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章 熊虎之邑

在距隞都五十余里的大道之上,目方多马卫统领午雀带十名精骑,追上虎缶的乘车,将车前后围堵严实。午雀令六骑绕到车前堵住去路,强逼邓斛停车,余下四骑围在车后。

虎缶见对方气势汹汹,心中忐忑,拿定主意后发制人,在车上向领头的午雀微一拱手,做询问状,却缄口不言。

午雀并不还礼,杀气腾腾问道:“汝是何方人众,在此何为?”

虎缶听出对方言语中带着王畿一带口音,与隞都口音有异,便操起虎方方言答道:“此乃通都大道,吾等在车上,车在道上,自是在行路。不知阁下何人,为何有此一问?”

午雀厉声又问:“问汝是何方人氏?既是赶路,从何而来,又往何处而去?”

虎缶答道:“吾等乃卢方人氏,方从隞都而来,归我卢邑而去。”

午雀眉头一皱,问道:“哦,汝等乃卢方人众,去隞都何为?”

虎缶指着车上打算赠给亲族重臣的礼物,做惊恐状,说道:“隞都繁华,几日前吾等往隞都易买器物,今日采买齐备而归。各位若是欲得财物,便请自取,休要伤吾等性命。”

午雀是目温精心选拔的多马卫统领,久经战阵,如今目温称王,午雀的地位和心气自然水涨船高。眼见对方将自己当做剪径打劫的强盗,心中傲气油然而生,原本憋起的杀气便再也绷不住,不禁哂笑道:“吾只取敌寇的项上人头,不取这些许财物。汝等既是卢方人众,那我问汝,卢方旗号是何般模样?”

虎缶不假思索地答道:“我卢方旗号自是‘卢’字,一皿、一田、一虎成个‘卢’字。”

午雀心中暗道此问太过简单,便又想想,问道:“如今卢方令尹是何人?”

虎缶思索一下,颤声答道:“方今卢方令尹姓顾名助。”

午雀闻言,点头道:“看来汝果是卢方人众,算不得敌寇,尔等且去罢。”

言罢,午雀在马上挥挥手,便带着十名精骑如风一般向东边驰去。

见这十一名背弓挎刀的彪悍骑士行远,虎缶方才抹一抹额头上的冷汗,长出一口气。虎牙在一旁不解地问道:“世子既是假扮卢方人众,为何又说我虎方乡音,若是彼人辨得口音,岂不被识破?”

虎缶正取过水囊饮水润喉,未及回答,邓斛便抢答道:“小子年少便离乡,不知这虎方与卢方祖上共事有虞氏帝舜,千百年来比邻而居,口音自然相似。方才那彪骑士张口便是王畿口音,显然不是西土方国人众,自辨不出虎、卢口音的些许差别来。”

虎缶将水囊上的木塞塞紧,心有余悸地说道:“不知其人到底是何方人众,若是隞都游骑倒也罢了,若是目方人众确是凶险,故而只得行险一搏。方才那领头骑者所问卢方令尹姓名,我也只是两年前在殷都偶然耳闻,方才硬着头皮答问,若是记错则此番怕是大事不妙。若那人再问卢方太史是何人,师氏姓甚名谁,即便取我项上人头,也答不出了。”

邓斛和虎牙闻言,方知自己刚从死亡线上游荡一番而回,不禁后怕不已。心之所动,身必行之,邓斛心惊肉跳之下,手上不自觉地催马加速,乘车便在大道上向着虎邑方向飞驰起来。

如此飞驰,原本需要两日的路程,一日半便即行毕。第二日下午,虎缶的乘车终于来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虎邑。

虎邑位于白水河畔河道转向之处,故城邑两面临河,城墙沿河而建,白水河在城西和城南形成天然的护城河,城北和城东则由人力开凿护城河,与白水河相通,只是人力开凿的护城河远比白水河窄。虎邑作为虎方国都邑,只有一围城墙,不似隞、亳、殷等商都除了城墙外,王宫还有一层高墙,构成内外两层城墉。虎邑城门虽有守卫士卒,但并未盘查车马行人,一律放行。

虎邑侯府在城邑中轴线上偏南,虎缶三人乘车进入北门,沿大道直往南去,邓斛眼尖,发觉原在北门内大道边的一处小水泊已经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已经连接成片的房屋院落。

邓斛颇感诧异,对虎缶和虎牙说道:“北门内路左原是一片小池,虽无大鱼,但夏日亦可网蛙捉螺,怎几年不归,这一处小水泊便不见踪迹。莫不是我年长智昏,记错了方位?”

虎缶望望四周,道:“我也记得此处是片水泊,城北原来并无如此多的房屋院落。看来这些年虎邑倒是人丁兴盛了。”

虎邑市集在侯府以北、城北正中大道两旁,当日天气晴朗,又正赶上月初邑外人众赶集之日,故市集之中易货采买之人颇多,不大的市集挤得满满当当,路边也停着不少牛车羊车,车上载满各色物事。邓斛颇有衣锦还乡之感,在一处人车密集之处,找个路边空隙将车停稳。邓斛安坐车上向旁边一名赶着牛车,正停在道边售卖陶器的中年汉子拱手致礼,而后操起虎方口音,问道:“哥子,有礼了。敢问原来邑北门内的水泊怎地不见了?”

中年汉子一边回礼,一边答道:“想是老哥有两年未在虎邑了,原来那处水泊前年已经填实作地,用来修屋建宅了。这几年虎邑人丁繁多,我等做手艺活换饭吃的小作坊人众也好过了些。看老哥器宇不凡,当是大族贵人,光景定然更好。”

邓斛笑着再次拱拱手道:“不论大族贵人,还是小户邑人,大伙好过便是美事。不叨扰哥子易货了,告辞。”说罢,邓斛便满面春风地催起马儿直奔南边侯府而去。一路上,虎缶仔细观察路边市井样貌,发觉城中房屋院落多了不少,记忆中并不拥挤的城邑已被各色坯墙茅顶填满。

穿过城北市集,沿道路南行不到一里便能望见侯府北门。虎侯府遵照当时“前殿后寝”的范式修造布局,北门自是后院的后门,但也有门人日夜看守。看守北门的门人与邓斛相识,遥遥望见故人驾车而来,再看车右,安坐的英俊青年依稀是虎方世子虎缶,便赶忙跑进侯府报讯。

远在千里之外的殷都奉公的方国世子突然返回,自然是侯府中天大的喜事。当日,虎侯庸及侯夫人都在府中,虎缶在府中明堂见过父母及府中亲族人众之后,取出写在白帛之上的商王封赏王命,以西史身份向虎侯府中众人宣读王命。虎缶在殷都奉公的这几年主要作为史官四处宣达王命,故气度雍容不凡,声线宏亮动听。当虎缶宣罢“王曰‘大赏以酬其功,封虎侯庸为西伯,统领西方戎事,令虎缶为西史,执掌西方史事。’钦哉王曰!”这最后一句之后,话音方才落地,余音袅袅仍绕在明堂梁上。

拜在堂中接受王命的虎侯夫妇相视一笑,伉俪多年的二人皆明白这一笑中的欣慰之情,并不是虎侯受封为西伯,而是因为自己的儿子经这几年在殷都磨砺,今日终于琢玉成器,成为能够传承家国大业的继往开来之人了。

虎侯庸接过王命,王府中的亲族人众和随扈近侍等人免不得一一上明堂来恭贺,拜过新任西伯与西史,府中又是一阵热闹繁忙。

通晓大商官制典故的人都明白,所谓西伯与西史并不是大商所常设的爵位官职。只因商汤以来历代商王开疆拓土,大商王畿之外臣服的方国日益众多,囿于当时的行政制度不完善,通信交通手段落后,商王无法及时有效地管理远方的臣服方国,只得在偏远地区册封类似西伯的爵位职官,代理商王行使管理之责。至于西史则是负责监察偏远地区的方国君长以及向商王传递边鄙信息,有向商王奏禀当地重要情报及弹劾当地贵胄大族的权力,权柄亦不容小觑。不论是西伯还是西史之职,并不常设,只有商王特别信任的方国君长或臣僚才能受任此二职。而此番虎侯父子同时受封西伯与西史,足见商王对虎方的信任和厚爱。

一番忙乱之后,总算到了小食时间,虎侯府中众人宴饮庆贺、欢聚一堂,案上酒食虽不及殷都奢华,却也尽敦亲睦族之谊。宴上又是一番觥筹交错,直饮得人皆醺醺方才罢休,本就贪杯善饮的邓斛更是被灌得烂醉如泥,虎侯令人将其送回家去。

虎缶还有不少事情要同父母言说,故未曾开怀畅饮以致酒醉。宴罢来到侯府内庭,虎缶方才得空与父母畅叙离别亲情,并向父母禀报商王赐婚大事及殷都近一年的重大事宜。

虎缶又向父母言说赴河东兆征兵之事,谈及得意之事,语气之中不免略带得色,却见父亲一改宴饮之时的春风满面,自从到侯府内庭之后始终眉头紧锁,便出言相问:“父亲面露忧色,不知是何缘故?”

虎庸答道:“我虎方本与卢方为敌,目方叛商以来,北方与王畿交通只得绕道隞都,北渡大河后走河北兆,往来连接大为不便。汝方才提及殷都之中已知西方有小羌东进,此事不虚,此羌已至伏牛山中,是敌是友尚不明晰,大抵来者不善。如今四顾之下,虎方强敌四起、大敌当前,为父身为君长,人前须得沉稳自如,在家中却不必作态。”

虎庸喝一口夫人送来的醒酒汤之后,压低声音又道:“若大商强盛,则西伯之封可以威震方国夷狄,拓我虎方基业。方今大商亦四面临敌,王师疲于奔命、自顾不暇。此时西伯之封,徒有其名而无其实。”言罢便继续大口饮汤。

虎缶的母亲在一旁道:“少菟,这些年你在殷都,名为奉公,实则为质。汝父侯尽心奉商,大半也是为你的安危。汝虽不在父母身侧,然终身大事为人父母却一直记挂在心。前者汝父嘱意的姻亲乃是我虎方国中大族熊氏,令尹熊菶虽无待字阁中的女儿,其弟熊阔则有一女颇为贤淑。后闻隞都都尹子克之幼女未有婚约,正值豆蔻年华,颇与我家世子相配。故遣左尹前往隞都一探子克之意,对方亦颇有结姻之意。只不过还未曾行纳采问名之礼,少菟便带回大王赐婚的喜讯了。”虎母最后一句话是对虎庸所说。

虎缶听闻母亲提到隞都都尹子克,不禁想起此番离开殷都时,在西薿泽边右学太傅子岳的嘱咐,若敌情危机可令人赴隞都向子克第三子子魄求助。虎缶在殷都奉公多年,对隞都中子族的情势两眼一抹黑,不识其虚实与各方态度。想到隞都临近虎方,又是大商西土的中心枢纽,虽未曾去往隞都,但如今自己却已经与隞都攀上了这般复杂多样的关系,虎缶便下定决,心须得尽快探查清楚隞都各方势力的情况。

至于母亲一开始提到的虎方令尹熊菶,虎缶对其家族甚是了解。熊氏先祖仲熊与虎方先祖伯虎一样,皆是舜帝重臣八元之一,二族因此渊源颇深。如今熊氏是虎方首屈一指的大族,方国之中以君长虎氏居首,权势忝居次席的便是熊氏了。不仅虎方令尹多由熊氏族长出任,熊氏子弟亦长期担任虎方第二大邑邓邑的邑长之职,方才虎母提到的令尹熊菶之弟熊阔眼下正是邓邑邑长。

虎庸喝罢醒酒汤,长出一口气,道:“现下缶儿与淇儿之姻已得大王赐婚,也是大邑商的恩宠,至于与他人联姻之事便休要再对外人提及。”

虎母又道:“好在淇儿自幼在府中长大,如同我亲生的一般,你二人由王命赐婚,如此姻缘亦是天意。本来为母还操心淇儿的终身大事,欲将其许配与方邑方氏,如今为父母者也放得下心来了。”

虎庸妇唱夫随,道:“淇儿乃曾氏嫡女,曾氏原也是我虎方大族,阖族忠臣义士,为我虎方、亦为大商折损许多子弟人众,以致人丁凋零。”说到此处,虎庸抚膺叹道:“唉,言及曾氏,又想起一件烦恼之事。”

虎母问道:“曾氏如今仅余旁支在宛邑,又有何事烦恼?”

虎缶一听父亲谈起自己日思夜想的爱人的家族,连忙打起精神侧耳细听。

虎庸见夫人与儿子皆颇感兴趣,便娓娓道来:“曾氏一族英勇敢战,为国捐躯者前赴后继,故如今只余旁支在宛邑。旁支家中止有一成年男丁,年方二十五,名唤曾酉,叙辈乃是淇儿的族叔,颇为英武,故前年吾擢其为宛旅左大行行正。昨日宛邑来报,三日前有宛邑邑人在西峡口伐木,偶遇三十余骑,其人形貌举止颇似羌人,向东直往我虎方腹地而来。故宛旅亚旅接邑人报讯后便令曾酉率战车三乘、步卒百八十人,于宛邑西边大道四十余里处伏敌。岂知这班游骑狡黠善战,不仅曾酉伏兵被其识破,曾酉麾下士卒亦折损过半,这班游骑随即遁去。如今宛邑斥候与宛旅人马尽出,搜索伏牛山东麓各山口,毋教此班游骑遁回伏牛山。吾明日亦将统领多马卫与虎弓卫前往西北方伏牛山边搜寻,务必歼此游骑。”

虎母担忧地问道:“我方败绩,那这曾酉可是无恙?”

虎庸点点头道:“闻报仅是受了箭伤,性命无忧。”

虽然曾酉与曾淇的血缘已远,但虎缶想到曾淇孤苦伶仃,眼下在世间的亲人除了自己,就得是这位族叔曾酉了。想到此处,虎缶向父亲请命道:“明日父亲出征搜剿游骑,请教儿随扈前往。”

虎母闻言忙道:“返家方才一日,如何又要上战阵?三十余游骑劳动汝父与虎方这许多士卒,便已足够了,吾儿不必前往。”

不待虎缶辩驳,虎庸倒是一口应允:“少菟随我去也好,一来多年在殷都,与虎方各家大族生疏,此番正好与虎方各邑大族熟络。二来吾儿亦到了知晓战阵之事的时候了。”

虎缶道:“战阵之事,儿已在老戍之战中知之不少了。”

虎庸终于再露笑意,道:“为父虽身处边鄙,然王畿之事却知晓大半。老戍一战,父亦耳闻,汝在王师左旅为随军御史,止得兵事皮毛。汝将来必为虎方君长、虎旅统帅,须得明晰为君统军之道,却与为将统兵之道大为不同。”

虎缶奇道:“何为为君统军之道,却不曾听闻右学师傅说过?请父侯教导。”

虎庸笑道:“将帅统兵之道,重在严军规、明战法、列阵伍、禁行止。君长统军之道,重在作军制、敬鬼神、择将帅、察人心。其中差别,口舌言说难明晰,待汝随为父出征,身处军中、耳闻眼观、用心揣摩后,方能通晓君长统军之道。”

言至此处,虎母也不再阻止爱子随父出征,好在此番出征只是在虎方本土追索三十余游骑,我众敌寡之下只有奔波劳苦,却无兵凶战危,虎母心中无忧,只是言语中多有嘱托。虎缶又与父母谈些近些年来虎方的大事小情,直到深夜方才拜别父母,回房歇息。

商代城邑已成为一国或某一地域的中心,具备了三大功能:政治中心、祭祀中心、手工业中心。从这一时代城邑考古以及相关资料看,这一时期的城邑可以分为三类,王都、方国之都、氏族封邑。

王都当然是典型的城邑,宫殿建筑、祭祀遗存以及手工业中心都十分突出。方国之都则是商王朝次级政治中心所在,其功能特征与都城基本一致,只是规模略小而已。氏族封邑为商王直接分封至各地的氏族族长所在地。以最具代表性的济南大辛庄遗址为例,该遗址初步探明面积在30万平方米以上,其中有宫室建筑基址、祭祀性建筑遗址,还发现有铜矿石、铜锯及大量骨器边角料,表明城邑中也曾有相当规模的手工业作坊。更为重要的是,2003年在济南大辛庄遗址发掘的贵族墓地与甲骨文的出土,证实了这一遗址的性质。从出土的甲骨卜辞来看,卜辞的主人应属于地方贵族,此贵族家族有自己本家族所尊奉的先人,有一套成熟的祭祀系统及相应的礼仪,有自己本家族独立的社会活动。由于占卜方法与文字均可与殷墟文化归属同一体系,亦可知这一贵族家族当与商王朝有着密切的关系。由此来看,大辛庄是商代晚期商王朝属下的一处氏族封邑。

至今发现的商代城邑一般都按功能划分为各种区域,如宫殿区、宗庙区、墓葬区、居住区等。其中居住区又按等级划分为贵族区和平民区。这意味着商代城邑的建设已经有了一定的规划原则,即以功能性为主,辅之以城邑居民的等级。这一规划原则在商代城邑手工业作坊遗址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在商代的城邑遗址中,不论是小型的盘龙城、垣曲商城,还是大型的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和安阳殷墟,都发现了许多手工业作坊遗址。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手工业作坊遗址的分布有一个共同的规律,即大多数都位于城内边缘或城外郊区。

以郑州商城为例,其手工业作坊的布局突出体现了这一特点。郑州商城外围有一批按照一定布局建立的手工业作坊遗址,铸铜作坊遗址分布在南城外约500米的南关外和北城外约200米的紫荆山附近。靠近紫荆山铸铜作坊遗址的北面,还有一处用人骨和兽骨作原料的制骨作坊遗址,位于北城墙外约100米处。烧陶作坊遗址却在西城外约1300米的铭功路一带。商城东北隅宫殿基址西侧,发现一处较小规模的制骨遗迹。在郑州商城中,商人把冶铸青铜器、烧制陶器和制作骨器的各种手工业作坊,都安排在内城之外或外郭城内。

从商代城址布局来看,大型的手工业作坊遗址都分布在城址的外围边缘,只有少量的小规模手工作坊处在内部边缘。目前发现的所有商代城邑皆是如此,显然不是无意的巧合,而是商人在建设城邑时的有意为之。

据考古发掘,商代城址中的作坊遗址规模相当可观,如上述郑州商城的南关外早商铜器作坊遗址,总面积达1050平方米,发现上千块陶范。而殷墟的晚商苗圃北地铸铜遗址,估计其总面积至少在一万平方米以上,出土陶范三四千块。郑州商城的铭功路早商制陶作坊遗址占地面积约1400平方米,在此范围内发现陶窑14座。殷墟的晚商大司空村制骨作坊遗址面积约有1380平方米,骨料坑12个,共出土骨料和骨器半成品共3.5万余件。

这表明商代城邑手工业生产规模已经相当大,这样巨大的手工业生产当然需要大量的手工业生产者。在这些大规模的手工业作坊中进行生产的人的身份显然是有差别的。例如,《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0年)》中指出,在殷墟苗圃北地铸铜遗址中发现了多座居住建筑,其中有室内铺设地坪、有套间灶坑、用人奠基,面积约30平方米的颇为讲究的地上建筑;有面积约15平方米,内有烧灶的半地穴式建筑;还有小仅容身的阴暗潮湿的地下穴居。这些房子的差别显示出居住者身份的差别。地上建筑的居住者有可能是手工业的管理者,从用人为房屋奠基这一情况来看,应是贵族。半地穴式建筑的居住者应是一般平民,依靠自己的技术劳动生活,是手工业生产者。地穴中则居住着奴仆,是手工业生产中所有繁重的体力劳动的承担者,或是服苦役者。从其居住的地穴中没有灶这一情况可以看出,奴仆没有资格拥有独属于自己的食物和炊具。这种居住条件的不同,显然体现了商代城邑建设规划中的又一原则,即严格的等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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