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重病室住了一个月，余医生才把我移出重病室，安排到三病室。

重病室其实和普通病室没多大差别，只是重病室门口有两把椅子，护士阿姨一般会坐在那里值班，对重病室的病人照看要比普通病房严格一点罢了。

只要是进来的病号，基本都要先住进重病室，过渡一段时间，然后移到别的病房。

在重病室这一个月，我对四科有了了解，也可以说我对自己的处境有了了解。

我从一开始的反抗挣扎，不承认自己是精神病，到后来认清现实，承认自己有病。

被绑的那六天，是我挣扎反抗求生**最强烈的时候，我无时无刻不在嚎叫：“放了我，我没病，放我出去，我不是精神病....”

嚎叫的声嘶力竭，但没人搭理我，我便由累生恨的骂人：“我曹尼玛，我曹尼玛，放了我啊，放了我啊......”

我的喊骂声并没有人搭理，倒把病房里的张爱民吵到了，他便骂我：“你个臭精神病，嚎什么嚎，吵死了，玛德一直绑着你，一辈子把你绑在这里。”

“我不是精神病，我没病，我会出去的。”我看着张爱民说。

张爱民明显是故意挑弄我，打发无聊的时间。

他戏谑里夹杂污辱的说道：“这里那个不是住了三年五年的，你将来跟他们一样，不，你住的比他们时间还要长，和张阳一样，住十年，老死在这里，这里就是你的家。”

他不解气又补充道：“你这臭精神病，你一直嚎，吵死人了，看你病的不轻，你全家估计都有病，你爸你妈都有病，才生出你这有病的种，将来你的孩子也是精神病，哦，你这死样子，谁会嫁给你，倒八辈子霉……”

我神情有点恍惚，怔怔的看着他，慢悠悠的争辩道：“我没病。”

我听出张爱民话语里恶毒、歹毒的意思，此刻我还真没病，其实有没有病我自己还不清楚吗，某个时刻我的确是精神病，但此刻我绝对不是，我清楚的很，我只是命运不好，霉运缠身罢了。

绑在床上的我，看着张爱民那年轻，白净，帅气的样子，我心里忽然觉得他是个杂种，是个恶魔，他看着是个人，长得还不错，可人心隔肚皮，透着坏呢，这杂种……

见我弱弱的回复，张爱民开心的狂笑，愈加的放肆说到：“你个精神病，四科以后就是你的家，你就一直住在这里吧，你出不去，哈哈。”

本来就急于想出院的我，被他的话整着急了，急忙反抗的说：“你不也是精神病，我出不去，你也出不去。”

他冷笑一声，看都没看我一眼：“去尼玛的，老子能和你一样，老子是躁狂症，不是精神病，在单位干架把指导员打了，过几天就有人来接我出院，你个臭精神病一直待在这里吧。”

他还不解气的骂一声：“曹尼玛的，和你这傻逼住一块，真踏马倒霉。”

张爱民不礼貌，挑衅的话把我激怒了，我张口朝他骂到：“我曹尼玛，你以为我想和你住一块，曹尼玛的，嚣张你妈的逼。”

张爱民没想到我会骂他，他愤怒的脸一下涨红，蹭的一下从床沿站起来，大声说到：“我曹尼玛，你再骂我妈试一下。”

嗬，这傻逼蛮横的不行，只准他骂别人，别人骂他就不行。

好似我真日了他妈一样，张爱民非常生气，好似他真是一个大孝子呢，既然你想听，那我也不惯着他，破口而出：“我日你妈，我日你妈，我日.....”

第三个日你妈还没说出口，张爱民疾步走到我床前，挥手给了我一耳光，啪的一声。

张爱民生气愤怒的看着我，用手指指着我说：“你再骂一个试试。”

我四肢被牢牢的绑在床上，只能直挺挺别扭的坐在那里，瞪大眼睛愤怒的瞪着他。

结结实实挨了他一耳光，可我没被打怕，依旧怒目圆睁满足他的要求，更大声，底气十足的喊道：“我草你妈，我草死你妈。”

“啪。”又是一耳光落在我脸上。

他甚至抬起脚踹我，这杂种欺负我被绑在床上，这杂种下死手，我的腿被他狠狠踹了两脚，但我反倒生出一种拼刺刀视死如归的勇气，怒目而视的瞪着他。

四目相对，怒目而视，张爱民明显被我凶狠的目光震住了，他准备往我身上踹第三脚时，完全没了前两脚的果敢与凶狠，他的眼神明显有了怯意，明显他泄了气，第三脚踹到了床沿上，发出很响的沉闷声，但实际并没踹到我身上。

很明显吃亏的是我，但我嘴巴不讨饶，他打的猛我骂的猛，房间的病号小花比较心善老实，见情况不对赶紧过来拉架。

而坐在门外的阿姨，其实一开始就发现病房的对峙，可她并不管，在最后才从门口探个脑袋，说了句：“干什么呢。”

张爱民这才气呼呼的回他的床上，不过从他走路的气势，以及神情，我看出他在为白打我三耳光而自鸣得意。

同时从门口阿姨的态度反应，我也明白，她是无心无意来管这种事，只要不打起来，不出事故人命，那么武力暴力是被允许的。

看来不管什么地方，没有绝对的公平正义，都是凭实力争取的，人就是分三六九等的。

经过几天相处，我也发觉张爱民家里条件似乎不错，经常有人给他送来牛奶面包等一些好吃的。

阿姨总会喊：“张爱民有人给你送东西，来拿一下。”

那语气的平和、和蔼，与普通病号说话交流完全不一样，好在病人大多都是普通人，有钱有势的终归是个例。

张爱民果然没住多久，他就离开了，他离开时我还没有搬出重病房。

在重病房，只要丁主任、余主任来病区查房，我都像条狗似得，急忙上前极力辩解，想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乞求他们放我出去。

不过他们大部分时间都不愿搭理我，丁春燕医生简单礼貌的一句话：“你是余医生的病号，可以和余医生说。”

而余主任或许从我绝望渴求的眼神中看出了我的可怜，他说：“只要你单位同意，你就可以出去。”

周三可以往外打电话，我便给母亲打了电话，电话接通那一刻，我嗓子哽咽，几乎说不出话，我是带着哭腔说：“妈，我没病，我想出院。”

电话那头，母亲也哭了，我听到了母亲擦眼泪的声音：“儿子，你好些了吧。”

“嗯。”

“听医生的话，咱好好配合治疗。”

“妈，我真没病。”我祈求、哀求般无奈的说。

同时，我心里一沉，咯咚一声，觉得完了，母亲也认为我有病，看来所有人都认为我有病了，现在自己认为自己没病是不行的，没人相信，没人同意的。

回想不久前的事：“砸玻璃、夜里不睡、被六七个战友抬上车、胡言乱语、大喊大叫、尿裤子、航母、间谍.......”

那些乱七八遭的事，都是我脑子里幻想出来的，并没有什么危机，可能是那段时间部队的反间谍宣传工作太到位，我陷入其中无法自拔。

我终于恍然大悟，现在就算把天说破，也证明不了自己没有病了，无奈我只好向母亲要了单位领导的手机号。

可只有一次通话机会，一旁的病友催促监督着，我只好要来纸笔记下单位的手机号码，等待下周三打电话联系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