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多才多艺的母亲“樊组长”

大概临近午饭时分，炽热的阳光毫无遮拦地洒在大地上，我们乘坐的车终于缓缓驶入黄陂境内。

车子一路颠簸，开到一个小山坡前，前方再无车行之路了。

我们下了车，货车司机掉转车头，沿着来时的路原路返回。

我和父母踏上了一段蜿蜒曲折的山路，脚下的石子时不时硌着脚底，让人有些难受。

经过一番跋涉，终于来到了乡政府门前。

父亲抬手推开一个办公室的门，屋内有个办事员模样的人正坐在桌前忙碌。

那人抬起头，打量着父亲，问道：“你有什么事吗？”

“我是从麻城来的，想下放到老家，特地来办手续。”父亲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急切和期待。

“我们没收到通知呀，你有手续吗？把文件拿来我看看。”办事员一脸公事公办的表情，伸出手索要文件。

“我家本来是下放到麻城本地的，不是下放到这里。但我一心想回老家。请你帮帮忙吧！”父亲语气诚恳，眼中满是恳求。

“你太荒唐了吧！你这个忙我可帮不了。”办事员极不耐烦地摆了摆手，声音提高了几分。

那人说的一点也没错，父亲办的这事确实有些荒唐。此时，也该把我家下放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说清楚了。

1960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粮食短缺，商品粮供应紧张，国家实行精简压缩政策，临时下放吃商品粮的人口。

按照当时的政策，下放对象是下放到镇边上的农村，而且是临时下放，没过两年，大部分人基本上都回城了。

我家本不在下放之列。当时划了一条线，规定从1957年以后进城的人口中下放一部分，而我家一直是城里的常住居民，本不可能被下放。

然而，刚从工厂下岗的母亲却可能在这下放之列。

搞□□的时候，麻城县纤维板厂上马，母亲被招工进厂。

起初母亲并不愿意去，是父亲硬劝她去的。

父亲说：“这可是国营企业，进了厂就是国营职工，比你在集体企业强多了。”

也许是爷爷在当地威望颇高，又或许是父亲带头参加公私合营，还是县人大代表的缘故，母亲被推选为中馆驿镇居民组组长，这职位相当于现在的居委会主任，管理着好几个集体企业。

街上有理发店、小餐馆、照相馆、手工作坊等，还有轧米厂、养蜂场、养蚕场。

记得小时候，母亲常带着一些年轻妇女去桑园采桑叶，有时也会带上我。

我还记得父亲和爷爷一起绞蚕丝的场景，每当绞蚕丝的时候，就有蚕蛹吃，奶奶经常炸蚕蛹给我吃，那酥脆的口感，鲜香的味道，至今仍让我回味无穷。

那时，“樊银花组长”的名号在镇上可是响当当的，所以母亲一开始并不愿意去当那个国企职工。

可母亲终究拗不过父亲，还是辞去了居民组长的职务进了厂。

母亲作为技术骨干培养对象，被选派到武汉培训了两个月。

母亲对在武汉培训的日子十分怀念，她回忆说，当年曾游过东湖，还登上过行吟阁。

直到母亲88岁那年，还特意要我陪她去游东湖，再看一眼行吟阁。

偏偏在这搞下放的节骨眼上，县纤维板厂突然下马，母亲就这样下岗了，成了新中国第一批国企下岗工人。

母亲回不了居民组，就有可能成为下放对象。

母亲曾多次埋怨父亲：“要是我没辞去居民组长，现在该是我来决定下放谁，怎么会轮到别人来决定下不下放我！”

说到这，就不得不提到那位取代父亲做工商联主席的同乡吴良。他的家属及亲戚有十多人是1957年以后才进城的，都在此次下放之列。

吴良私下里找到我母亲，脸上带着几分神秘的笑容，对母亲说：“我听说，古正清以前那个相好的还在和他联系呢，他们和你婆婆都商量好了，准备不要你了，你还被蒙在鼓里。你不如趁这次下放的机会，和他一起下放回我们老家去，这不正好吗？你赶快写个申请给我，我帮你把你们家放到下放名单里去。”

母亲听后，心中一惊，疑惑地说：“他不在下放的范围内呀？”

“只要家属主动提出申请，也是可以的。”那同乡狡黠地笑着，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

母亲一时糊涂，竟答应了那个同乡的妻子。母亲不识字，还是那位同乡代写的下放申请书。

有一个人看到了这个申请书，十分诧异，古家怎么会申请下放呢？消息很快就传了出去。

有人到书店买书，正好遇见父亲在书店里忙碌，那人就对父亲说：“你还忙什么呢？听说你被下放了，真想不到。”

父亲一听，顿时火冒三丈，大声说：“怎么可能！你别乱说！”

那人赶忙解释：“是真的，别人都看到下放名单了！”

父亲火爆急躁的性情瞬间爆发，于是就出现了前面那一幕。

父亲立刻找了一辆大货车，开到家门口，要把全家拉回老家。

可爷爷奶奶坚决不同意，只有母亲愿意上父亲的车。

那个同乡说的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那同乡说的事确实让母亲难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有几个月都没和父亲说话。

的确，有一个女人爱上了父亲，这个女人还曾给我买过一件衣服。

她是一位很漂亮的年轻女子，有一双又长又粗又黑的辫子。

但父亲是个传统保守的人，自幼熟读四书五经，深信孔孟之道，再加上他一辈子深爱着母亲，根本不可能抛弃母亲。

母亲是值得父亲深爱一辈子的。

母亲的家世也相当不错，外公也算是个大老板，在城里开了一个很大的棺材铺。

母亲出生时，外公在老家搞了个声势浩大的庆典，唱了一百天赌博戏。

所谓赌博戏，就是搭一个大戏台，请来名角唱戏，邀请亲朋好友和四邻八党来看戏，台下摆满供来宾赌博的桌子，还摆流水席招待来宾，大家大吃大喝。仔细算算，这场庆典得花费不少钱。

不就生了个女儿么，为什么要搞这么大的排场呢？

原来，外公和外婆结婚多年都没有孩子，就在母亲出生的前一年，抱养了一个女儿，取名金花。

谁知道抱养女儿后不久，外婆就怀孕了，外公喜出望外，于是才有了这么一个声势浩大、花费巨大的庆典。

父亲深爱母亲，当然不是因为母亲家世好，主要是母亲非常漂亮，又十分贤淑，还特别心灵手巧。

奶奶当年选母亲做童养媳，也是看中了母亲的人品。

外公也不是因为家贫才送女儿去做童养媳，而是因为他也看上了从小就天资聪慧的父亲，当然，爷爷的声望和奶奶的贤德也是重要因素。

母亲自幼就显露出非凡的天赋，不仅长得清秀可爱，而且聪明灵巧，无论学什么都一学就会。

六岁时，就能熟练地纺线，还能踩在小板凳上做饭。

四五岁时，就展现出了歌舞天赋。

我们老家当时是新四军五师的防区，属于鄂豫皖根据地，是老苏区，我们村周围十几里内就出了十几位开国将军，像□□、韩先楚、秦基伟、王近山、董必武等。

当时，村里有农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组织。经常有文工团的队员来村里搞宣传活动，还教孩子们唱歌跳舞。

母亲总是学得最快，跳得最好。有个女宣传队员曾说：“可惜这小女孩太小了，要是大一点，就招到我们文工团来。”

母亲八十多岁时，还对我谈起当年的情景，还能唱起当年学的歌《八月桂花遍地开》，还能跳起当年学的秧歌舞。

母亲很有艺术天赋，会唱很多鄂东民歌，我小时候经常听母亲唱，那歌声婉转悠扬，非常好听，像《娘送女过西河》《十把扇子》等。

母亲只要有机会就唱，哪怕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她也能唱得起来。

在田里扯秧，她坐在秧马上唱；在山上摘棉花，她带着姐妹们一起唱；在厨房里做饭，她边洗菜边唱；晚上在灯下纺线、纳鞋底，她也唱个不停。

母亲是个戏迷，特别喜欢唱楚戏，她是沈云陔、姜翠兰的忠实粉丝。

我给母亲买了个唱戏机，里面有上千个楚剧唱段。母亲晚年生活中的主要活动，就是跟着唱戏机唱楚剧。

有时候还跟父亲一起唱，母亲的嗓子清脆悦耳，比父亲唱得好听多了。

母亲特别爱漂亮，80多岁了，还爱穿漂亮的裙子，我的两个妹妹给母亲买了很多漂亮的裙子。

母亲还经常穿着漂亮的裙子去跳广场舞，在人群中，她满头银发，格外引人注目。

要说起母亲的手，那可真是灵巧得让人惊叹。

母亲曾开玩笑说，她是千手千脚的观世音，这一点也不夸张。

只要给她棉花，不出村，不求人，她就能把棉花变成线，变成布，再变成各式各样的衣服、鞋子。而且那布还有各种颜色、各样花纹。

我们兄弟姐妹七人，身上穿的，脚上穿的，大多是母亲的杰作。我直到上中学，一直穿的是母亲做的衣服。

母亲还是绣花工艺品的高手，可以算是民间的工艺大师。

母亲做的老虎枕头、猫头鞋，又精致又好看。

有人出一千元买她做的一个老虎枕头，她都不卖，她说：“这是给曾孙做的。”

后来，母亲给她的曾孙，也就是我的双胞胎孙子，做了两对老虎枕头和四双猫头鞋。

奶奶非常喜欢母亲，尤其是母亲当上居民组长后，奶奶更是对母亲佩服不已。

然而，奶奶的确有过那位同乡所说的想法，但由于父亲坚决不同意，此事早已作罢。

奶奶是个非常通情达理的人，那为什么会有过这种想法呢？

这就要说到抗日战争时期在老家发生的一件极不寻常的往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