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了个天朗气清的日子，区政府的干部和街道的代表，由石海霞陪着，一路敲锣打鼓地来到了我家小院。那阵仗，引得左邻右舍都探出头来看热闹。
两位穿着崭新中山装的干部，郑重地将两块簇新的牌子，一左一右，钉在了我家门楣两侧。左边那块，红底金字，写着“光荣烈属”；右边那块，同样醒目，写着“爱国开明”。阳光照在牌子上，金字反射着光，晃得人有些睁不开眼。钉完了牌子，一位领导模样的同志又双手递上一个用红纸包得方正正的小包，说是政府给我的“抚恤金”和这次表彰的“慰问金”，让我一定收下，往后按月都会有人送来抚恤金，让我安心生活。
我接过那沉甸甸的红包，心里也沉甸甸的，不是钱的重量，而是那份被认可、被记住的郑重。我看着门楣上那两块牌子，它们取代了往日可能悬挂的什么“积善之家”之类的旧匾额，标志着一种全新的、与我前半生截然不同的身份和荣光。
海霞一直站在我身边，穿着她那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臂章上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字样，她看着我，眼里满是欣慰和鼓励的笑意。
热闹过后，干部们告辞离去。海霞拎着她那个简单的行军背包，对我笑道：“玉娟，不赶我走吧？组织上批了我一天假，我今晚就在你这儿蹭住一宿了。”
“求之不得！”我拉着她的手，欢喜得不知如何是好。
夜里，洗漱完毕，我们俩挤在当年我和明泰的那张旧炕上。屋里只点着一盏小油灯，光线昏黄。海霞脱下外衣，只穿着一件单薄的衬衣。当她转身放衣服时，我猛地瞥见她左边肩胛骨下方，靠近心口的位置，有一个铜钱大小的、深褐色的疤痕，疤痕周围皮肤皱缩，形成一个清晰的、穿透性的印记，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格外刺目。
我的心口像是被针猛地扎了一下，呼吸一窒。
海霞察觉到我的目光，不在意地拉了下衣服，试图遮掩，语气轻松：“没事，老伤了，早不疼了。”
我却不由分说，轻轻拉住她的胳膊，手指颤抖着，悬在那疤痕上方，终究没敢碰触，只低声问：“这……这是怎么弄的？”
她见我执拗，便重新坐好，靠在炕头，目光投向窗外沉沉的夜色，仿佛穿透了时空，回到了那烽火连天的岁月。
“那年，我离开西宁后，几经周折，到了延安，进了抗日军政大学（抗大）学习。”她的声音平静，却带着回忆的悠远，“那时候，我们都以为到了后方，能安心读书了。可一九四二年五月，鬼子发动了规模空前的‘五一大扫荡’，矛头直指我们冀中根据地，想要一举摧毁像我们抗大这样的八路军骨干摇篮。”
油灯的光晕在她脸上跳跃，她的神情变得凝重起来。
“敌人来得突然，攻势很猛。我们抗大二分校的师生，立刻从‘学员’变成了‘战斗队’。”她继续说，语速不快，却字字清晰，“我们被编成一个个小分队，凭借在学校里学的游击战术，在敌人的包围圈里穿插、突围。那真是一段……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日子。”
她顿了顿，我的手下意识地攥紧了她的胳膊。
“有一次，我们小队在转移途中，在一个村口和鬼子的一个小队遭遇了。”她的声音依旧平稳，但我能感受到她身体微微的紧绷，“子弹嗖嗖地飞，打得土墙噗噗直响。我负责掩护同志们先撤，趴在矮墙后头射击……就感觉左边肩膀像是被一个大锤子狠狠砸了一下，火辣辣地疼，半边身子瞬间就麻了，血一下子就浸透了衣服……是鬼子的‘三八大盖’，打穿了。”
我倒吸一口凉气，攥着她的手猛地收紧，指甲几乎掐进她的肉里，仿佛那子弹也打在了我自己身上。我能想象出那血淋淋的场景，能感受到那份钻心的疼痛。
“后来呢？”我的声音带着自己都没察觉的颤抖。
“后来……”她收回目光，看向我，脸上露出一丝劫后余生的庆幸和属于战士的骄傲，“幸好没伤到要害，同志们拼死把我拖了下去，找了个老乡家简单包扎，躲过了鬼子的搜查。那时候缺医少药，伤口发炎，高烧了好几天，差点就……不过，最终还是挺过来了。”她轻轻拍了拍我紧攥着她的手，安慰道，“都过去了。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我们抗大，虽然在那次扫荡里也有牺牲，但绝大部分师生都冲了出来，保存了力量。敌人想消灭我们，办不到！”
我听着她轻描淡写地讲述着生死经历，看着她肩上那狰狞的伤疤，再想到长眠在豫西的明泰，心中百感交集，泪水无声地滑落。他们这一代人，为了今天的太平，付出的实在是太多、太重了。
那一夜，我们并头躺在炕上，说了很久很久的话，直到油灯燃尽，月光透过窗棂洒进来。我像往常一样，换上了柔软的睡鞋，炕边，并排摆着她那双结实的、沾着泥土的布鞋，和我那双尖俏的、缎面的小弓鞋。一大一小，一朴一丽，静静地依偎在一起，就像许多年前，我们青春作伴时那样。
第二天清晨，我正坐在院里的小凳上，就着铜盆里的温水洗脚，小心翼翼地解开裹脚布，露出那双苍白、变形、承载了我半生荣耀与痛楚的小脚。海霞收拾利落，准备离开，她走到我身边，目光落在我的脚上，停留了片刻。
她忽然轻声说了一句：“玉娟，你这双脚……缠得真是周正。”
我愣了一下，抬起头看她。她的眼神里没有我预想中的怜悯或批判，反而带着一种复杂的、近乎欣赏的平静，仿佛在看待一件凝聚了特定时代所有矛盾与美的艺术品。她或许不认同这背后的残酷，却尊重这具身体所承受和代表的一切。
她说完，冲我笑了笑，拍了拍我的肩膀：“我走了，工作忙，有空再来看你。”
我目送她挺直的身影消失在院门外，步履生风，充满了属于新时代的力量。
时光荏苒，街道两旁的低矮土房渐渐被整齐的砖瓦房取代，泥泞的路面铺上了石子，后来又变成了平坦的水泥路。我老了，头发花白，步履愈发蹒跚，出门开始需要拄着拐杖。
一个寻常的午后，我拄着拐杖，坐在街边墙根下，眯着眼晒太阳，享受着那份静谧的暖意。正值午休时间，不远处新建的小学校里，传来清脆的铃声。紧接着，一群穿着统一蓝色校服、戴着红领巾的孩子，像欢快的小鸟一样，从校门里涌了出来。他们叽叽喳喳，蹦蹦跳跳，脸上洋溢着无忧无虑的笑容，浑身充满了蓬勃的朝气。
那鲜活的、怒放着的青春，像一道光，刺痛了我昏花的老眼。恍惚间，我仿佛看到了多年前，我和海霞，还有学堂里那些女同学们，穿着各色旗袍或布衫，夹着书本，行走在旧日街头的影子。
可定睛看去，那些奔跑跳跃的身影里，那些挺直的背影里，我再也没有见过一个，像我们那会儿见过的，或是像曾经的我自己那样，穿着稍大些的鞋子，因着一双被紧紧缠裹的小脚，而步履细碎、身形微微摇晃、带着一种特殊隐痛姿态往返于学校和家庭之间的女学生了。
一个时代，连同它强加在女子身体上最疼痛的烙印，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被这浩浩荡荡的新时光，彻底淹没，成为了再也无人复刻的过往。
阳光依旧暖暖地照着，我靠在墙上，闭上眼睛，耳边是孩子们纯净的笑声和奔跑的脚步声，像一首轻快的、奔向远方的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