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会议之后,江寻连续三周没有出现在任何有沈与时的场合。这不是一个容易的事,项目很大,涉及很多部门、很多人、很多会议。甲方和乙方之间的沟通频繁到每天都有邮件往来,每周都有例会,每两周都有方案汇报。江寻是总设计师,按照正常的流程,他应该出席所有这些会议,因为没有人比他更了解这个项目的设计理念、技术难点、进度安排。但他没有出席,他让副手去了。
周工每天抱着图纸和笔记本,在各个会议室之间穿梭。他回来的时候会把会议记录放在江寻的桌上,江寻会翻开看,看沈与时说了什么,提了什么意见,对哪个方案比较满意,对哪个方案不太满意。他把沈与时的每一句话都记在心里,像一个在收集情报的人,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沈与时说“这个立面太复杂了”,他在图纸上把立面的线条简化了。沈与时说“这个颜色不太对”,他在色卡上重新挑了一个颜色。沈与时说“这个阳台太大了,成本太高”,他的笔尖在“阳台”两个字上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往下看。
周工有一天忍不住了,站在江寻的办公桌前,推了推眼镜。“江总,甲方那边问您什么时候能亲自参加一次会议。他们说,有些问题周工做不了主,需要总设计师确认。”江寻低着头在画图,他的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响,画一条很细的、微微弯曲的线。那条线是阳台的栏杆,他已经画了很多遍了,每一遍都不一样。这一遍的弧度比上一遍大了一点,大到刚好能让一个人把手臂搭在上面,看远处的天空。
“你告诉他们,我最近在赶另一个项目的图纸,没时间。”江寻说。他的声音很平,平到像一个人在念课文。他的笔没有停,继续画那条线。
周工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他转身走了。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停了一下,回头看了江寻一眼。江寻还是低着头在画图,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他身上,把他的白衬衫照得像一张半透明的纸。他的背影很瘦,很直,肩胛骨在衬衫下面突出来,像两块锋利的、会硌人的石头。周工想:江总最近是不是太累了?他好像瘦了。他没有说,关上门,走了。
江寻不知道的是,沈与时每次开会都会问同样的问题——“江总今天不来吗?”周工每次的回答都一样——“江总在赶另一个项目的图纸,实在走不开。”沈与时听到这个回答的时候,表情没有任何变化,平静得像一面没有风的湖。但他的手会动——他会拿起桌上的矿泉水瓶,拧开盖子,喝一口水,再把盖子拧上。这个动作他每天会做很多次,多到他自己都没意识到。但如果有人统计,会发现他每次问完“江总今天不来吗”之后,喝水的概率比平时高了很多倍。他在用喝水来压住一些东西。那些东西说不出口,只能压下去,用水,用瓶子,用拧盖子的动作。
第四周,沈与时报堵在他公司楼下。
那天江寻加班到很晚。项目进入了关键阶段,方案需要大改,甲方的意见很模糊——“这个感觉不对,但我也说不上来哪里不对。”这是甲方最让人头疼的意见,没有指向,没有标准,没有答案。他只能一遍一遍地试,一遍一遍地改,一遍一遍地推翻自己,从头再来。他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图纸,图纸上画满了线,线很密,很乱,像一个在迷宫里走了很久的人留下的痕迹,每一条路都走过,每一条路都是死路。他把图纸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垃圾桶满了,纸团掉在地上,滚到了桌子底下。他没有捡。
他走出办公楼的时候已经快十点了。广场上空荡荡的,路灯还亮着,橘黄色的光把地面照得像一个大大的、温暖的圆盘。他站在门口,把外套的拉链拉到最上面,风很大,吹得他的头发乱飞。他低着头的,看着地面,走得很慢,像一个在思考问题的人,每一步都走得很重,像是要把答案踩出来。
然后他听到了一个声音。
“江寻。”
他抬起头。沈与时站在路灯下,穿着那件深灰色的大衣,没有系扣子,里面是黑色的高领毛衣。他的脸被橘黄色的光照亮了,一半在光里,一半在影里。光的那一半是暖的,影的那一半是冷的。
他站在那里,不知道等了多久。也许是一个小时,也许是两个小时,也许是从傍晚就开始了。他的大衣上有一层薄薄的露水,在灯光下反着光,像一层很细很细的、透明的糖霜。他的头发也被露水打湿了,额前的碎发贴在额头上,像刚洗完澡没擦干的样子。江寻看着他的头发,想:他等了很久。
“江寻,你连见我都不敢了吗?”沈与时说。他的声音不大,但在空旷的广场上被放大了,像一个人在空旷的房间里说话,声音撞在墙壁上又弹回来,变成了很多个声音的重叠。
江寻站在原地,没有动。他看着沈与时,目光在他的脸上停了一下。只是一下,然后移开了。他看着地面,看着自己的影子,看着影子被路灯拉得很长很长,像一个在地上行走的、瘦高的、很孤独的人。“我为什么要见你?”他说。声音很平,平到像一个人在念课文,但他的手指在口袋里抖,抖得很厉害。冷是从里面往外的,不是从外面往里的。他的心冷了。
沈与时朝他走过来。步子不快不慢,皮鞋踩在地面上,发出很实的、很稳的声音——嗒,嗒,嗒。每一声都像一颗石子,被扔进了江寻的心里。石子不大,但扔得很准,正好扔在心跳最用力的那个地方。他走到江寻面前,停下来。两个人的距离不到一米,一米,一个手臂的长度,一个拥抱的距离。风从他们之间穿过去,把江寻的头发吹起来,把沈与时大衣的领子吹得翻起来又落下。
“因为我想见你。”沈与时说。他的声音比刚才小了,小到像一个人在说一个很小的、很轻的、怕被风吹走的秘密。
江寻抬起头。他看着沈与时的眼睛——那双深棕色的、瞳孔很深的、像琥珀一样的眼睛,也在看着他。两个人的目光在空气中撞在一起,像两束光,穿过十月的冷风,穿过路灯的橘黄色光芒,穿过六年的时间。时间很长,长到可以改变很多东西,但它改变不了目光的形状。沈与时的目光还是软的、暖的、像冬天的被窝一样的。江寻的目光还是硬的、冷的、像冬天的冰面一样的。但冰面下面有水,水在流,流得很快,很急。他看着沈与时,想从他的眼睛里读出些什么。那双眼睛太深了,像两口很深的井,他看不到底。他只能看到自己的倒影,很小,很模糊,在井水的表面晃来晃去。
“我不想见你。”江寻说。声音还是平的,但比刚才小了。小到像一个人在说一个他自己都不太相信的谎言。他的手在口袋里攥紧了,指甲嵌进了掌心的肉里,疼,但他没有松开。他需要这种疼,疼让他清醒,让他知道这不是梦。沈与时真的站在他面前,真的说了“因为我想见你”。但他说了“我不想见你”。他在说谎。他的手在说谎,他的嘴在说谎,他的心没有说谎。心在说“我想见你。我想见你想了六年。我想见你想得快要疯了。”但他不能说,因为他还没有准备好。他还没有原谅他。
沈与时看着他。他的目光从江寻的脸上移到他的眼睛上,又从他的眼睛移回他的脸上。“你在说谎。”他说。他的声音不大,但很确定,像一个在陈述事实的人——“今天星期二”“明天星期三”“你在说谎”。他看着江寻的眼睛,那双深棕色的、瞳孔很深的、像琥珀一样的眼睛,在路灯的光里变成了浅棕色,像一杯被水稀释了的咖啡。他知道这双眼睛不会说谎,他在说谎的时候眼睛会变——瞳孔会微微收缩,虹膜的颜色会变浅。现在他的瞳孔收缩了,虹膜的颜色变浅了。他在说谎。
江寻没有说话。他从沈与时身边走过去,走得很近,近到他的大衣擦过了沈与时的大衣。黑色和深灰色在空气中交叠了一下,然后分开。布料的摩擦声很小,很小,小到像一声叹息。他走过去了,没有回头。他的步子很快,快到像一个在逃跑的人。他的后背能感觉到沈与时的目光,那道目光像一只手,轻轻地放在他的肩膀上,不重,不疼,但它在那里。他走的时候,那只手从他的肩膀上滑下去,滑到他的手臂,滑到他的手腕,滑到他的手指。他想握住那只手,但他没有。因为那只手不是真的手,是目光。目光握不住,抓不到,留不下。你只能让它看着你,看着你走远,看着你消失。
他走到巷口,拐了弯。那道目光断了。
他靠在巷口的墙上,闭上眼睛。墙是砖头砌的,表面抹了水泥,水泥很粗糙,硌得他的后背很疼。他没有动,因为他需要这种疼。疼让他清醒,让他知道他不是在做梦。沈与时真的来了,站在他公司楼下,穿着深灰色的大衣,说“因为我想见你”。那六个字在他的脑海里反复播放,像一个被按了循环播放的录音机,磁头贴在磁带上,磁带不停地转,那六个字不停地响。他睁开眼睛,巷子里很暗,只有远处路灯的光从巷口漏进来,在地上画出一条细细的、橘黄色的线。他看着那条线,想:他还在吗?他走回去了吗?他还在等吗?他不知道。他不敢回去看。因为他怕回去的时候,那里已经没有人了。
他站了很久,久到腿都麻了。他扶着墙,一步一步地走回家。家不大,一居室,窗户朝南,阳光很好。他在阳台上放了两把椅子,并排摆着,中间有一个很小的桌子。桌子上什么都没有,只有灰尘。他走过去,坐在左边的椅子上。右边的椅子是空的。他看着那把空椅子,想:他什么时候才能坐上来?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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