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很难为情，但这的确实存并广泛分布于我们这个国家的每一处，尤其是在一些学生之中，这种情况就尤为突出。一些学生会本能地用语言攻击那些在文字和感情上具有天赋的同类，辅以一些谣言，好像大家都该跟他一样，每日说着本地方言，不听课不写作业，不好好写卷子，好像那才是一个高中生应该有的样子。

我已经忘了我和亚伦还在高中的时候究竟遇见了多少个这样的畜生。他们好像天生就见不得他人的好，天生地就把他人往坏处想，不是出于对生活的没有耐心，就是单纯地依靠抨击他人为乐。他们均不表现出一丝一毫的尊重，只是攻击，毫无理由地攻击，谩骂，诋毁，再添上一点高级中学独有的阴阳怪气，这就是他们那一群人引以为傲的东西。那时的我们整日痴迷于人类最顶级的文字盛宴和音乐派对中无法自拔，大仲马、悲惨世界、百年孤独、乡村摇滚、呼啸山庄，对流行文化理解不能，对突然爆火的互联网梗难以参悟，而他们则极其善于使用当时最有意思的流行语句对我和亚伦这样的人进行无差别攻击，而亚伦能做的就是引经据典，说出一些有年头的骂人的话，引来的除了爆笑就是一口痰，什么都办不到。

这应该算是一种校园霸凌吗？亚伦曾无数次扪心自问，也曾无数次打倒那些口出狂言的混蛋。他那所谓的“检讨书”与其说是检讨，不如说是上书，死谏，檄文，他的用词之犀利，语言之丰富，逻辑之清晰，道理之明朗，让每个被他揍过的混蛋都目瞪口呆，也让处理这一系列打架事件的所有老师们汗流浃背。依据亚伦的说法，他的那一份份书信是能被教语文的老师们挨个带回家拜读的水准。那是一种我愿将其称之为“检讨”的文体。那种文体曾经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地在学校风靡过一段时间，引发出一次大讨论，而亚伦作为开山鼻祖，有一种感觉是其他的模仿者根本学不会的。

你知道那些所谓的减肥咖啡有他妈的多难喝吗？亚伦也曾无数次笑着向我抱怨，无数次谈论起网络专家们向他传递的那些减肥诀窍和应该注意的事项。亚伦如数照办。他的确办到了。那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要见到那双深棕色眼睛了。

就像我和亚伦已经忘记了见拉赫最后一面是在什么时候了一样，我也早已忘了上一次见西迦伦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也许是在考大学前的最后一夜，那晚我们彻夜疯狂，烂醉如泥。就在学校旁边的一家烧烤酒馆里，数十个十八岁少男少女们放纵地狂饮啤酒，勾肩搭背，说着话，有的谈情说爱，纷纷畅想日后的大学生活。那个晚上，被高级中学全体学生奉上“诗人亚伦”雅号的亚伦带着他精心准备的一页情话和短句情诗，换上了一身罕见的正装。那晚我还记得很清楚，亚伦也喝得五迷三道，被我们几个混蛋怂恿着去找西迦伦表白。西迦伦就坐在距离亚伦不到五米的一个高脚椅上轻声唱着歌，我们全被她的歌声唱得难以自拔，不少人甚至为此流下眼泪。她怀里的那把吉他就像她的爱人。

还有那双深棕色的眼睛，像海洋，很多人在其中溺亡。

我们那群男孩儿们都很喜欢西迦伦，有的甚至发展出了爱情这般人类终生也难以参悟的情感。整个高中三年西迦伦都是风云人物，成绩好得一塌糊涂，考试从不掉链子。年级混混们为她而争风吃醋，进而约架住院，斯文一些的学长带着他精心准备的一束花在全校面前向她表白。我们就站在楼上，站在十四座大型风力发电机中间，看着我们的荷尔蒙像廉价的酒糟一样四处飘散着廉价的味道，看着那双深棕色眼睛是如何轻易就吸引了我们的心，那颗敏感的肌肉，我们都为西迦伦而不朽地跳动。整个高中三年，我们爱着一个女孩，一直爱着一个拥有深棕色眼睛的女孩。

我摘下围脖，取出能让我看得清眼前的眼镜，在烧烤酒店内寻视片刻，却什么都没找到，除了一群十八岁少年们昨夜留下的痕迹，什么都没有。

我坐在高脚椅上，汹涌如狼的回忆再一次将我击倒在地。高二的那个晚自习——很多个晚自习都是如此——是我们找时间出来吸烟说话的绝妙时间段。我们都像一个个小偷躲在教学楼的角落里，情难自已的男孩和女孩躲在办公室看不见的角落处忘情地接吻，品尝爱人的舌头，即便他们对未来十年内将要发生的事情毫不知情，他们只是一群被年轻和荷尔蒙所支配的高级动物。接吻就是一种相对斯文的表达**的方式。但是美极了不是吗？我和亚伦为了躲那个啰嗦透了的物理老师，四下想来不是办法，从女厕所探出一个头来的西迦伦却将我们拽了进去。那晚我们躲在女厕所里看着远处的跑道和一望无际的平房说了一夜的话，三个傻小子好像要就此折戟一样，我们那群人的一生仿佛就定格在无数个这样的瞬间之中，在此之后，过去是未来，现在是过去。未来依然摸不到边。

音乐是一个避难所、一种逃离，是新的可能——当烟花燃放、时钟敲响十二点的时候，我们在烧烤酒馆大声尖叫。此刻是午夜，这一刻，岁月和幸福被锁在一起，在这几分之一秒的时间里，过去是未来，未来是现在，现在是过去。兴奋过头了的男男女女们在舞池里肆意地放声高歌，突如其来的极端天气给了这个地方一种北方县城的感觉，台球厅里的少年们抽着烟，讲着纳斯科维克的本地方言，全然不知窗外早已降下鹅毛大雪以及即将抵达的冻雨。我们依然为此感到兴奋过头，丝毫没有在意我们即将到来的命运，依然十分笃定地彼此拥抱，彼此接吻，十分认真地写下了我们各自的运程。

一双深棕色眼睛忽然出现在我眼前。

我将我在大陆的那段日子里出版的这本叫《回响》的书送给了西迦伦，并在扉页上写下了我的名字，好像以后日子过不下去了，西迦伦能把这东西拿去变卖，并带回一大袋子钱似的。

西迦伦的台球技术依然还像我们年轻时那样老辣。我们那群男孩儿中很少有高手能从一盘斯诺克中赢下西迦伦超过三十分，多数情况下我们只能坐在台下喝水，无奈地笑着看着西迦伦打出单杆破百，或是打出一个极难翻盘的局面，紧接着我们只能请她喝一杯啤酒。有时我曾神秘兮兮地告诉亚伦我的一个猜想，会不会有女孩也喜欢西迦伦？甚至是爱上她？这个问题似乎难住了亚伦，这不过是因为那时的亚伦正和西迦伦保持着热恋的关系。如野兽般狂野的爱情让他们几乎丧失理智和自我，这种融为一体的感情并不因为两所不在同一地的大学而有所分裂，那种罕见的感情为世人所啧啧称奇。

我们是一群能够谈论很多共同话题的人，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我们这群人通常难以合群，有抑郁的倾向，向往自由，身上普遍带着一系列幻想和自由主义的牵绊。

多少年过去了，西迦伦还是那个样子。深棕色的眼睛依然牢牢地攥着我的胸口，那种悸动的感觉能让我们永远停留在十八岁。我们漫步在海港边的一条小路上，彼此保持沉默，我递给她一支烟，她则漫不经心地读着我那本拙作，不时抬眼看向我，她不怎么笑，偶尔抛来一个眼神，但那一抹浓得化不开的颜色论谁见了都想温柔地吻上去。

她依然美丽如初。可我们却早已不是我们。

我们互相保持距离地交换着这十几年来发生的一切，一些彼此都不知道的信息。我去了大陆，写了很多作品，成为了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带着一背包的荒唐纸因为亚伦的一席话而重返恩斯基斯曼斯。西迦伦毕了业就回到了这个我们的梦破碎的地方，当上了老板娘，勉强有口饭吃。当西迦伦向我问起亚伦的近况，我只好说他现在也许就在我们头顶的某个地方，距离首都机场还有一些距离。就在那一刹那，我看见那一抹深棕色出现了一些波纹。那是出现了波动的标识。十几年前我们围在一块说光了这辈子要说的话，十几年后我们带着习来的沉默的技巧和创造安静的本领重回纳斯科维克，什么都变了，除了这双深棕色的眼睛，似乎又什么都没变。

我轻轻抚开她眼前的头发，把那双眼睛暴露在纳斯科维克冬日稀缺的阳光下。西迦伦脸上的淡笑差点让我在下一瞬爆发出眼泪，我随即给了她一个拥抱，她伏在我的肩膀上轻轻地抽泣。没人明白，经年过去，我们都遭受了怎样的不公，委屈，寂寞，无人说这良辰美景，无人论这笔墨纸砚，无人听我酸甜苦辣，无人诉她阴晴圆缺，无人明了**一刻，更无人讲那三月春风，盛夏暑伏，秋高气爽，岁暮天寒。

我们登船，跟随着在海港边偶遇的一个高中同学的船前往海的心脏。我们的确将他认出，这艘船也一定是他的父亲的，可是，最致命的是，我和西迦伦都把他的名字给忘了。唯一能记起来的，就是他的成绩不好不坏，他的外貌不好不坏，他的人缘不好不坏。他把不好不坏背在身后，我和西迦伦一眼就看到，认出了他背后的这四个重担。

大海将他框住。我们喝着酒，引擎盖发动轰鸣，而远处的十四座大型风力发电机框住了我们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