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大和舅舅是踩着除夕的夜色回来的，身上带着淡淡的酒气和外面清冷的寒气。堂屋里，我们刚收拾完游戏后的残局，见他们回来，又忙着端茶倒水。一家人围坐着说了会儿话，多是阿大和舅舅在外面见闻的零星琐事，年的气氛依旧浓厚。
舅母趁着这当口，跟舅舅低声商量起来，说想趁着这次来西宁城过年，回一趟不远处的娘家看看。她自嫁给舅舅后，因路途不算近，加上家里事多，回去的次数屈指可数，距离上次回娘家，已整整五年了。舅舅是个老实人，听着妻子话语里那份小心翼翼的期盼，没多犹豫便点头答应了。
阿妈知道了这事，也很是支持。她转身从里屋柜子里拿出两瓶用红纸封着口的青稞酒，两块沉甸甸的茯茶砖，还有两条“美丽牌”香烟，用个篮子装了，又特意取了两个新烙的、金黄油亮的锟锅馍放在上面，对舅舅说：“拿着，去她娘家，空着手不像话，这点东西也算是个心意。”
舅母的娘家离我们住的饮马街确实不算近，在城东还要往外些的庄子上。第二天一早，大年初二，他们便收拾停当准备出门。阿大本想给他们雇辆骡车，可这大过年的，街面上空空荡荡，寻了半天也没找到一辆。没法子，只好让舅舅推出那辆旧独轮车。舅母抱着裹得严严实实的小海山，坐在车子一侧，韩梅则默默地坐在另一侧，舅舅在后面扶着车把，吱吱呀呀地推着他们上了路。
这一去，便是一整天。直到初三中午，饭都快摆上桌了，院门外才传来独轮车那特有的、有些疲惫的“吱嘎”声。
我跟着阿妈迎出去。舅舅推着车，额上见汗，神色有些讪讪的，透着疲惫。舅母抱着还在咿呀学语的海山，一张脸却黑沉得能拧出水来，嘴唇紧抿，显然是憋着一股火气。坐在另一侧的韩梅，小脸煞白，眼圈微微泛红，脸上写满了不甘与委屈，死死咬着下唇。只有不明所以的小海山，不知在哪儿得了块糖，正吃得开心，见我们出来，还咧开嘴，露出几颗小米牙，“嘿嘿”地笑着。舅母刚把他放到地上，他就迈着小短腿噔噔噔跑到我跟前，把小胖手一伸，掌心躺着半块化得黏糊糊的糖：“姐姐，吃糖。”
阿大阿妈互相看了一眼，都察觉到气氛不对。吃饭时，桌上摆着简单的几个菜，阿妈本想缓和下气氛，开口问了句：“她舅母，这趟回去……家里都还好吧？”
话还没说完，舅母立刻甩过来一个极其锐利、带着明显制止意味的眼神，硬生生把阿妈后面的话给堵了回去。阿妈愣了一下，没再作声。
一直低着头的韩梅，看到母亲这副神情，联想到昨日所受的委屈，那强忍了许久的情绪再也抑制不住，竟“啪”地一声撂下筷子，转身就跑回了我们住的里屋。
这动静不小，正埋头吃饭的阿大被筷子敲在碗边的清脆声响吓了一跳，抬起头，看着跑开的韩梅和脸色铁青的舅母，张了张嘴，最终也只是重重叹息一声：“哎……大过年的……” 便又低下头，默默往嘴里扒饭，明显不想掺和这母女间的官司。
我见状，连忙放下碗筷，跟了过去。
走进里屋，只见韩梅正坐在炕沿上，双手掩面，肩膀一耸一耸地，发出压抑的啜泣声。我走到她身边，轻轻坐下，伸手搂住她单薄的肩膀。她没有抗拒，反而靠在我身上，哭得更凶了。过了好一会儿，待她哭声渐渐止歇，变成断断续续的抽噎，我才柔声问她：“梅子，别光哭，告诉姐姐，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韩梅抬起泪眼朦胧的脸，哽咽着，断断续续地讲述了昨天的遭遇，那场景，仿佛一幅残酷的画卷在我眼前缓缓展开。
起初，到了外爷外奶奶家，一切都是喜庆而热情的。五年未见的女儿带着外孙、外孙女回来，两位老人拉着舅母的手，不住地嘘寒问暖，看着虎头虎脑的韩海山，更是欢喜得合不拢嘴。韩梅也被表姐妹、表兄弟们围着，虽有些拘谨，但也感受到了血缘的温暖。
变故发生在午饭后。
一大家子人，围坐在堂屋里喝茶、吃瓜子，气氛原本还算融洽。不知是谁先提起了话头，说起了家里几个女孩的脚。韩梅那位舅舅，一个面色红润、嗓门洪壮的中年汉子，几杯青稞酒下肚，话便开始多了起来。他把自己那个和韩梅同龄的女儿拉到人前，用一种毫不掩饰的炫耀语气说：“来来来，都看看我们丫头这双脚！可是下了真功夫的！”
那女孩，韩梅的表妹，带着一种与她年龄不符的、早熟的矜持，微微抬起脚。她穿着一双正红色的绸面弓鞋，鞋帮上用金线银线绣着精致的“喜鹊登梅”图案，喜鹊灵动，梅花繁复，针脚细密得晃眼。最引人注目的是鞋尖上，还用细细的红丝线缀着个小巧的、毛茸茸的红色绒球，随着她细微的动作轻轻颤动，平添了几分俏丽。
更重要的是鞋里包裹的那双脚。隔着光滑的绸缎，依然能清晰感受到那极致的纤瘦与陡峭的弧度。脚背高高弓起，像一道被强行弯折的玉钩，绷紧了绸面，形成一个饱满而脆弱的曲线。足尖部分收缩得极紧，形成一个锐利的尖角，使得整只脚看起来仿佛一件精心雕琢的、不似人足的工艺品。她站在那里，似乎并不需要过多移动，她本身的存在，就是一件展示品。
“瞧瞧！这才叫‘三寸金莲’！”韩梅的舅舅得意地环视众人，声音洪亮，“站有站相，将来走起路来，必定是步步生莲！这才是我们家的体面！”
然后，他的目光，像一把淬了冰的刀子，倏地转向了坐在角落、下意识想把脚缩到凳子底下的韩梅。
“再看看梅子……”他拖长了语调，那声音里的温度骤然降了下去，带着毫不留情的审视和对比带来的优越感，“啧，这脚……怕是还没缠到位吧？看着怎么还这么……笨拙？松松垮垮的，没个筋骨样子。这要是走出去，不说别的，跟我们家丫头站一块儿，那可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喽！”
韩梅的脸瞬间涨得通红，火辣辣的，像被无数细针扎着。
这时，她那位舅母，一个颧骨略高、嘴唇很薄的中年妇人，也开口了，语气带着一种看似关心、实则刻薄的“劝导”：“她姑（指韩梅母亲），不是我说，这女娃的脚啊，可是顶顶要紧的大事！你可不能心软，更不能偷懒。现在不下狠心把她这双脚缠出个样儿来，等骨头长硬实了，定型了，那可就真来不及了！到时候，说婆家都难，谁家愿意娶个脚板宽得像铁锨头似的媳妇进门？走起路来夯实地，没个女人样子，那不是让人戳脊梁骨，笑话我们娘家没人管教吗？”
一直没怎么说话的外奶奶，也皱起了眉头，看着舅母，语气带着长辈的不悦和责备：“就是！当娘的怎么能这么不上心？我们那时候，哪个不是咬着牙熬过来的？现在疼一阵子，是为了她一辈子的好！你这当娘的要是拎不清，惯着她，那就是害了她！让她将来在婆家抬不起头，吃苦受罪，那都是你这个当娘的造的孽！”
一直闷头抽烟的老舅（舅母的哥哥），也磕了磕烟袋锅，加入了战团，他的话更直接，带着男权社会不容置疑的评判：“女人嘛，德容言功，这‘容’字里头，一双脚顶半边天！脚缠不好，再好的模样也白搭！梅子这脚，现在看确实不像话，传出去，丢的是我们两家的脸面！她姑父（指舅舅）也是个老实人，你们做爹娘的要是不狠心，这闺女将来……唉！” 他那未尽的话语里，充满了对韩梅未来的悲观判定，也像一记重锤，敲在舅母和韩梅的心上。
就连那位年纪轻轻的小舅母（舅舅的弟媳），也抱着自己的孩子，轻声细语地插话，话里话外却带着攀比：“是啊，嫂子，你看我们家丫头，比梅子还小半岁呢，这脚已经开始收了，得抓紧啊。现在疼是疼点，可想想将来，能说个好人家，比什么都强。咱们做女人的，不就是为了这个吗？”
而那位被众人夸赞的表妹，此刻正微微扬着下巴，那双穿着精美红鞋的“完美”小脚看似随意地站着，实则刻意保持着最能展现其纤巧弧度的姿态。她看向韩梅的眼神里，毫不掩饰地流露出一种混合着嘲讽、不屑和强烈优越感的神情，那眼神仿佛在说：“看吧，你就是不如我，你和你娘，都不行。”
所有的矛头，最终都精准地指向了舅母。
“都是你这个当娘的不用功！”
“肯定是偷懒了，舍不得下力气！”
“心肠太软，惯坏了孩子！”
“看看你把闺女耽误成什么样子了！”
“你这不叫疼她，是毁了她一辈子！”
一句句，一声声，或直白，或委婉，或“语重心长”，或冷嘲热讽，从不同的方向袭来，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指责之网，将舅母牢牢地罩在中间。她起初还想辩解两句，说“梅子怕疼”、“已经缠了”、“慢慢来”，但在众人七嘴八舌、仿佛掌握了绝对真理的围攻下，她的声音显得那么微弱无力，很快就被淹没了。她的脸色从最初的尴尬，到涨红，再到最后的铁青和麻木。她紧紧地攥着自己的衣角，指节发白，那双平日里透着利落的眼睛里，此刻只剩下被亲人集体审判后的难堪、愤怒，还有一种无处发泄的、几乎要将她吞噬的憋屈。
而这一切的根源，似乎都来自于身边这个不争气的女儿——韩梅。当舅母那压抑着怒火、带着怨恨和失望，甚至隐隐迁怒的眼神，像鞭子一样抽在韩梅身上时，韩梅感觉自己的心都被剜了一下。她觉得自己像一个罪人，一个让母亲在娘家丢尽了脸面的罪人。那无处不在的、针对她双脚的评判和比较，那表妹刺眼的目光，那所有亲戚“为她好”实则将她贬低到尘埃里的言语，汇成一股巨大的、令人窒息的力量，将她那一点点因怕痛而产生的微弱反抗和质疑，彻底碾碎了。
“我当时……我当时恨不得自己立刻消失掉……”韩梅的声音颤抖着，充满了屈辱，“地上为什么没有缝……为什么……”
突然，韩梅猛地抬起头，紧紧抓住我的胳膊，指甲几乎要掐进我的肉里。她眼中之前的委屈、恐惧和迷茫，被一种近乎燃烧的、带着狠厉与决绝的火焰取代。她死死盯着我，一字一顿，仿佛在立下最恶毒的誓言：
“娟姐姐！你看着！我回去以后，一定！一定要把脚缠得比她舅舅那个宝贝女儿的脚还要小！还要瘦！还要尖！我要让她站在我面前都自惭形秽！我一定要让他们！让今天所有笑话我、看不起我、指责我阿妈的人，都后悔！都闭嘴！”
我看着她眼中那簇陌生的、带着恨意和毁灭性力量的火焰，心中猛地一沉，像是被什么东西重重撞了一下。很难想象，这和不久前还在灶台边，带着哭腔茫然问我“女孩子就一定要吃这种苦吗”的那个怯懦女孩，竟是同一个人。那种不情愿的、被动的承受，此刻已经转变为一种主动的、带着强烈报复心理的自我规训。她被那个“吃人”的礼教和审美标准狠狠地羞辱和伤害了，而她的反抗方式，竟是选择以一种更极端的姿态，融入甚至试图超越那个伤害她的标准。
我们又坐了一会儿，待她因激动而颤抖的身体稍稍平复，才一起回到饭桌。桌上的气氛依旧沉闷得能滴出水来。阿大只是又抬头看了我们一眼，再次叹息一声：“哎……说了，大过年的……” 便继续埋头吃饭，不再言语。舅母依旧黑着脸，一言不发，仿佛周围的一切都与她无关了。这顿初三的年饭，就在这样一种难以言说的、混合着愤怒、委屈、无奈和某种可怕决心的压抑中，草草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