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8月20日上午7时许，在东京一个铺有木地板的居家大客厅内，其北面的墙壁开始居中挂上一块特大的落地红布幅，上面漆印有四行黄澄澄的大字：

中国革命同盟会成立大会

本会宗旨：

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

创立民国 平均地权

到了当天中午13时，在上述布幅前席地而座的孙中山拿着文件夹对围拢着自己的近百人到会者说道：“诸位！下午的会议现在开始了！在今天上午的大会上，我们大家已共同完成了三件大事：一是讨论并通过了《中国革命同盟会章程》、《中国革命同盟会宣言》和《中国革命同盟会对外宣言》；二是根据会章之规定，以投票的方式选出了本会的首任总理……”

——一时间，全场猛然报以经久不衰地热烈掌声……

“谢谢！谢谢！……再次感谢大家选举我为本会的总理！”孙中山忙不迭地站起作揖道，“我还是早上当选时的那句话——”他边说转身往后指，“从即日起，我定当以会章明定的宗旨为任内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在新的征程不惜赴汤蹈火！”

“在新的征程不惜赴汤蹈火！”——众多与会者共呼鼓掌道。

“坐下，大家还是坐下好。”孙中山见有人也站起来遂摆手招呼并带头坐下；大家坐定后，他朗声道：“大家已周知，今早讨论通过的会章规定：本会从即日起，将以东京为总部所在地，总理以下分设执行、评议、司法3部；在国内外分设9个支部，其中国内有东西南北中5个支部，国外则有南洋、欧洲、美洲和檀香山4个支部。而下午的一大议程，就是要由作为总理我，首先任命执行部的庶务长，以让他尽快作为副手协助自己主持总部的工作。那我要提的人选是谁呢？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他伸双手与身旁那位头发乌黑、单皮小眼、鼻梁挺拔、短须零乱、穿着合身双翻领灰西装的壮硕汉子紧紧相握，“他就是这一位！下面就先请其作自我介绍。”

“诸君！诸同志！”壮汉站起后即尽量地压下掌声，“我叫黄兴，草字克强，号有庆午、竞武，系湖南省人。1896年春，考中秀才；1898年，入新式学堂——武昌两湖书院深造。”顿了顿，他接着又道：“1902年春，湖广总督张之洞着手从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选拔学生30多人，以赴日本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留学，因应考成绩优等，遂得以成为其中唯一的湘籍生；同年12月，与同乡杨度等人在东京创办了以翻译和宣传西洋现代学说和革命历史为主的杂志——《游学译编》。1903年，为抗议沙俄侵占我东北，曾与200多名留日生组织起‘拒俄义勇队’；是年回国后，同宋教仁、吴禄贞等人创立了反清革命组织——‘华兴会’，并被公举为会长。随后，又再联络会党，议定来年在慈禧过其‘七十大寿’时在长沙举行武装起义，但因事泄而被迫逃亡来日本。今年8月13日，也就是东京留学生在麴町区富士见楼举行的——”他伸手指向孙中山，“欢迎先生返抵的大会上，我俩有幸结识，并在当晚一同决定:将华兴会和兴中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合并成为今日之本会！”

“好！”“团结力量大！”“革命定成功！”——一时间，叫好声、欢呼声和掌声此起彼伏，一浪又高过一浪。

“有道是：一个好汉三个帮！”已站着和黄兴握手良久的孙中山忽然发声道，“总理只有一个助手是远远不够的。至少还得需要文秘一人、行政干事一人。可这样的人好找吗？”

“好找！”有人应声道。

“好找？不见得吧？”孙中山伸手环指，“别看今天到会的有近百人，且九成五以上者是留日学生，可仔细一算就捉襟见肘了。其一，有半数在东京以外的城市就读；其二，就是在东京就读的，上军校的就是节假日外出也得在6点前按时归校；其三，本会兼职是无薪职，其经济条件可否必然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我们总不能找一个需要勤工俭学的人来做这事。”

“您现在找着人了吗？”

孙中山颌首：“还好，找着了。”

“那他俩都谁呀？”

孙中山应声：“就是你不问，为了今后联系和工作方便故，我也要就此当面介绍给大家。”他随之将手一伸：“仲恺，自己站起来说！”

“是……”一个年约三十的年轻人应声站起，人们再注目看之，只见他双目灼灼有神、左眉处有颗大肉痣，鬓旁还有一左一右两个不算大的兜风耳，其中等偏瘦的身材因穿一身很合体的西装，很能给人一种温文儒雅的感觉。

“他只会讲白话（粤语）和英语，官话（普通话）、日语说起来结结巴巴的，所以还是让我来说吧！”抢话的是坐在那男生旁边的女青年，剪一头短发、穿一袭浅黄色唐装的她，白红丰腴、端庄大方，浑身上下皆透着一种大家闺秀的高雅气度。

“对对对，”孙中山忙不迭地打拱，“是我一时疏忽了，而且应该是女士优先才是。”他随即转手笑指道：“其实，他们俩是一对志同道合的伉俪。”

“先生，”那女生轻唤道，“为节省时间还是从文件夹找出我们俩履历给大家念念的好。”

“你讲的官话也是粤语思维的官话，还是让母语讲官话的人来说吧。”孙中山边说边将翻好页面夹子递给黄兴。

有顷，黄兴站起指着那男生道：“他姓廖名仲恺，生于旅居美国旧金山的一个华工家庭。1893年，因父亲病故，遂跟母亲回到广州，投奔时任清政府招商局总办的叔父廖志岗，并在两年后的1896年入香港皇仁书院就读；”他随即指向女生，“她叫何香凝，号双清楼主，是香港大地产商何戴的第九个女儿。——1903年春，他们俩先后到日本留学：夫进早稻田大学经济预科，妻入东京目白女子大学日语预科；同年9月，两人在东京结识了孙先生，随之被一同他引上革命之路。1904年，他们俩分别考入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科和东京女子师范学院美术科就读，今夏则一起作为帮手协助孙先生创建本同盟会。”

“从即日起，”孙中山插话道，“我将安排仲恺君兼任本会总部的副会计长，而作为首位女会员的小何则主要担负联络及后勤工作。”

1905年9月18日上午8点，在日本法政大学一间一般用来上大课的大教室。

——此时，教室讲台的黑板上方比平时多挂了一幅白底红字的大横布，上书：

政治系学员毕业论文答辩会（日文）

同时，下面的黑板除被一块银幕居中遮去大半外，通常放在讲台中间教学桌也被相应移到左侧斜摆着，以担负起“主持人席”新的角色。再则，室内的桌椅也有所减少，且被摆成很是不同的两部分：

——靠近讲台的区块为“工作席区”，这里的桌椅被摆成了“凹”字形。其中：两列纵向的座位为“评审官席”，其铺着墨绿色绒布的桌面上各分别摆着3块名牌和3个带盖的白瓷水杯；处于底部的横向桌为“答辩人席”——在同样铺着墨绿色绒布的桌面上，其正中央醒目的摆放着一台乳白色的投影仪，而它的左右两旁，一边放着有托盘的玻璃水具（有一壶清澈的饮用水和几个倒着放的水杯），另一边则留空无物；此桌的后面没有桌子，但地板上则用木基座垫高12厘米形成一个大站位。

——靠后的区块则是“旁听席区”，这里一共整齐摆着10排座椅，除固定设为“候辩人席”的头一排只放6张外，其它每排皆一律摆上12张。

十几分钟之后，整个教室除“候辩人席”有一空位外，其他的位子均已座无虚席，而且除教室后面的走道上都站满人外，左右两边窗口还尽数全开，以满足无票进入的众多的熙熙攘攘的旁听者。

8点30分整，只见身着黑色燕尾服的司仪官在“主持人席”对着话筒用日语说道：“诸位评审官和与会者：大家早安！大家早上好！近年来，我校和其他日本高校一样，吸收了很多来自大清国的学员，他们大都是像来自韩国和暹罗（泰国）的学生一样，虽然在临近毕业前都可以独自完成长篇学术论文的撰写，但在气氛紧张且须激辩的答辩场上，他们用日语来加以答辩，却往往会出现结巴和卡壳的现象，从而或多或少地影响其正常发挥。同时，有鉴于本校熟悉汉语的师资较多；经校委会讨论，决定从本期开始，以政治系为试点，首先让来自大清国的学员用母语答辩，以便他们发挥出应有的水平！”

此言甫毕，掌声四起。

“上个星期六下午，”司仪官大声道，“在来自大清国的四位学员中，大前天已有两位开始了如此这般的首次答辩；然而，令我们校方完全没有想到的是，此一小举措一经晚报报道，即引起社会各界特别是学界的极大关注！其中，最能让人眼见为实的莫过于今天的这个现场！因为答辩活动再也不能像大前天一样，安排在普通的教室里进行，而必须改到这里来！这是为什么呀？这是因为——前来观摩汉学家、其他学校清国留学生，以及本校或他校学汉语的日本学生等……”他顿了顿，随之用汉语说道：“实在——实在是太爆棚了，大家说——对不对呀！？”

“对！”——众人的回应尤如排山倒海一般。

“好！下面就该言归正传了！”司仪官又道，“评审官们认为：他们的前两篇论文——皆是结合本国实际的上乘之作！下面，我就根据他俩昨天出场的先后来公布其论文的考评等级，并就评审官团队的相关评判做出说明。”随之，他将手往“候辩人席”一伸，“宋教仁学员，有请你带上论文及佐证材料到答辩人席。”

“是！”只见一位天庭饱满的年轻人边应边站起。

宋教仁在掌声中就位后，遂向评审官和各面向的观众鞠躬致意……

不一会，随着他的熟练操作（此前校方有专门培训过），论文稿的封面很快就被清晰的投影到银幕上，其画面上主要呈现出两行字体和大小不同的日文：

论一个国家的宪政制度须有高屋建瓴的顶层设计

大清国学员 宋教仁

紧接着，司仪官笑容可掬道：“宋学员，你的这篇毕业论文最终获得特优等的成绩！且评审官无任何负评！”

“哗！”“哟西！”——与会者顿时报以热烈地掌声。

宋教仁见状又忙不迭地向四周鞠躬致意……

“宋学员！”会场的电喇叭突然响起震耳的抢话声。旋即，人们皆将目光投向在评审官席居中而坐的中年人。——他长着一个长方脸，留有一头短卷发，时穿一套搭配玫瑰红领结与立领白衬衫的黑色燕尾服，其桌前名牌所标明的身份是:

总理①主评审官

梅谦次郎 教授

紧接着，梅谦次郎用和缓的声音款款说道：“宋学员，你的这篇论文，很是令我印象深刻。因为只要细读之，就不难发现，你在对世界列强政治、经济、法律等各种制度的论述上，皆达到引经据典和博采众长的程度，甚至可以把我们学校一些个教授、讲师都比了下去！请问，你是如何做到的？”

“首先，非常感谢总理给予这么高的评价！”宋教仁抱拳道，“但我却着实不敢当！若硬要回答您的所问，那我只能说——这与自己近些年大量翻译国外有关方面书籍和文献是不无关系的。”

“那你说说，你都翻译了那些书？”

“计有——《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美国制度概要》、《俄国制度要览》、《澳大利匈牙利制度要览》、《澳匈帝国财政制度》、《欧洲诸国警察制度》、《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世界史年表解》，等等。”

“真是笔耕不倦呀！”“佩服佩服！”——有人赞叹道。

司仪官与梅谦次郎对视一下后，遂伸手道：“请宋学员回座。下面，我们开始进行新一轮的论文答辩。接着，有请胡衍鸿学员带上论文及佐证材料到答辩人席！”

“是！”胡衍鸿立刻从座位上站起……

胡衍鸿就位后，遂向评审官和观众鞠躬致意……

掌声中，银幕呈现出新的投影画面，论文的封面有如下三行日文文字：

论绅商已成为我国开启民智推动宪政的主力军

胡衍鸿

胡衍鸿扶了扶眼镜，随即用汉语温文尔雅道：“尊敬的司仪官、评审官及各位与会者：大家早上好！依据答辩程序，本学员首先得将自己的论文内容作个概述。而在作这样的概述之前，我想先问问在场旁听的日本朋友，大家是否对论文题目所出现的——‘绅商’和‘东南互保’这两个概念有陌生感？”

“是很陌生！”——有许多人异口同声地回答道。

“好！既然如此，那我就先费些口舌来加以说明。不知多少年了，‘士绅’和‘绅士’二词在我国都是同义词或近义词，都是泛指那些潇洒倜傥的文人雅士。而‘绅商’呢，则是近几十年才出现的新名词，可作‘士绅商人’或‘绅士商人’解。当然，在新的概念里头，‘绅’与‘商’已非两种不同独立的身份，而是一种‘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的融合体。

“诸君，您如若看过我的论文，就不难了解到：两千多年来，中国的传统社会一直被划分为‘士、农、工、商’等四个等级森严的阶层；其中又以‘士为上尊，商为下贱’。但自鸦片战争始，随着西方列强的接踵而来，一切都变了！特别是朝廷下令废止科举制之后，‘学而优则仕’的信条几乎是在一夜之间被束之高阁！而与之反，那些与洋行合作的‘买办’②商人，却是摇身一变成为一群炙手可热的人上人！于是乎，本来高高在上的官吏，不惜‘纡尊降贵’去‘下海经商’；原先‘低声下气’的商贾，则通过捐款买官衔等形式，得以‘商而优则仕’……”

“怎么！？”旁听席有人惊呼道，“贵国的官衔是可以公然买卖吗？”

“对！到镇压太平军的中期，朝廷因担心过于追加税赋来筹措军费，会引发新的农民起义，遂在不得己的情况下，向那些大商贾大卖官衔。”

“那又怎么个卖法呀？”那人又煞是好奇道。

“买官又分两种形式，”胡衍鸿大声道，“一种是买名义官，另一种是买实官。名义官就是候补职，一般都不会真上位。实官就是交钱后补实缺，真任职。也正是因为如此，我国社会开始出现——绅商——这样一个亦官亦商的新阶层。说到时这呀，我先得提醒大家记忆一下日本报刊前段有关‘东南互保’真相的报道，当年督抚们不奉诏勤王，是不是另有三个始作俑者呀！？”

“是！”

“好！“胡衍鸿举起翻好页面的文稿，旋指点道：“我在这论文的‘附注’有写到他们的简历，而为了便于接着的阐述，我这就先将其全都念出来。”

有顷，随着银幕上出现盛宣怀的相片，他定睛念稿道：

盛宣怀，字杏荪，1844年生于江苏省武进县。此人秀才出身，自1870年入李鸿章幕府协助其办洋务起，曾历任知府、天津河间兵备道、天津海关道、轮船招商局督办、直隶津海关道、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大臣、工部左侍郎兼中国通商银行总办和中国电报总局总办等职。

“担任这么多官职，他又有何等建树呀？”有日本人用轻蔑地口吻提问道。

“就是呀！”“有何建树呀？”——好些人跟着起哄道。

胡衍鸿牙关一咬，遂大声道：“此君在上述任上的业绩挺不错！比如说——我国自1866年在上海修建第一条铁路开始，用了近30年才总共铺就400公里，可自朝廷于1995年设立铁路总公司并任命他为督办铁路大臣后，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全国铁路总里程已有近3000公里。”

“哈……可据说，他主持修筑的2600公里——那几乎都是靠举外债完成的！以至其路权和高额利润全都落入外商的手中！”那日本人又讥笑道。

“是没错！”胡衍鸿即刻应声道，“但这完全是情有可原的，因为谁都不难设想，从黄海海战（指甲午战争）战败开始，随着我国对外赔款的一路剧增，任何人要想在铁路项目上大有作为，除了大举外债是很难再有他途的！不过，随着铁路的陆续建成，我们中国人近年维护铁路权益意识正日益提高，想方设法从外国人手中赎回路权和自办铁路的行动已遍及海内外，比如接着将跟在我后面进行答辩的——（他随即转身一指）杨度同学，今年年初，就曾作为我们留日和留美学生的总代表，就维护粤汉铁路利益之事专门乘船返国向政府当局建言献策……”

“好了，扯远了！还是言归正传吧！”有评审官出言劝阻道。

胡衍鸿一回过神，遂若有所思道：“盛宣怀当上工部左侍郎呀，是在‘东南互保’之后的1902年年初，可到了当年年底，却因其父病逝而须依大清律法辞官回老家‘守制’。今年初已尽孝满三年他本来是可以申请官复原职的，但出人意料的是——他却选择到上海创设‘中国红十字会’而自断其显赫的仕途！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便毫不犹豫地将他列进‘绅商’之列。”说罢，他又再捧稿念道：

……而作为数一数二的“绅商”，盛宣怀在这三十几年中，曾创下了中国工商界的多项第一！例如：第一个民用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个电报局——天津电报局、第一个机动轮船公司——山东内河小火轮公司、第一条铁路干线——京汉铁路、第一座用机器开采的大型矿山——大冶铁矿、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等等；从而在国内外享有“中国实业之父”和“中国商父”之誉。因此，他与自1868年起，创办日本第一家银行和大阪纺织公司，其资本渗入铁路、轮船、渔业、印刷、钢铁、炼油和采矿等重要经济部门，如今拥有“日本企业之父”、“日本金融之王”、“日本近代实业界之父”等桂冠的涩泽荣一先生的经历是极其相似的。

“哗！”——众人不禁发出感叹声。

有顷，胡衍鸿又通过幻灯放映机变换出另一张大头照。——此人头戴毛皮帽、身着高档绸缎服，削瘦的国字脸虽透着红光，但已现额纹和眼袋，胡须稀疏，看上去像已年过花甲。

“咳！”胡衍鸿先干咳一声，然后又念道：

张謇，字季直，1853年生于江苏通州长乐镇。1894年，慈禧皇太后因自己的六十寿辰而特设恩科会试。他作为第五次进京应试的举人，最终得中一甲状元，遂获“翰林院修撰”的六品官职。然而，两年后的1896年，他却因为认识到‘富国强民在于工’，而弃官从商，回到老家南通筹建纯商办的纱厂——大生纱厂。据悉，到1899年4月，拥有2.04万纱锭的工厂正式建成投产，三四年后年获纯利已近20万两白银。也正是鉴于他在实业界取得卓越的成就，朝廷于1904年3月1日破例赏“商部头等顾问官”之官衔,从而俨然成为官方认可的商界大领袖！

“哗！”——众人又不禁发出感叹声。

“咳！”胡衍鸿干咳一声，遂用征询的目光转向旁听席：“请问旁听的日本朋友，有谁知道：‘银行为百业总枢，其盛衰攸关国本。’‘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这两句话是谁先说的吗？”

许久后仍没人回答，胡衍鸿遂将银幕画面变成另一张大头照。——此人虽是个须发全白的老者，但相貌儒雅、双眼有神。

“他应该是郑观应！”有人嘀咕道。

“对！他就是郑观应！”胡衍鸿迅即接言道，“那前一句就出自他的名著《盛世危言》，后一句则出自他的另一部大作《论练兵》；而这位大贤也就是我接着要说的最后一位大绅商。不过他成其为绅商的途径与前面两人截然不同，是典型的‘先经商，后捐官’。”随之，他又再捧稿念道：

郑观应，字正翔，1842年生于广东香山县，16岁那年应童子试未中，遂奉父命前往上海投靠在新德洋行当买办的叔父郑廷江。不久，经叔父安排入英国传教士开办的英华书馆专攻英文三年，继而到英商的宝顺洋行当买办。1871年，应聘当上扬州宝记盐务公司的总理。1873年，他参与创办太古轮船公司并于次年被聘为公司总理。之后，因先后参股开平矿务局、上海造纸公司、上海机器织布局、锦州五金矿等洋务企业，而得到李鸿章、盛宣怀的垂青。于是，又在他俩的提携下，通过捐资获得郎中、道员等官衔，并得以出任官办大企业——津沪电报局和轮船招商局的总办、粤汉铁路总董等要职，从而摇身变成“双栖之星”。

胡衍鸿念毕，遂抬头道：“显然，他郑观应不过是个典型的‘官虚商实’的‘绅商’。说到这呀，下面就得切入正论部分了。尊敬的评审官，我之所以认为‘绅商’已成为我国开启民智推动宪政的主力军，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事实：首先，从文化上看，‘绅商’是最有知识储备、先进思想和理论水平的一群人，堪当开启民智推动宪政的‘急先锋’。刚才，有人提到郑观应先生蜚声中外、为人熟知的《盛世危言》；然而，在座的许多人都周知，郑先生在那书中的‘先富国后强兵’和‘欲富国强兵又必先速立宪法和广开议会’等远见卓识，最早是首见于他在1880年所撰的这本《易言》！（他边说边将《易言》一书的封面置于投影仪的镜头下）也就是在《易言》字里行间，他就已经大张旗鼓地宣扬了西方的议会制度，并力主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而在《盛世危言》中，他又率先表达了两个极为重要的宪政思想：”随之，他翻看笔记本道：“一是强调：‘宪法乃国家之基础’，‘宪法不行**严’，‘宪法不行政难变’；二是将‘议院’理解成‘去除隔阂、整合人心、塑造统一意志，从而实现富强之有效制度工具’。在他的描述下，无‘议院’之国‘君民之间势多隔阂，志必乖违’。但中国一旦能开设起朝野上下能顺畅沟通信息的‘议院’，那就将‘上下一心，君民一体，尚何敌国外患之敢相陵侮哉’；那就将‘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

胡衍鸿放下笔记本，端杯喝下两口水之后又继续说道：“事实上，可以毫不夸张说郑老先生的上述思想影响了华夏一批又一批的仁人志士！从而促使他们走上为复兴自己祖国而奋斗的新征程！就拿也是其中之一的张謇来说吧！1901年，一心‘实业救国’的他乘朝廷因战败而欲求改革之机，递交了自己有生以来的第一份奏章——《变法平议》书。在此书中，他一共提出了42条改革方略，其第一条就是‘置议政院’，又推荐了日本议会的运作。事实表明，《变法平议》因既是中国进行地方议会制度实践的第一个纲领，也是详明地公然呼吁参与国家与地方政治的宣言书，故被《京报》誉之为‘不啻是一声震撼神州大地之春雷’！前年，他东游日本，更十分羡慕贵国之立宪政体。归国后，曾成功劝说湖广总督张之洞和直隶总督袁世凯联名奏请朝廷——实行君主立宪制！当然——”他转身向后并伸开双手，“我们这几位来这里就读，也都多少受到这两位先贤的思想洗礼！”

胡衍鸿端杯喝下两口水，遂又说道：“其次，从经济上看，‘绅商’是最有金钱和产业的一群人，而且令人感佩的是，他们在倡导开启民智同时还持续不断往文化业上作投资。而那个郑观应又可以说是始作俑者之一，因为他早就说过——” 他另将文稿置于镜头下，遂又抬头解说道：

中国亟宜参酌中外成法，教育人材，文武并重。——其一，习日本设文部大臣并分司责任；其二，聘中外专门名家，选译各国有用之书，编定蒙学普通专门课本，颁行各省；其三，通饬吏督同地方绅商就地筹款及慨捐，显著者报部奖励；其四，务使各州、县遍设小学、中学，各省设高等大学，一体认真，由浅入深，不容躐等。

“更值得一提的是，盛宣怀过往在文教建设上也创下过诸多第一，比如说：第一所高等师范学堂——南洋公学；第一所现代大学——北洋大学堂；第一座公共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等。当然，张謇也不遑多让！他至今已兴办上百所学校和许多文化公益事业，著名的有上海复旦公学、通州中等师范学校、中国图书有限公司、南通翰墨林印书局、南通博物苑等，就是其中和佼佼者！”

“哗！”——有不少人发出赞叹声。

有顷，胡衍鸿继续道：“第三，从政治上看，近两年中外报刊所披露的内幕已足以判断，东南互保的始作俑者不外就是盛宣怀、郑观应和张謇，而这又足以证明‘绅商’中的精英分子，已似乎初具左右国家政局的能力。”

“对了！”有评审官应声道，“我想问一问，参加‘东南互保’的督抚们皆有抗诏之罪，可你们的皇太后怎么就不但不秋后算账，反而还给他们加官晋爵呢？比如说——李鸿章升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刘坤一获封一等男爵，特别是那个原先只是四品官的盛宣怀，除了连晋两级——当上正二品的工部左侍郎，还得以和袁世凯一道被加封为太子少保；等等。”

“您说的是！”胡衍鸿认同道，“以我愚见，太后这么做主因有二：其一，督抚们并未从根本上站到朝廷的对立面。例如——事后被太后誉为‘有再造玄黄之功’的李鸿章，一接到进京主持谈判的懿旨，即不顾年迈而北上！这也就是说，他前面不奉诏，只是反对错误决策，而非那个让自己成就‘士大夫’③的社会制度。其二，互保最终还让各方势力得以各平共赢。评审官，我这样回答能令您满意吗？”

评审官立刻笑应：“满意！很是满意！”

“哈……”——众人随即报以欢笑。

注释：

①校长。

②指当时受雇于洋行并主要服务中外商业交易的中介人。

③泛指官吏或较有声望、地位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