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川的冬天，是从脚底开始的。

寒假我回家帮妈妈看店。“秀兰小卖部”开在老小区的门口，一间不到二十平的门面，卷帘门拉上去一半，里头亮着一盏日光灯，管子两头发黑，嗡嗡地响。玻璃柜台里摆着烟和打火机，柜台后面是一个落地的冰柜，货架上从酱油到卫生巾，从跳跳糖到螺丝刀，应有尽有，挤得像一本被塞满了批注的书。

柜台下面点着一只小太阳取暖器，橙红的光烘着我的小腿，上半身却冷得要命，我把手缩进袖口里，对着账本算当天的流水。

晚上十一点半，整条街只剩我们一家亮着。

妈妈在里屋看电视，声音调得很小，是一部重播了不知多少遍的家庭剧。爸爸还没回来，他是县里超市的配送司机，年底是旺季，常常送货到半夜。

门口的挡风帘被人掀开，带进来一阵酒气和一阵冷风。

“老板，拿包烟。”

来的是个中年男人，四十多岁，外套敞着，脸红得发紫，眼睛里蒙着一层湿漉漉的东西。我认得他，是后面那栋楼新搬来的，白天在小区里见过，西装革履，拎着公文包，正正经经的一个人。

酒真是一面照妖镜，也是一副扩音器。

我把烟拿给他：“二十三。”

他没接烟，倒先接了我的脸：“哟，小姑娘，大学生吧？放假了？”他把一张五十的钞票往柜台上一拍，身子也靠了上来，“来，陪叔叔说两句话，烟钱不用找。”

日光灯嗡嗡响。我听见里屋电视里的人在笑。

说不怕是假的。我手心里有一层薄汗，可我很清楚，在这种时候，怕是最没有用的东西。

我没有后退，也没有提高声音，只是把那张五十块往他那边推了一寸，又拿起扫码的牌子，立在他眼前。

“烟二十三。”我说，“您是扫码还是现金？”

他愣了一下，笑了：“你这姑娘，怎么……”

“还有，”我抬手，朝门框上方指了指，“那边有我爸装的监控，是带收音的。您要是想聊天，我可以明早帮您把今天的录像调出来，您酒醒了，自己再听一遍，看聊得合不合适。”

我的语气很客气，客气得像在介绍一款新上架的酸奶。

男人顺着我的手指抬起头。门框上那只小小的白色摄像头，红点一闪一闪。

他的酒大概醒了三分。

“……开个玩笑嘛。”他讪讪地把五十块收回去，换成了一张二十的和一枚三块钱的硬币，叮当放在柜台上，“现在的小姑娘，一点幽默感都没有。”

“谢谢惠顾。”我说，“慢走，路上有冰。”

他拿着烟，脚步虚浮地走了。挡风帘落下来，扑啦啦地晃了几下。

我站在柜台后面，直到听见他的脚步声拐过墙角，才发现自己的指甲在掌心里掐出了四道月牙。

里屋的电视还在响。

隔了很久，妈妈端着一个搪瓷碗出来了，碗里是热气腾腾的面条，卧着一个荷包蛋，没有香菜。她把碗放在柜台上，把筷子在围裙上蹭了蹭，递给我。

“趁热吃。”

“妈，”我接过筷子，“你刚才是不是听见了？”

“听见了。”

“那你怎么不出来？”

妈妈看了我一眼，伸手把我袖口里露出来的线头掐掉。

“你没喊我呀。”她说，“你要是喊一声，妈就出来。你没喊，妈就知道你能行。”

我低下头吃面。汤很烫，从喉咙烫到胃里，我把脸埋在白气里，让它替我挡一会儿。

第二天下午，房东王姐来了。

她穿着一件貂皮背心，手里捧着一个暖手宝，进门的时候带了一股香水味，把小店里原有的酱油味、烟味和潮气，都冲得退避三舍。

“秀兰啊，”她在塑料凳上坐下，翘起腿，“我看你们这几个月生意不错，年底人流旺。我也不跟你绕，这条街上的铺面今年都涨了，隔壁的奶茶店涨了三成。我心里想着咱们是老熟人，不好意思开口，可这个事又不能不说。”

她用的是“不好意思开口”，说出来的却一点也不含糊：年后起，一年四万，一次付清。

去年是三万。

妈妈站在柜台里头，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脸上慢慢堆出一个笑，嘴角往上提，眼角却往下压，一层层皱起来，像一块被人捏紧又不敢松开的布。

“王姐，你看，这生意也没你想的那么好，现在超市多，电商也冲……”

“哎呀，我知道你难。”王姐摆摆手，眼睛却在货架上扫来扫去，“谁不难呢？可难归难，行情摆在这儿。你要是实在不行，我也不是不能找别人，有个卖早餐的，一直问我呢。”

妈妈赔着笑，又是递橘子，又是倒热水，甚至还拿了一包没拆封的好烟，往王姐包里塞：“你先拿着，抽着玩。我们再想想办法。”

我站在货架后面，手里捏着一包没拆开的餐巾纸，看着妈妈的笑。

我讨厌这种笑。

很小的时候，我就见过。那年爸爸生病，家里没钱，妈妈带我去亲戚家借钱，她在人家门口站了很久，进门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个笑，嘴角提着，眼睛里却全是求。那个笑，一直在我记忆里停着，像一枚没取出来的钉子。

我不是讨厌妈妈。我是讨厌那个，让她必须这样笑的世界。

王姐走了以后，妈妈把橘子一瓣一瓣收回盘子里，没有看我，说：“没事，涨就涨吧，咱们再多进点货，周转起来就行了。”

我说：“嗯。”

我没有说，我在账本上算了很久。四万，一次付清，加上进货的压货款，妈妈的流动资金，撑不到五月。

傍晚，爸爸回来了。

他把货车停在小区门口，带着一身冬天的寒气进门，棉帽檐上都结了霜。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两个还冒着热气的烤红薯，递给我一个：“又又，趁热。”

我接过来，红薯皮烫得我两只手来回倒。

“王姐的事，我听说了。”爸爸说。他一边洗手，一边看着水龙头里哗哗的水，“她在楼下碰见我，说得挺客气。”

“爸，她涨了一万。”

“嗯。”

“你不生气吗？”

“气，”爸爸甩了甩手上的水，“气也没用。我们又又，是不是也在生气？”

我把红薯皮剥开，没有答。

爸爸擦干手，在小板凳上坐下，两只手搭在膝盖上，忽然笑了一下。他有一种很奇怪的本事，不管多难的一天，他总能在末尾找出一句诗来，像从口袋里摸出一颗糖。

“苏东坡被贬在黄州，”他说，“有一回走在路上，下起了大雨，雨具都被带走了，同行的人个个狼狈，只有他一个人，慢悠悠地走。后来他写：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爸，”我无奈，“你又背诗。”

“背诗怎么了，背诗不花钱。”爸爸说，“雨要下，咱们管不着。走得快一点，慢一点，唱歌还是哭，是咱们自己说了算。”

他说完，端起妈妈递来的茶杯，吹了吹，抿了一口。我把红薯掰成两半，一半给他。

夜深了，爸妈睡下以后，我一个人坐在柜台后面，把日光灯拧暗了一格。

小本子是我随身带的，封面是最便宜的那种牛皮纸。我翻开最后一页，握着笔，想了很久，写下一行字：

我要有权利说“不”。

写完以后，我盯着那个“不”字，觉得它很轻，又很沉。

手机在柜台上震了一下，亮起来。

是市场部的方朵，朵姐。

“又又，周六年会，一定来。老板想见你。”

作者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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