看书，方敏可能在哄孩子睡觉。她走到走廊尽头，掏出钥匙开门，然后站在房间中央，把那几张纸币从口袋里拿出来，展平，压在那排玻璃瓶下面。纸星星透过玻璃瓶壁看着她，她看着那些钱，又打开手机的计算器，重新算了一遍——房租、水电、伙食、交通、手机话费，每项都列好数字。再加上这笔少了将近一半的钱，这个月的生活费刚好卡在一个很窄的夹缝里。没有余裕，但不至于断。

她坐在床边，开始想今晚是先吃饭还是先去洗澡。最后决定先吃饭。她在走廊尽头的公用厨房里把挂面煮了，生菜洗干净撕碎了直接放在面上，滴了几滴酱油。端着碗回房间，坐在床边吃面。面煮得有点软了，生菜很新鲜，咬下去能尝到那股青菜特有的清甜。吃到一半，她放下筷子，拿起手机。

屏幕上是和慕北的聊天界面。最后几条消息还是今天中午发的——慕北说下午要去建筑系馆交模型，澜欣回了个“嗯”。她打字：“今天被隔壁广告公司坑了。干了三天临时工，工钱只给一半。”发完之后她继续吃面。过了一分钟，手机震了。慕北的回复是一条链接和一段话——链接是劳动合同法第二十条，关于试用期工资的规定；那段话是关于临时用工的结算标准和维权途径，用词简洁，条理清晰，每一步都标注了可操作的维权方式和对应的职能部门。“他是觉得临时工不用签合同就可以随便扣钱，但这种口头约定也有法律效力。你明天可以先去劳动监察大队投诉，地址我等下发给你。”

澜欣看着那两段话，把筷子放在碗沿上，正要打字说不用了，手机又震了一下。这次只有一句话：“不是你的问题。是他的问题。”

不是“你去找他说理”，不是“你应该去维权”，不是“我帮你想办法”。就是一句“不是你的问题”。她拿着手机，过了很久才打字：“算了。就当交学费。”

这次慕北没有秒回。隔了一会儿，她发来一句：“不是学费。是他欠你的。你欠的学费在赵姐那里已经交过了。”句末跟着一个句号，说明是认真的。

澜欣没有回复这句话。她把手机屏幕朝下扣在床头柜上，喝完最后一口面汤，然后站起来走到窗边。望川河那一小截水面在夜色中泛着暗淡的光，河对岸塔吊的轮廓隐没在暮色里，只剩下红色的航空障碍灯在一闪一闪。她站在那里，直到手机又震了一下。

“周末你来P大吗？食堂出了新菜。红烧带鱼。应该没有你烧的好吃，但比麻辣烫不辣。”

她看着这条消息，站了片刻，然后把手机拿起来，打字：“去。”

第二天澜欣照常去打印店上班。赵姐一整天没提广告公司的事——没问她干了几天，没问她拿了多少钱，也没骂她为什么回来得这么晚。只是在下午澜欣排版一份菜单时站在她身后多看了一会儿，用手指点了点屏幕上某个字号的设置，说这个标题字太小了，客户是开餐厅的，菜单拿到手里第一眼要能看到招牌菜。然后她顿了一下，又说你昨天那个展架搭得还行，张利民那边的人跟我提了一句，说你干活利索。

澜欣说我被扣了一半工钱。赵姐把烟从嘴里拿出来，看了她一眼，然后说了句“那个王八蛋”。她没有再多说什么，只是那天中午的盒饭里多了一份红烧肉——不是单独装的，是压在米饭下面，埋在青菜旁边，像是顺手放的，又像是故意藏的。澜欣吃到那块肉时抬头看了赵姐一眼。赵姐正坐在前台自己的位置上吃饭，眼睛盯着电脑屏幕上的某个设计稿，完全没有看她。

几天后，她在自己抽屉里发现了一个信封，封口没封，里面是几张一百块的纸币。信封上没有写字，但她认得那个信封——赵姐记账用的牛皮纸信封，右下角沾着一小块蓝色油墨。

她把信封放在桌上，没有马上去问赵姐。等赵姐忙完一批名片裁切，她才走过去，把信封放在前台桌上。赵姐没抬头，说“拿着”。

“赵姐——”

“那王八蛋上次欠的钱我帮你追回来了。不是全部，追回多少算多少。拿着。”赵姐从抽屉里摸出一个打火机，点了一支烟。烟雾在屏幕前飘散，她的眼睛没有离开设计稿，就像在处理一桩和打印纸克数一样不值得一提的小事。

澜欣拿着信封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她没有说谢谢——不是不想说，是不知道为什么喉咙里像有什么东西堵着，让她开不了口。她把信封折好放进口袋，继续做完剩下的版面调整，手指在键盘上敲得比平时更用力，但每个快捷键都按得很准。傍晚下班后她走回城中村，路过楼下小卖部时买了一瓶饮料——不是给自己喝的，是准备放在公用厨房冰箱里，贴上标签，写上“共享”。标签上的字迹不太工整，但每个字都写得很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