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淮竹在泽州待了五天。前三天他每天都去北山，后两天他不去了，不是不想去了，是不敢去了。他怕去了就舍不得走了。他还要回京城，还有很多事没办，还有一些人要见，一些话要说。他不能一辈子待在这座山上，一辈子守着一座坟。他不想走，但他得走。

第五天早上，他跟沈渡告别。两个人站在城主府门口，沈渡穿着他那件半旧的玄色袍子，腰带勒得紧紧的，腰里挂着那把短刀。他看着莫淮竹，莫淮竹看着他，两个人都不是话多的人，站了一会儿，沈渡先开了口。

“林泽那把剑，你带上了？”

“带上了。”

“那封信呢？”

“在身上。”

“玉佩呢？”

“也在。”

沈渡点了下头。他没说“一路平安”，没说“保重”，没说“常来看看”。他知道莫淮竹不会来了，这个地方他不会再来了。不是不想来，是不敢来。来了就想起林泽，想起林泽躺在那间偏院里，想起林泽在北山上，想起他一个人等了那么久。他受不了，谁受得了？谁也受不了。沈渡自己也不想再去了，但他会去，因为他住在泽州，那座山就在城北，出了北门就能看到。他每天都能看到，他不能当它不存在。他每个月都会去一次，拔草，培土，烧纸，倒酒。他做这些事的时候，会替莫淮竹做一份。他不会告诉莫淮竹，他自己知道就行了。

莫淮竹把包袱背在身上，那把剑斜挎在背后，剑鞘从右肩上方露出来，黑漆漆的，在灰蒙蒙的天光下泛着一层哑光。他朝沈渡抱了抱拳，沈渡也抱了抱拳。两个人的手同时放下，同时转身，一个往里走，一个往外走。沈渡往里走了几步，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莫淮竹已经走出很远了，背影越来越小，在灰蒙蒙的天色里，像一个正在融化的墨点。

沈渡站了一会儿，转身进去了。

老刘头在门房里坐着，炉子上的水壶咕嘟咕嘟地响。他没去送莫淮竹，不是不想送，是他怕自己忍不住。他看着莫淮竹从门口走过去，包袱背在肩上，剑背在背上，腰挺得直直的，走得很快。他走到巷口，拐了个弯，不见了。老刘头低下头，看着炉子里的火，火烧得旺旺的，红彤彤的，炉盖子烧红了，透亮。他把水壶从炉子上拿下来，沏了一壶茶。茶叶放了一撮，不是一把。他端着那杯茶，喝了一口，不苦。他端着那杯茶，在门房里坐了一整天。

莫淮竹走了以后，沈渡去了一趟北山。他一个人去的，没叫老刘头。他走到半山腰，看到那座坟。坟又塌了一些，不是被人踩的，是雪压的。雪化了又冻，冻了又化，土就松了，松了就往下塌。沈渡蹲下来，用手把塌了的土拢起来，堆在坟上，拍实。他拢了很久，拢到手掌都红了，拢到指尖磨破了皮，血沾在土上，他也不停。拢好了，他站起来，退后一步看。坟又圆了，比原来小了一圈，但圆了。

他站在坟前，看着那把剑——不对，剑被莫淮竹带走了，坟前什么都没有了。他站了一会儿，从怀里掏出一壶酒。不是老白干，是黄酒，温过的，用棉布裹着，还热乎着。他打开壶盖，把酒倒在坟前。酒渗进土里，洇开一片深色的印记，热气从土里冒出来，凝成白雾，一团一团的，像一个人在喘气。他蹲在那，看着那片白雾慢慢地散，散到最后什么都没了。

“林公子，”他说，“莫淮竹走了。他把你那把剑带走了，把你的信带走了，把你的玉佩也带走了。他把能带的都带走了，不能带的留下了。不能带的，我替你守着。”

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转过身下山了。走到半路，他回头看了一眼。坟还在，圆圆的，在灰蒙蒙的天色里，像一个馒头。

沈渡在山路上慢慢地走，老刘头不在旁边。他一个人走这条路，觉得比平时长了一些，长到他觉得自己走了很久还没到，长到他觉得是不是走错了。他没走错，路是对的，就是长了。不是路长了，是他走慢了。一个人走，不用等谁，也不用被谁等，他就走慢了，走慢了就觉得路长了。

回到城里，沈渡去了偏院。这间屋他从莫淮竹走了以后就没来过，门一直关着，窗也关着。他推开门，屋里一股霉味，不重，但闻得到。他把窗户推开，让风灌进来。风把霉味吹散了，把屋里积了几天的闷气也吹散了。他站在窗口，看着院子里的老槐树，雪化了，枝头露出来了，黑黑的，湿湿的，像一根根蘸了墨的笔。他在窗口站了一会儿，转身出去了。

他去找了老刘头。老刘头在灶房里，正往灶膛里添柴。灶上的大锅里炖着萝卜，萝卜的香味从锅盖的缝隙里钻出来，飘了一屋子。沈渡站在灶房门口，没进去。

“老刘头，偏院那间屋，以后还住人吗？”

老刘头没回头。“不住了吧。”

“那留着？”

“留着。”

沈渡没再说。他知道老刘头说的“留着”是什么意思——不是留着那间屋，是留着那个人。人没了，但屋留着。你留着那间屋，就好像那个人还会回来。他不回来了，但你留着，你觉得他可能回来。

当天晚上，沈渡在书房里写了一封信。不是写给莫淮竹的，是写给京城莫家的。他写得很简短——“林泽后事已毕。遗物已交莫淮竹。望节哀。”写完了，他看了一遍，觉得没什么要改的，就装进信封，封了口。他叫来一个差役，让他连夜送出去。

差役走了以后，沈渡坐在桌前，把那封信的内容又在心里念了一遍。“林泽后事已毕。遗物已交莫淮竹。望节哀。”他想，莫淮竹看到这封信会怎么想？也许不会想，也许会很平静，也许会很疼，也许会没什么感觉。他不知道。

正月十八，林泽走后的第十六天。

这天一早，沈渡起来就去了偏院。老刘头已经在了，他正蹲在灶房里烧水，水壶咕嘟咕嘟地响着。沈渡走过去，从水壶里倒了一碗热水，端在手里。水烫，碗也烫，他换了一只手，又换回来。他端着那碗水走到偏院门口，停下来，站在那里，看着那扇关着的门。

今天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不是林泽的生日，不是林泽的忌日，什么都不是。但沈渡觉得今天应该去看看他。不是因为今天特殊，是因为他想去。想去就去了，不用挑日子。他推开偏院的门，走进去。屋里还是那样，床空着，桌子空着，柜子空着。他把那碗水放在桌上，站在那，看着那碗水。水冒着热气，在冷空气中凝成白雾，一团一团的，升到屋顶，散了。

沈渡站在那里，什么也没说。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不是会说话的人，他连信都写不好。他站了一会儿，把那碗水端起来，自己喝了。他渴了，不是替林泽喝的，是他自己渴了。他喝完水，把碗放下，走了出去。

老刘头在灶房里蒸了一锅馒头。馒头白花花的，圆鼓鼓的，底下的焦疙餷黄灿灿的。他把馒头从锅里捡出来，放在碟子里，端到偏院，放在桌上。桌上有沈渡喝过水的那只碗，碗底还剩一点水。老刘头把那碗水倒了，把碗放在馒头旁边，又回灶房端了一碟咸菜来，搁在馒头旁边。他站在这桌东西面前，看着它们，馒头、咸菜、碗，三样东西，摆得整整齐齐的。

“林公子，吃饭了。”他喊了一声，声音不大，就像在喊一个还没起床的人。

然后他出去了。

老刘头回到灶房，坐在灶台前的小板凳上，看着灶膛里的火发呆。火烧得旺旺的，灶膛里红彤彤一片，热浪扑在他脸上，把他的皱纹照得更深了。他想起小时候，他爹也是这样坐在灶台前，看着火发呆。他爹爱看火，一看就是大半天，不说话，不动，就那么看着。他问他爹看什么，他爹说看火。火有什么好看的？火就是火，烧起来是红的，灭了是黑的。但他爹说，火里有东西，有你看不见的东西。他不知道火里有什么，但他觉得他爹说得对，火里确实有东西。是什么他说不清，但今天他看着灶膛里的火，忽然觉得他看到了。他看到了一个人的脸，不是林泽的，是他自己的，是他年轻时候的脸，红扑扑的，圆圆的，眼睛很大，嘴巴很翘。他盯着那张脸看了很久，然后火灭了，那张脸也没了，灶膛里只剩一堆红不红黑不黑的灰。他拿起火钳，拨了拨那些灰，灰底下还有一点火星，红红的，亮了一下，又暗了。

正月二十，林泽走后的第十八天。

北山上的雪化了大半，露出底下的土。土是黑的，湿的，踩上去软绵绵的，像踩在一块发好的面团上。那几棵松树还是歪歪扭扭的，但枝条上的雪化了，树枝弹起来了，不像之前那么低了。坟还是那座坟，圆圆的，比之前又小了一圈，土被雨雪冲走了不少，沈渡又培了一次。

老刘头这天没去北山，他去了城外的青云观。青云观在城东南，不大，一间正殿两间偏殿，院子里一棵老柏树，柏树下有口井。观里的道士姓陈，五十来岁，瘦高个儿，留着一把花白的胡子。他认识老刘头，老刘头每年过年都来烧香，烧完香就走，不多待，也不多话。

“陈道长，”老刘头说，“我想给一个人点盏长明灯。”

“什么人？”

“一个年轻人。姓林。走了十八天了。”

陈道长没再问，从柜子里拿出一盏油灯，铜的，不大，上面刻着莲花纹。他把油灯放在供桌上，倒了油，放了灯芯，点着了。火苗不大，黄黄的，在供桌上晃了晃，稳住了。

老刘头从怀里掏出几两碎银子，放在供桌上。陈道长没看银子，看着那盏灯。灯亮着，火苗一蹿一蹿的，像一个人在呼吸。

“这盏灯能点多久？”老刘头问。

“油干了就灭了。”

“我能来添油吗？”

“能。”

老刘头点了下头，转身走了。他走到道观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那盏灯。灯还亮着，在灰蒙蒙的天光里，那点火很小，但你一眼就能看到它。老刘头看着那点火，觉得它像林泽。不是说林泽像火，是说——他在的时候你不觉得他有多亮，他不在了你才知道，这世上少了一盏灯，暗了一大块。他转过身，走出道观，走在回城的路上。路两边是田，田里的雪化了，露出一垄一垄的黑土。土是湿的，亮晶晶的，像涂了一层油。有几只鸟在田里找食，灰不溜秋的，蹦蹦跳跳的。他看着那些鸟，忽然想——春天快来了。林泽等不到春天了。

莫淮竹走了以后，沈渡在书房里发现了一样东西。

不是莫淮竹落下的，是他故意放的。放在抽屉里，跟林泽那封信放在一起。是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行字——“多谢。”就两个字。沈渡看了那两个字，把纸条折好，放回抽屉，锁上了。他不知道莫淮竹谢他什么，也许是谢他收了林泽，也许是谢他葬了林泽，也许是谢他写了那封信。也许什么都不为，就是想谢一下。谢谢你把他的事办了，谢谢你在最后这段日子陪着他，谢谢你在我不在的时候替他做了我没能做的事。

沈渡把那两个字又念了一遍。“多谢。”他这辈子听过很多人说谢，有的真心，有的假意，有的听着像谢其实是在骂你。莫淮竹这两个字，写得端端正正的，不轻不重，不大不小。不是写给他看的，是写给他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