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起来，这么多年周声对我这个人的评价里面，出现频率最多的一个词是，粗糙。

他不能理解为什么我脚上的袜子总不是同一双，为什么经常找不到手机，为什么永远记不住他说的话。

哪怕生病也从来不当一回事。

记得有次早起，我照镜子发现右眼长了个硕大的麦粒肿，眼皮肿得发亮。

我觉得特滑稽，一路小跑到他面前，裂开嘴哈哈哈地笑，指着那只眼睛显摆：“快看，我像不像那只悲伤蛙？”

结果他没有按我预期那样笑，而是满脸写着心疼。

我反过来去顺他的背：“没事的。我小时候经常长麦粒肿，不用管它，过个两三天自己就好了。”

周声没接我的话，半小时后，他拿着一管药膏走过来，我还在那儿嘟囔：“哎呀，多大点事儿啊，真不至于这么劳民伤财。”

他只是抿着嘴，半强制性地把我按在沙发里。他手上的棉签带着药膏略显清苦的味道，轻轻抹在我的眼皮上。

随后，他看着我那副没心没肺的样儿，长长地叹出一口气：“我真没见过像你这么粗糙的人。”

我闭着那只悲伤蛙的眼睛，始终不以为意。

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有一次我心血来潮，非要挽起袖子给他露一手，展示一下我那深藏不露的厨艺。

我进厨房也就十五分钟，就喊他开饭了。

周声当时正坐在沙发上拿着手机聊工作，闻声表盘上的指针都没走过一个刻度，他惊讶地问我：“怎么这么快？”

我理直气壮地说：“就炒个青椒肉丝，能有多复杂？。”

他走到桌边，盯着那盘形单影只略显孤独的肉丝，迟疑了半天，语气里带着一种近乎小心翼翼的试探：“就……这一道菜？”

我点点头，困惑地问他怎么了？他按住我的肩膀叫我等一会儿。

随后，他掏出手机，外卖补了两道热菜和一份汤。

等那几个精致的餐盒在桌上摆开，场面终于像样了点。我啧啧称奇：“周老师太讲究了，就俩人吃饭，要这么丰盛吗？”

周声跟我讲，他记忆里的童年餐桌，哪怕只有两个人吃饭，也永远是四菜一汤，讲究的就是荤素搭配。不止他家这样，他们老家那边的邻里街坊，家家户户都是这个章程，仿佛少了一个碟子，日子就过得不体面了。

我听完，握着筷子的手僵在半空。

我跟他分享我童年的味道非常简单，桌上只有一盘万年不变的韭菜炒鸡蛋。

那时候因为韭菜便宜，五毛钱就能买上一大扎，做法也简单，丢锅里翻两下，五分钟就能开饭了。

我爸那个人，对所谓的营养搭配完全没有概念。对他而言，吃饭这件事，本质上和给汽车加油没什么区别：喂饱了，能跑就行。

我像个适应力极强的容器，对生活非常能凑合，反正也饿不死，忍忍也就过去了。

只是这种凑合的后遗症直到工作以后才显山露水。韭菜那种带着辛辣又很霸道的味道，是我记忆中的雷区。

其实我也不知道该不该怪我爸，因为我爸也并没有被他的爸爸好好对待过。

他没见过爱，所以不知道爱应该长什么样。

我爷爷那辈人，养孩子主打一个随缘。不关心功课，不打听喜好，养孩子跟养门口拴着的小猫小狗没差，给口吃的，能活到哪算哪。

至于前途，那是老天爷赏饭吃：学得出就供着，学不出就赶紧卷铺盖找个班上。

这种散养的育儿理念，到了我爸这儿，被他原封不动地继承了过来。

我妈为了这事儿，跟我爸吵得天崩地裂。

她想给我报个特长班，我爸第一反应永远是捂紧钱包，冷着脸拒绝：浪费，没有意义。

后来我妈攒够了失望，索性懒得跟他费唾沫星子，家里经济直接切成了AA制。她负责我所有的开销，条件是让我爸彻底退出我的教育，不许对我指手画脚。

养孩子的经济压力全压在妈妈一个人的身上，她像个上了发条的陀螺，工作忙得脚不沾地。

所以我放学后的晚饭，餐桌旁对坐着的，始终只有我和我爸。

记得小学三年级班里排练节目，我被选进舞蹈队，每个人要交四十块钱买统一的舞蹈裙。

放学回家，我小心翼翼地跟我爸开口要钱。

在那个五毛钱一扎韭菜的年代，对于一个连补课班都能认为是浪费的人来说，40块这种“巨款”，想当然是一定会被拒绝的。

我很委屈地辩解：“老师说大家都得穿一样的，别人都买了。”

这话不知道戳中了他哪根敏感又脆弱的神经，他脸色唰地沉下来，那种刻薄的教育模式瞬间开启：“在学校别整天想着跟人攀比，别人有什么都跟你没关系！我们家没钱给你买，你把心思都用在学习上！”

我没想攀比，我只是不想在集体里做一个格格不入的异类而已啊。

我低头扒拉着碗里的米饭，眼泪吧嗒吧嗒掉进米饭里，没再夹一口菜，这已经是我能表现出来的极限抵抗了。

我太清楚了，无论哀求还是撒娇都没有用，换来的只会是他变本加厉的苛责。

在他面前，什么集体荣誉感都是虚头巴脑的假把式，实用的生存主义远远高于一切。至于小女孩的自尊心有什么重要的？小孩子而已，过段时间就什么都忘了。

那时我学会了最省力的生存方式：闭嘴。

不开心这种事，就像那盘难咽的韭菜，强行咽下去，在胃里磨一磨，等过一会儿，也就消化了。

“先忍忍，能活着就可以了”，这句话大约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像青苔一样，顺着心底深处的裂缝悄悄攀爬蔓延，覆盖住我的一切**。

“其实工作以后回到家，好几次我都想告诉我爸，我最讨厌吃韭菜了。但是每次见了他，又不知道该从哪儿说起，最后什么也没说。后来我爸去世了，也再没机会跟他说了。”我对着周声喃喃自语道。

后来我终于开始工作了，哪怕银行卡余额已经能让我挺直腰板，但在专柜看到一支超过两百块的口红，第一反应依然是下意识地缩回手，仿佛那红色的膏体是什么虚荣心的代名词。

直到我要出席一些发布会的线下活动，我看着镜子里那个穿着连帽衫，素面朝天的自己，才猛然意识到，我得给自己置办点体面的装扮。

我一个人钻进恒隆广场，在那些眩晕的橱窗间穿行，买下了人生中第一块表。

金属表带扣在手腕上的一瞬间，我只感受到了一点的冰凉。预想中的那种成就感和满足感，竟然一丝都没有。

我对物质的**早在童年的时候就已经被抹杀得干干净净。

直到有一天，我读到《请照顾好妈妈》里的那句话，每一个字都像是照着我的脊梁骨劈下来的：

“她把贫困像胎盘一样传给了我，即使后来我有了钱，购物时仍会听见她幽灵般的声音：‘太贵了，我们配不上这个。’”

爸爸走了差不多快十年了。

他留给我的东西很少，一张几乎是从他脸上复刻下来的面孔，以及，那像遗物一般紧紧缠绕在我身上的名为“贫瘠”的藤蔓。即便现在的我能自如地穿梭在名利场，但只要一进商场，那个缩在餐桌旁扒拉韭菜的小女孩就会跳出来，隔着时空拽住我的袖口，告诉我：这些东西都不实用。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长成了一个淡泊名利的人，事实恰恰相反，我这人俗不可耐，我太爱钱了。

我疯狂地赚钱，每一个进账的提醒音都能让我的安全感稍微增厚那么一毫米。

我本着“活着就得拼命干，小车不倒使劲推”的工作态度，不停地拍照，不停地修图，没有一刻敢停下来。

我固执地认为，只要我还有赚钱的本事，无论多么难咽的时刻都无所谓的，只要咬咬牙，忍一忍，总能挺过去的。

像那种不矫情，给点阳光就灿烂的杂草，好养活得近乎廉价。

可现在想来，我这样的逻辑对于周声那样心思细腻的人来说，是一个可怕的黑洞吧。

我终于记起来了，他为什么总说我不爱他。

曾经有一阵子周声因为工作太累，嘴巴上起了一长条红疹子，疼得整个人脸色都不好了。

他告诉我那是带状疱疹，他以前也免疫力差的时候也长过。

我当时正低头调着相机的参数，连眼皮都没抬，敷衍地安慰了一句：“没事儿，你多喝点热水，晾它两天自己就好了。”

过了半小时，我听见门口有外卖员敲门的声音。周声拎回一个塑料袋，从里面撕开一支药膏，自己对着镜子一点一点往嘴唇上抹。

然后他给自己冲了一杯维c泡腾片。

那一瞬间，我看着他那个沉默的背影，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为什么我会觉得带状疱疹这种疼痛不重要，忍忍就能过去呢？

他为什么要忍呢？

这样一来，我和我爸又有什么区别呢？我对自己的冷漠感到了一种深深的恐惧。

我也想学着做一个像他那样体贴的爱人。

我也想在他偶尔示弱的时候，能精准地递上一杯温水或者一管药膏，而不是只会像个木头桩子一样叫他无视自己的感知。

可我的心像个漏勺，他说过的话，从我耳朵里很快就漏掉了。那些温柔的细腻，我总是学不会。

直到结婚以后，我终于一点一点开窍了。我留意到他那双手，指甲边缘总是容易起倒刺，他会忍不住一直抠，直到抠出血。于是我往自己的每一只相机包里，每一件大衣兜里，还有全部包包里都塞进了创可贴。

或许哪一天遇到他因为倒刺而皱眉，我刚好能像变戏法一样掏出那枚创可贴。

但现在看起来，已经再也不需要这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