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游之后，我们的关系好像微妙地近了一些。他开始主动跟我说话，虽然都是些很琐碎的事情。“今天英语听写的是哪一页？”“体育课自由活动你带毽子了吗？”“物理作业最后一道题你写出来没有？”我一一回答，语气尽量平淡，好像这一切都很正常，好像我的心跳并没有在他开口的瞬间就跳到一百二。

期中考试前一周，晚自习的时候，教室里很安静，只有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我在做英语卷子，做到完形填空的时候卡住了，反复看了两遍还是不确定选哪个。刘嘉铭大概是注意到了我皱眉的表情，不动声色地把他的卷子往我这边推了推，指了一下那道题的答案。

我看了他一眼，他已经在做后面的题了，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这样的事情后来发生过很多次。他物理好，我数学强，每次考试前我们都会交换笔记，有时候他会在我的错题本上批注一两句，字写得很小，整整齐齐地挤在页边。我把那些批注看了很多遍，多到能把每个字的笔顺都背下来。

有一个晚自习，教室里只剩我们两个人。我在收拾书包的时候，刘嘉铭忽然从口袋里摸出一个东西，放在我桌上。是一个橘子，圆滚滚的，橘色的皮上还带着一片小小的叶子。他说：“别人给的，太多了，吃不完。”然后背上书包就走了，走得很快，好像身后有什么在追他。

那个橘子我放了两天才舍得吃。每一瓣都很甜，甜到我吃完之后牙齿有点酸，眼眶也有点酸。

入冬之后，天冷得很快。教室里的暖气总是不太足，我坐在靠窗的位置，冷风从窗缝里钻进来，吹得我握笔的手都是僵的。刘嘉铭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个暖手宝，每天早上来了先充上电，暖了之后就放在课桌中间，也不说给谁用的，就是放在那里。我冻得不行的时候会偷偷把手伸过去贴一下，暖意从指尖漫上来，一直烫到心里去。

有一次我贴暖手宝的时候，他的手也正好伸过来。四根手指搭在暖手宝上，碰在一起，我僵住了，不敢动。他也没有动。就那么过了大概两三秒，他把手缩回去了，假装去翻书。我也缩回手，假装什么都没发生。但那一小片皮肤的触感，像是被烙进了记忆里，好多年后我都记得，那天他的手比暖手宝还烫。

期末考结束那天，大家都疯了似的往外跑。我慢吞吞地收拾东西，刘嘉铭也还没走，坐在旁边翻一本课外书。我收拾好了，站起来，想了想，又坐下来。又想了想，再站起来。他抬头看了我一眼：“你怎么了？”

“没事。”我说。

他点点头，继续看书。

我站在座位旁边，书包的带子捏在手心里，捏出了一层薄汗。我想跟他说点什么。说什么都行，下学期见，假期快乐，你寒假有什么安排——都行。但那些话在舌尖上滚了几滚，最后还是咽了回去。我说了“下学期见”，他说了“嗯，拜拜”。然后我走出教室，走到楼梯拐角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

刘嘉铭还坐在那里看书，窗户外面灰蒙蒙的天光落在他身上，把他的侧脸衬得很安静。

寒假的时候，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我是不是喜欢刘嘉铭。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一直不愿意承认，就好像一旦承认了，我立下的那个“不早恋”的誓言就碎了一地，我就变成了一个言而无信的人。我不停地告诉自己，这只是一种好感，是同桌之间正常的亲近，是青春期暂时的迷惘，等下学期换座位了，分开了，这种感觉自然就淡了。

可我又隐隐地害怕换座位。害怕到了下学期，老师真的把我们调开了，他就不是我的同桌了。我就看不到他左手写字的样子了，看不到他趴在桌上睡觉时颤动的睫毛了，不能在冷天蹭他带来的暖手宝了。

这两种矛盾的心情撕扯着我，让我在那个寒假里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

开学那天，我提前半小时到了教室，坐在座位上，假装在看课本，实际上一直在注意门口。刘嘉铭来了，背着那个深蓝色的书包，走进教室的时候先往我这边看了一眼，然后坐下来，从书包里掏出一个东西放在我桌上。

是一盒草莓。红艳艳的，还带着清晨的露水。

“我家楼下的草莓园，上个月刚结果。”他说，语气很随意，好像这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我看着那盒草莓，心脏像是被人用手攥住了，酸涩又甜蜜的感觉涌上来，几乎要把眼眶撑破。我深吸了一口气，把那盒草莓推到桌角，用很平静的声音说：“谢谢。”

他笑了一下。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他笑，不是礼貌性的弯弯嘴角，是真的笑了，眼睛弯起来的弧度很好看，像新月落在湖面上的倒影。

我把那盒草莓带回家，一颗都没舍得给别人。每天吃一颗，吃了整整一个星期。每一颗都甜到心里去，甜到我想哭。

春天来了，窗外的银杏树开始抽新芽，嫩绿的叶子在风里轻轻晃。刘嘉铭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有了一个习惯——他会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往我课本里夹东西。有时候是一片银杏叶，被压得平平整整的，脉络清晰如掌纹。有时候是一张便利贴，上面写着“加油”或者“这道题不错”，字迹一如既往地清隽好看。我从来没有当面拆过，都是等他走远了，或者趁下课他不在的时候，才小心翼翼地把那些东西从课本里取出来，看了又看，然后收进笔袋最里层的拉链口袋里。

那个口袋后来装了太多东西，鼓鼓囊囊的，拉链都快拉不上了。

五月份，学校组织了一场运动会。我报了一千五百米，不是因为跑得快，纯粹是因为班上没人报，体育委员挨个求人，求到我头上的时候我看了一眼刘嘉铭，他正看着我，目光里有一点点不确定。我说：“我报。”

然后我就后悔了。

训练的那两周，每天放学后我都在操场上跑圈。刘嘉铭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也在操场上出现了，有时候在跑道边坐着写作业，有时候拿着一个篮球在不远处投篮，但总在我跑过他身边的时候，不轻不重地说一句：“注意呼吸，两步一吸。”

我咬着牙跑完一圈又一圈，腿像灌了铅一样沉，但听到他的声音，就觉得还能再撑一圈。

运动会那天，一千五百米是下午第一个项目。站在起跑线上的时候，我的心脏跳得比任何时候都快——不是因为紧张。枪声响了，我冲出去，耳边全是风声和加油声。跑到第二圈的时候，我的体力开始透支，腿软得像是踩在棉花上。第三圈，我感觉自己快要放弃了。

然后我听见了刘嘉铭的声音。

他不是在喊“加油”，他是站在弯道旁边，我每次经过的时候，他都会喊一声我的名字。就一声，不多不少，刚好够我听见。那个声音穿过所有的嘈杂，穿过风声、欢呼声、广播声，准确地落进我的耳朵里。每一声都像是一根绳子，拽着我往前，再往前。

最后我跑了第四名。不是前三，没有奖牌，但比我平时训练的成绩快了很多。冲过终点线的时候，我弯着腰大口大口地喘气，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视线模糊得什么都看不清。有人递了一瓶水过来，我接过去，拧了好几次都没拧开，手在发抖。

一只手伸过来，把水瓶拿过去，拧开，又递回来。

是刘嘉铭。

他站在我面前，逆着光，额头上有薄薄的汗，不知道是不是也跑了什么项目。他把水瓶递给我的时候，我忽然很想问他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在我心里压了大半年，从2023年秋天的那个下午，一直压到五月的运动会上。我想问他：刘嘉铭，你是不是也有那么一点点喜欢我？

但我不敢。

我怕答案不是我想要的那个，更怕答案是。

我只是低着头，把那瓶水喝了大半瓶，然后说了一声“谢谢”。声音很小，被风吹散了，也不知道他听没听见。

他应该是听见了，因为他点了一下头。

六月底，期末考试前最后一周，班主任在班会上宣布了下学期的分班计划。初二结束之后，我们要根据期末成绩重新分班，原来的班级会被打散，每个人都会去到新的班级。

教室里安静了一瞬，然后炸开了锅。大家纷纷问身边的人下学期准备报理科还是文科，能不能分到同一个班。我没有问，刘嘉铭也没有说。我们并肩坐着，中间隔了一道无形的墙，谁都没有先开口。

班会结束后，我收拾书包的动作很慢。刘嘉铭也在收拾，也很慢。教室里的人陆陆续续走了，最后只剩下我们两个。窗外的天已经黑了，路灯的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地上投下一个一个昏黄的圆圈。

刘嘉铭站起来，背上书包，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了一下。

他在门口站了几秒钟，没有回头，说了一句很轻的话。轻到我差点以为是自己的幻听。

“下学期，我们还能坐同桌就好了。”

然后他走了。

脚步声在走廊里越来越远，最后完全消失了。

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教室里，眼泪毫无征兆地掉了下来。不是难过，也不是开心，是一种我说不清楚的情绪，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胸口裂开了，酸涩的、温暖的、滚烫的，全部涌上来，堵在喉咙里，让我发不出任何声音。

他在那个黄昏说了一句话，而我在那个黄昏哭得像个傻子。

期末考试成绩出来那天，我在校门口的红榜上找到了自己的名字，也找到了刘嘉铭的。我们都在前五十名，但分到了不同的班。他在三班，我在五班，隔了一层楼，隔了一个楼梯间，隔了十二间教室和无数个课间十分钟的距离。

开学第一天，我走错了教室。不是真的走错了，是我习惯性地走上了二楼，习惯性地往原来的教室方向走了几步，然后在看到门牌上“初三（三）班”的时候猛地停下来。那不是我的教室，我的教室在楼上。我站在走廊里，透过半掩的门，看见刘嘉铭坐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上，和新的同桌说着什么。

他没有看见我。

我转身上楼，步子很稳，一步一步，不疾不徐。

初三那一年，我们偶尔会在走廊里遇见。楼梯间，水房门口，操场上。每次遇见都会点头，有时候会说一两句话。“最近怎么样？”“还行，你呢？”“还行。”然后擦肩而过，各走各的路。一切都恰到好处，不远不近，像两条平行线，在某个瞬间靠得很近，近到几乎要相交，但最终还是各自延伸向了不同的方向。

中考结束那天，大家在学校门口合影。我在人群里找他，找了好一会儿才看见他站在花坛边上，被一群男生围着勾肩搭背地拍照。他笑着，好像很开心。我在远处站了一会儿，没有走过去，没有叫他，也没有合影。

毕业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联系过。没有互留联系方式，没有同学录，没有微信，什么都没有。就好像2023年那个秋天他走进教室的时候，我们的故事就已经写好了结局——短暂的相遇，漫长的告别。

很多年以后，我翻出初中时候的笔袋，拉链已经不太好用了，但最里层的那个口袋还鼓鼓囊囊的。我一样一样地往外掏：一片压平的银杏叶，脉络依然清晰；一张写着“加油”的便利贴，边角已经泛黄；一盒草莓早就烂了，但那张写着“楼下的草莓园”的小纸条还在；一块橡皮，上面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用铅笔轻轻写了一个“刘”字，笔画已经模糊了。

我把它们一样一样地摆出来，像摆出一整个初二那年。

窗外的银杏叶又黄了，和刘嘉铭转学来的那天一样。

我看着那些东西，忽然想起那盒草莓。他说的“楼下的草莓园”，后来我才知道，他家楼下根本没有草莓园。最近的草莓采摘基地，坐公交车要四十分钟。

我不知道他那时候是以什么样的心情，坐四十分钟的公交车去买一盒草莓，然后第二天一大早带到学校，放在我桌上，用那种随意的语气说“我家楼下的草莓园，上个月刚结果”。

我忽然很想哭，但我忍住了。很多年前那个黄昏，我已经哭过一次了，够久了。

有人说，暗恋是一个人的兵荒马乱。但我的暗恋不一样，它太平静了，平静到从头到尾都只是些细碎的、微不足道的小事。一片银杏叶，一盒草莓，一个暖手宝，一只挡在我和车窗之间的手，一个弯道旁只喊了一声名字的声音。这些小事太小了，小到在别人眼里什么都不算，但它们在我心里堆成了一座山，沉甸甸地压了很多年。

我们没有在一起。

窗外的银杏叶又黄了，和刘嘉铭转学来的那天一样。我慢慢把那些东西收回笔袋里，拉链拉上的声音很轻，像一声终于说出口的叹息。

有些人的名字，从来不需要刻意记起，也永远不会真正忘记。

一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