坡上有十一个人。

这是我第二天就数清楚的——数人头是老毛病里的老毛病。十一个女人，来自至少五个国，最年轻的看着像二十出头，最年长的……说不准。在这里，年纪看不准。

加上我，十二个。

坡上没有头。没有头这件事，我花了三天才信。十一个人，吃同一口锅，守同一片坡，居然没有人管事。我来之前觉得不可能，来之后看了三天，发现真的不可能——但她们就这么过了。

不是没有分工。烧饭的管烧饭，缝毯子的管毯子，有一个叫阿钟的，专管那棵大树上的灯——灯坏了换灯，灯旧了修灯。分工是有的，只是没有谁去分。我问阿钟这事是谁派的，她说：没人派，灯要修的时候就去修了。

这套逻辑，拿到我故国的朝堂上，活不过一个早朝。可它在一道坡上，活了不知多少年。

我第三天就开始做事了。坡上有一间仓房，比驿站的大，账目比驿站的乱。我没有问谁的意思，搬了条凳子进去，从头理起。第四天理完了。第五天我去看她们的公账——用大粗笔在木板上记的，有的名目我认得，有的我不认得，有一条叫「狼换」的，是和狼之间的物资往来。

阿钟坐下来给我讲了半天。我听完，写了一份简册：什么月份来什么狼，换什么东西，大约换多少。阿钟看了看，说「往年也差不多」，然后拿走去给别人看了。没有人说谢谢。我想起桂婆，想起这里的人对意义的抗性似乎是统一配发的。

做事的时候是最好的。做事的时候，脑子有地方搞，脚也不着急。我理账的那两天没有走快过一次。

第六天，来了一头狼。

不是信使。比信使大很多，毛是深灰近黑的，肩膀和坡上的屋脊齐平。它在坡下的空地上停住了——不进坡。坡上的人出来看了一眼，又进去了，只有阿钟站在树下，朝它打了个手势。

狼低了低头，开口说话。人话，嗓音很低，像石头碾过沙。

它在和阿钟谈灯。

谈得很具体：哪一段的灯旧了、该换什么样的芯、新灯的暖力够不够从驿站撑到坡上。阿钟一条一条答，答得比它问得还仔细，偶尔纠正它一两处——用的口气，像纠正一个同行的手艺毛病。

它不是来下令的。它是来讨论的。

我站在仓房门口，手上还攠着半根记账的炭条，看了很久。

在我的国里，这种画面不存在。人和人之间的对等尚且稀罕，人和一头比房子大的东西之间的对等——这连想都不必想。我的朝堂上，品级差两级就不能同席，差三级就要行礼。这里一个修灯的女人站在树下，纠正一头巨兽的灯芯参数，巨兽听着，偶尔点头。

谈完之后，狼转身要走。走了两步停住，回头看向我。

——只有一瞥。比信使那天更短。我还没来得及看清它眼睛的颜色，它就转回去了。

第八天晚上，我在火堆旁和另外几个人一起吃饭。坡上的饭是一起吃的。没有头，但有火堆——人这种东西，有火的地方就有堆。

一个叫阿笋的女人在教另一个人编筐。阿笋编筐编得很好，手比嘴快——她教的方法是直接上手帮人掃竹条，掃到对了为止，一句话不说。我看着她们，想起宫里的女官教宫女规矩的样子：教的那个端着，学的那个怕着。这里没有端，也没有怕。掃到疼了，学的那个打了阿笋一下，阿笋笑了。

我问她们，这里的人去过更深处的没有。

「都去过。」阿钟说。

「什么样？」

「大。」

我等了等。桂婆、阿钟，这是第二个人用一个字回答我这个问题了。

「去了能做什么？」

阿钟想了想，数手指头：「做什么都行。有人给狼讲书，有人画图，有人在那边开了个窑。有一个人——早先来的——她给她们编了一套记账的法子，现在整个……」她顿住了，像在找一个词，「整个那边，都在用。」

我攠着碗，没有说话。

一套记账的法子。

这世上有第二个人，做了和我一样的事。她不是治国者，她可能什么都不是——她可能也是一个不知道自己叫什么的人，到了门这边，发现自己唯一的本事有人要，就做了。

我放下碗。

「路怎么走？」

「灯道。三天。」阿钟看了我一眼，「不急。」

「我知道。」

我说我知道。我知道不急。可我也知道自己——我不是一个能在一道坡上停下来的人。坡上很好。坡上有火堆、有人声、有修灯的阿钟和教筐的阿笋。可我的脚在桌子底下一直在动，我的脑子在碗里就已经开始算：三天路程，干粮够不够，到了那边住哪里。

我不会慢。我在灯道上试过了，我真的不会。但至少我现在知道自己不会了。知道也是一步。

第九天早上，我走了。

阿钟没有送我。阿笋没有送我。劈柴的那个没有抬头。这里的人对告别的态度，和桂婆一样——不是冷，是不把离开当成需要仪式的事。在这里，走和留用的是同一张脸。

灯道从坡的另一边开出去，朝着那个「大」的方向。

我背着包袱走进灯道的时候，袖袋里还剩三枚杏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