朵姐领着我，穿过半个宴会厅。

晚宴已经开始，圆桌上的转盘一圈一圈地转，红烧的、清蒸的、油亮亮的，热气在灯下蒸成一层薄薄的雾。主桌在最前面，靠着舞台，我抱着那盒吹风机，走得很局促，像一个误入大人世界的小孩，怀里却揣着一个格格不入的大礼盒。

“放这儿吧。”朵姐伸手，替我把吹风机搁在旁边的空椅子上，“别抱着了，像要去退货。”

我被她逗笑，紧绷的肩膀松了一寸。

苏棠坐在主桌的中间，面前的碗里只有半碗没动过的米饭。她已经把外套脱了，搭在椅背上，里面是一件白色的丝质衬衫，袖口挽起来，露出一截细细的手腕。看见我，她放下筷子，朝我伸出手。

“李又晴？”

“苏总好。”

“别叫苏总，”她握住我的手，晃了晃，力道很稳，“今天年会上，我听到的‘苏总’已经够多了，我都觉得自己是个老太太了。叫小苏姐，或者苏棠姐，都行。”

“……小苏姐。”

“嗯，这个好。”她笑起来，眼尾弯出两道细细的纹，是那种很爽朗的、整个人都跟着亮一下的笑，“坐。”

我在她右手边的空位上坐下，朵姐坐在我的另一侧，像一个随时准备替我挡球的后卫。

苏棠没有寒暄，直接从包里抽出一叠打印纸，推到我面前。

那是我写的《长街灯火》番外，用的是最普通的A4纸，页边用荧光笔画着几道线，有两处还写着小小的批注。

“我昨晚把它看完了。”她说，“你写雪夜之后，他回到自己的小屋，煮了一碗面。那碗面里，这里你说‘汤里浮着一片葱花，是她上次来的时候，剩下的。’”

我微微一怔。

“剧本里没有这个细节，导演也没有拍。可是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就知道，你笔下的人，会说话。”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被夸奖，总是让我不自在，我习惯把别人的好话，在心里折一折，再放进抽屉。

“谢谢小苏姐。”我最后只说了这个。

“不用谢，这是你自己写出来的。”苏棠把手肘撑在桌上，看着我，“我就直说了。《春信》，你刚才在台上看到了，暑期开机，拍摄周期大概两个月。里面有一个男三号，叫陆以安，由沈迟然来演。”

她说“沈迟然”三个字的时候，语气很平，像在介绍一道菜的名字。

“这是他的第一部戏。我想给他配一个专职的宣传。”她顿了顿，“我想请你来。”

我愣了两秒钟。

“我？”

“对。你。”

“可是我……”我下意识地说，“我还是学生，没有做过艺人的宣传。”

“所以才找你。”苏棠笑了一下，“做过的人，都有一套自己的路子，我不想他被套进去。我要的不是一个会发通稿的人，是一个会看他的人。”

朵姐在旁边轻轻咳了一声，没有说话，只是眼睛弯了一弯。

苏棠接着往下说：“跟组两个月，正好是你的暑假。食宿全包，来回交通公司报销。项目顺利完成，另外有两万块的项目激励金。你考虑一下。”

两万块。

这三个字落进我耳朵里，像一枚小石子落进井里。

我低头，在桌布底下，手指悄悄掐算。

王姐涨租，一年四万，一次付清。妈妈小店的流动资金，撑到五月，已经是最乐观的估计。我这几个月省下来的奖学金，加上兼职，也就一万出头。

算上这些钱，刚好够补上那个缺口。

我抬起头，看到苏棠正笑盈盈地看着我，眼神里没有催促，反而有一点等着看的、饶有兴味的意思，像是在等一个孩子拆礼物。

我深吸了一口气。

“小苏姐，”我说，“我想问几个问题。”

“你问。”

“第一，工作内容，具体包括哪些？我需要对哪些事情负责，哪些事情不在我的责任范围内？”

“第二，我的汇报对象是谁？是您，是朵姐，还是艺人本人？如果几方的意见不一致，听谁的？”

“第三，边界。”我停了停，把声音放平，“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怎么界定？除了宣传工作以外的事情，比如生活上的、私人的要求，我有没有权利拒绝？”

我说完，把手放回膝盖上，才发现掌心已经湿了。

主桌上安静了几秒。

朵姐看了看我，又看了看苏棠，小声说：“又又，你不用这么……”

“不，让她说。”苏棠抬手，打断了她。

她看着我，嘴角一点一点向上扬起来，到最后，居然笑出了声。

“这些，能不能写进合同里？”我补了一句，“白纸黑字。”

“能。”苏棠说，“我让法务出一版，你自己改。”她转头，对朵姐挑了挑眉，“你果然是朵姐说的那种人。”

朵姐一脸无辜：“我什么都没说。我只说，这孩子，上来就问账。”

苏棠哈哈大笑，笑完，转向我，语气很认真：“又又，我喜欢跟你这样的人合作。因为你会把话说在前面，而不是出了事再翻旧账。这样很好，我们会更长久。”

我也笑了，肩膀终于彻底松下来。

“我接。”我说，“如果合同里每一条都能落实。”

“成交。”

她伸出手，我握住，这一次，我的力道没有输她。

晚宴过半，酒过三巡，苏棠起身，要去别的桌敬酒。临走前，她俯下身，在我耳边补了一句，声音不大，像在说一个她懒得郑重其事的小秘密：

“沈迟然这个人，好相处，别怕他。”

苏棠说完就端着酒杯潇洒地走了。

我坐在原位，心里想：我怕他做什么。

他不过是一个一米八几的、刚毕业的、会鞠躬的大男孩。我是去工作的，不是去相亲的。

朵姐在我耳边轻声说：“苏总挺喜欢你的”

朵姐替我夹了一块清蒸鱼，把鱼刺仔细剔掉，“吃吧”

我低头看着碗里那块雪白的鱼肉，忽然想起爸爸说的，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也许是一份要认真做完的功课。

我低头抿了一口桌上的橙汁，酸酸甜甜的，有点像刚刚到手的好运气，不太踏实。

我回过头，朝宴会厅另一端看了一眼。

灯光有些暗，隔着人群和圆桌，我看到一个熟悉的白色衬衫的身影。

他坐在靠窗的一桌，对面是一位头发花白的长辈，大概是哪个投资方，或者哪位老师。那人说得很慢，他便听得很认真，微微侧着头，手里端着一杯茶，一口没喝。

他的姿态很礼貌，礼貌到近乎疏离。

那种礼貌，像一层隔着玻璃的光，明亮，清晰，却让人觉得，没有人可以真的走进去。

****

腊月二十六，我提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是六个刚出锅的糖火烧，回到了青川。

火车站的出站口，爸爸的货车停在老位置，车窗里伸出一只手，朝我挥了挥。他今天特意把车擦过了，挡风玻璃亮得能照人，后视镜上挂着妈妈去年从庙会上买的红色中国结。

“又又，上车。”

“爸，你怎么又没戴手套。”

“开车戴什么手套。”他把我的行李箱举上车斗，又用一块旧毯子盖好，拍了拍，“你妈念叨一早上了，说你回来要吃什么，白菜猪肉饺子，还是韭菜鸡蛋的。后来决定，都包。”

我笑了。

小卖部里，妈妈正踩着凳子，在货架顶上往下码年货。一箱一箱的红糖、花生、瓜子，在灯下摞成一座小山。听见声音，她回头，围裙上沾着面粉，眼睛一下子亮起来：“回来啦？”

“妈，你下来，别摔着。”

“摔不着。”她把手里的纸箱往里推了推，从凳子上跳下来，捧着我的脸看了一圈，“瘦了。”

我每次回家，她都说瘦了。就算我胖了五斤，她也说瘦了。

这是一件很奇怪又很温暖的事：有些判断，只有爱你的人才会得出，而且永远不会修正。

晚饭是在里屋的小桌上吃的。

饺子上桌，白胖胖的，带着一点热腾腾的香气。爸爸拿出一瓶二锅头，倒了一小盅，自己抿了一口，又给我倒了一点点：“你也尝尝。”

“爸，我不喝。”

“尝一口，就当过节。”

我舔了一下，被辣得直吐舌头，爸妈都笑了。

笑完，我放下筷子，把准备了一路的话，一句一句摆到桌面上。

“爸，妈，我有件事想跟你们商量。”

妈妈立刻放下碗。

“公司给我一个机会，暑假去杭州，跟一个剧组，做艺人的宣传。两个月，吃住公司包，做完还有两万块的奖金。”

屋里安静了一小会儿。

电视里还放着春晚的预热节目，主持人的笑声夸张而热烈，更显得我们这张小桌安静。

“剧组啊……”妈妈搓着围裙的边角，“又又，妈不是不让你去。可是，娱乐圈，听说那个地方乱。你一个小姑娘，一个人在外面，吃的住的都不认识，万一碰见什么不三不四的人……”

“妈，我会小心。”

“你怎么小心？人家要是想欺负你，防不胜防的。”

“妈，”我说，“上回咱家小卖部，有个喝醉的人来买烟。你在里屋，听见了，你没出来。”

妈妈一愣。

“你说你知道我能行。”我笑了笑，“我现在还是能行。”

妈妈看着我，看了很久，眼眶忽然有点红。她张了张嘴，最后却只说：“那你，别逞强。”

“不逞强。”我握住她的手，“我有合同，公司的姐姐也很照顾我，我不是一个人。”

我顿了顿，又补了一句：“那两万块奖金，我想……”

“房租的事，你别操心。”妈妈抢在我前面，眼眶红着，却笑了，“妈有数。”

我知道她没有数。小店的账本，我比她算得清楚。可我也知道，这句话，是一个母亲此刻能递出的、最大的东西，我不能不接。

妈妈叹了一口气，转头看向爸爸。

爸爸一直没有说话。

他夹了一个饺子，蘸了点醋，慢慢嚼，嚼得很久，像是在把我说的每一句话，一并咽下去，再一点一点消化。

窗外有人放了一个二踢脚，砰的一声，天上炸开一朵短短的亮光。

“又又。”爸爸终于开口，把筷子放下，“出去看看，是好事。”

妈妈刚要说话，他抬手，轻轻按了一下：“你让我说完。”

“我们家，没什么门路，也没什么背景。但是我们又又，从小就有自己的主意。你想去，爸支持。”

“但是，”他伸出手，竖起三根手指，“三件事，你要记住。”

我坐直了身子，像学生等待老师划重点。

“第一，不卑不亢。别人对你好，你接着，不要觉得是施舍；别人对你不好，你也接着，但不要觉得是你的错。”

“第二，不贪不惧。别人给你的，你该拿的拿，不该拿的，一分也不要；碰到事了，别怕，怕也没用，办法比怕管用。”

“第三，”他看着我，语气放得很轻，“不要欠人。”

我的喉咙忽然有点哽。

爸爸最后这一句，不是随口一说。他和妈妈当年借钱的事，他从来不提，我却一直记着。这三个字，是他用半辈子换来的。

“记住了。”我说。

* *

回北京参加年会之前，我做了一件事。

我把这个学期的奖学金，取出来一部分，一共六千块，装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趁着妈妈去仓库拿货，悄悄塞进了柜台下面那本账本的夹页里。

信封外面，我写了一行字：“给妈妈，补房租。”

我知道妈妈一定会发现。她每天都翻那本账本，翻得比翻手机还勤。

到了除夕那天夜里，我想妈妈应该是早就发现了，她什么也没说，只是在给我的压岁钱红包里，塞得比往年都厚。

我拿着红包，看着她，她背过身去，假装忙着剥橘子。

那个晚上，青川的鞭炮声一阵接一阵，整条街的灯火次第熄灭，只有我们小卖部的灯，一直亮着，亮到最晚。

有最后一刻赶来买盐的邻居，有为了过年要买打火机的男人，有孩子拿着压岁钱，踮着脚买一包最贵的泡泡糖。妈妈每一个都笑着招呼，爸爸在门口贴最后一副春联，是他自己写的，横批：开门见喜。

我站在门口，看着那盏灯，在零点的雪夜里，一点一点，把整条街的黑暗，顶出一小圈亮。

开春后的某一天，我在宿舍里，收到了朵姐的微信。

没有多余的寒暄，只有一行字：

“七月五号，杭州。沈老师那边，已经把你的微信推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