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权益保障条例》立法通过的第二天，君澜接到一起新的求助——瀚海河市最大的电子厂在招聘中明确标注“只招男性”，有女大学生带着简历应聘，被保安直接赶出门，还放话“女人干活不如男人，来了也是浪费工位”。她立刻带着实习生去电子厂暗访，录下了人事部经理“女性要生孩子休产假，我们不养闲人”的嚣张言论，还发现工厂存在“男性员工薪资比女性高20%”的隐性歧视。

报道发出去的当天，电子厂就发声明“否认歧视，是招聘信息表述失误”，还动用关系让部分媒体撤稿。君澜没慌，一边联系省妇联寻求支持，一边整理“电子厂历年性别薪资差”的数据，准备做深度报道。而此时的沈砚之，正在主持“优化营商环境”会议，会上有企业代表提到“电子厂是纳税大户，建议政府不要过度干预企业招聘”，他直接反驳：“企业纳税不能成为歧视员工的借口，《女性权益保障条例》刚通过，就有企业顶风作案，必须严肃处理。”

散会后，沈砚之让市人社局牵头，联合妇联、市场监管局成立专项调查组，进驻电子厂核查。他没联系君澜，却在调查组的工作方案里，特意加入“允许媒体全程监督”的条款——他知道，君澜需要这个“监督权”来做深度报道，也知道只有媒体和政府联动，才能让歧视问题彻底曝光，避免后续企业效仿。

君澜收到调查组“允许监督”的通知时，正在整理女大学生的应聘记录。她立刻带着相机去了电子厂，正好遇到沈砚之也在。他正在和调查组负责人交代“要重点核查薪资台账和招聘记录”，看到君澜，只点了点头，继续部署工作。君澜也没打扰，专注地拍摄调查组核查的过程，录下电子厂负责人“承认隐性歧视”的录音。

当天下午，君澜的深度报道《电子厂性别歧视调查：招聘拒女性，薪资差20%》和人社局的“电子厂涉嫌就业歧视，罚款50万元”通报同时发布，引发全网热议。省妇联借此机会，在瀚海河市召开“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座谈会，邀请君澜做主题发言，沈砚之作为市政府代表出席。

会上，君澜结合采访案例，提出“建立企业性别平等认证制度”的建议；沈砚之则当场表态，市政府会将“性别平等认证”纳入企业评优、税收优惠的考核指标，从政策层面推动性别平等。两人一从媒体监督角度，一从政策制定角度，一唱一和，把女性就业保障的话题推向了新高度。

散会后，两人并肩走出会场。“你的建议很好，我已经让法制办研究‘性别平等认证’的具体细则了。”沈砚之说。“你的政策支持也及时，不然光靠报道，很难让企业真正整改。”君澜回应。夕阳落在两人身上，影子拉得很长，没有暧昧的话语，只有对“把事做好”的默契——这才是双A的相处模式，彼此欣赏，彼此成就，在各自的领域里发光，又在需要时，成为对方最有力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