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街的时钟敲到六点的时候，黎卓安已经擦净了阁楼的小窗。粤语与荷兰语交织的叫卖声顺着窗缝钻进来，带着陌生的烟火气。她回头看了眼仍在酣睡的弟弟，孩子眉头还蹙着，蜷着身子裹在被子里。黎卓安轻轻掖好弟弟的被角，起身探手拿起放在床头的那半本蓝皮账册——这是她唯一的底气，在家时帮父亲管缫丝厂账目练就的本事，总得换口饭吃。
梁大婶已在楼下裁缝铺支起了烫斗，见她下来便往她手里塞了个裹着咸菜的饭团：“唐人街东头‘顺昌酒楼’要账房，老板是广东南海人，你去试试。记住，华侨在这讨生活，嘴要甜，腰要软。”黎卓安咬着饭团点头，饭团的米香混着咸菜的咸鲜在嘴里散开，这是她几天来吃的第一顿热食。走在青石板铺就的街道上，阳光渐渐穿透晨雾，照得路边排水沟里的积水泛着光，空气中飘着橡胶树的清香与咸鱼的腥味，那是南洋独有的味道。
顺昌酒楼的朱漆门脸在唐人街算得上气派，门童穿着浆洗得笔挺的短褂，见她穿着粗布衫，眼皮都没抬：“找工去后门，前门不接待。”黎卓安攥紧了布包，指尖触到蓝皮账册，深吸口气绕到后门。厨房的油烟味扑面而来，掌勺的师傅正对着学徒骂骂咧咧，地上满是菜叶与鱼鳞。账房先生是个戴瓜皮帽的中年人，正趴在煤油灯旁拨弄算盘，听见她要找记账的活，头也不抬地问：“懂珠算？会写英文账簿？有担保人吗？”
“珠算我熟，家里管过缫丝厂的账，英文账簿能看懂基本的，就是……担保人还没找到。”黎卓安的声音有些发紧，她知道在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印尼，华侨找体面活计必须有本地侨领或有声望的商家担保，没人愿意为两个刚落脚的陌生人担责。账房先生终于抬了头，三角眼上下打量她：“没担保人？那可不敢用。去年我们雇了个没担保的记账先生，卷了当月营收跑了，老板差点被荷兰人课重税。姑娘，不是我不近人情，这南洋的饭，不是那么好吃的。”他挥挥手，像赶苍蝇似的，“去别处看看吧，洗衣店或许缺杂工。”
黎卓安走出顺昌酒楼时，阳光已烈得晃眼。她没去洗衣店，她不甘心——明明能把账目算得毫厘不差，却要去洗那些脏衣裳。她咬着牙又走了三家店：“福记饭店”的老板说要找有十年以上经验的老账房；“美华服装店”的老板娘直截了当，说女人家心思细但管不住钱，只雇男账房；“合兴杂货铺”更干脆，说账房是老板亲弟弟，不对外招人。每一次拒绝都像块石头砸在心上，她攥着账册的手沁出了汗，弄皱了一页边角。
日头偏西时，黎卓安已走得脚底板发疼，脚趾被硌得生疼。她坐在街边的榕树下歇脚，看着往来的华侨同胞，有的穿着西装提着公文包，有的挑着担子叫卖，每个人脸上都带着为生计奔波的疲惫。布包里的饭团早已凉透，她掰了半块放进嘴里，干硬的米粒剌得喉咙发疼。不远处，两个荷兰士兵正用皮鞭抽打着一个卖水果的华侨老汉，理由是没交够“人头税”，老汉的哀嚎声与士兵的呵斥声混在一起，让她浑身发冷。
“姑娘，要找活计？”一个带着广州口音的声音传来。黎卓安抬头，见是个穿蓝布短衫的中年妇人，围着油污的围裙，手里拎着个装着碗碟的木盆。妇人目光落在她攥紧的布包上，瞥见露出的账本边角，眼睛亮了亮：“看你这架势，是会记账？”
黎卓安连忙点头，不等对方再问便主动开口，声音带着几分急切又不失稳妥：“阿姐您好，我叫黎卓安，从广东新会来的，家里以前开缫丝厂，我跟着父亲管了五年账目，珠算、记账都熟，英文账簿也能看懂基本的。就是刚到南洋没几天，还没找到担保人，想找份记账的活计谋生，也能顺便照顾我弟弟。”她怕对方顾虑，又补充道，“我做事最讲实在，账目上的数字从来不敢马虎，要是您这里需要，我可以先试工几天，您看满意了再谈工钱。”
妇人闻言愣了愣，随即叹口气：“新会来的？巧了，我婆家也是新会的。我这‘阿珍小馆’是缺个管账的，就是……”她往巷口望了望，压低声音，“小本生意，工钱少，而且我这小馆子没什么名气，做不了正式担保人，只能给你写个铺保证明你在我这做工，不知道你愿不愿意？”黎卓安连忙起身，起的太急，头一阵眩晕，差点摔倒，她扶着树干急忙应到：“愿意！多少钱都行，只要能有活干！谢谢您肯信我！”
妇人领着她拐进一条更窄的巷子，尽头就是“阿珍小馆”，铺面只有三间房大，门口支着个煤炉，正煮着一锅云吞。妇人是老板陈阿珍，丈夫早逝，带着个十岁的儿子守着这家小馆。“咱这是小本生意，每月工钱两块银元，比大酒楼少一半，管两顿饭。账不多，主要是记每日营收和进货，就是客人多的时候，你得搭把手端盘子。”陈阿珍擦了擦桌子，“不是我小气，这印尼的税重，荷兰人每月都来查账，稍有不慎就倾家荡产。我给你写的铺保，只能证明你在我这做工，要是出了岔子，我也担不起责任。”
黎卓安连忙点头，两块银元虽然少，但够她和卓远付梁阿婆的房租，还能剩下点买米。她当天就上了工，陈阿珍给她找了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围裙，让她先熟悉账目。小馆的账目确实简单，每日营收不过十几块银元，进货主要是面粉、猪肉和蔬菜。黎卓安拿出算盘，噼啪几声就把前几日的账目理得清清楚楚，连陈阿珍漏记的两文钱都算出来了。陈阿珍看得直点头：“黎姑娘，你这手艺，屈才了。”
可安稳日子没过两天，麻烦就来了。小馆里的三个伙计都是在唐人街混了多年的“老油条”，主厨老周是广东顺德人，据说以前在大酒楼做过，总摆着架子；跑堂的阿强和洗碗的阿桂是表兄弟，两人抱团排挤新人。黎卓安第一天搭手端盘子，阿强就故意把一摞碗放在她手边，等她伸手去拿时，“哗啦”一声摔在地上。老周在灶台后阴阳怪气：“新来的就是毛手毛脚，这碗可是要花钱买的。”
黎卓安没争辩，默默蹲下身捡碎瓷片，指尖被划了道口子，渗出血珠。陈阿珍赶过来，骂了阿强一句，给她找了块布条包扎：“这些人就是欺生，你别往心里去，好好记账就行。”黎卓安点头，在这小馆里，光会记账是不够的。此后每天，她都提前半个时辰到店，帮陈阿珍择菜、擦桌子，客人多的时候主动端盘子、收碗，即便阿强故意把脏碗堆在她面前，她也一声不吭地洗干净。
可她的忍让并没换来安宁。老周总在进货时做手脚，买猪肉时多报两斤分量，拿了摊贩的回扣；阿强和阿桂则趁陈阿珍不注意，偷偷往自己兜里塞客人给的小费。黎卓安看在眼里，却不敢说——她只是个没担保人的临时工，要是得罪了这些“老油条”，连这两块银元的工钱都保不住。她只能在记账时格外仔细，把老周多报的分量标注在账本边缘，希望陈阿珍能看到。
转眼过了十天，黎卓安领了一块银元的预支工钱，给卓远买了双布鞋。卓远穿着新鞋在阁楼里蹦跳：“姐，这新鞋真舒服。”黎卓安看着弟弟的笑脸，觉得再大的委屈都值了。可她没料到，一场针对她的阴谋正在酝酿。老周最近因为陈阿珍总追问猪肉进货价而心怀不满，他知道黎卓安在账本上标注了他的小动作，便想找个机会把她赶走。
一眨眼又是半个月过去，那天是当地节日，唐人街的华侨也随俗，都要吃甜汤圆，小馆的生意格外好。从清晨到傍晚，黎卓安除了记账，就一直在前厅帮忙端甜汤圆、收账。傍晚时分，陈阿珍盘点当日营收，发现少了五块银元——那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够小馆三天的进货钱。陈阿珍急得满头大汗，翻遍了钱箱和账本，都没找到那五块银元。
“肯定是她偷的！”老周突然指着黎卓安，“今天就她碰过钱箱，而且她刚来没几天，谁知道是不是手脚不干净！”阿强和阿桂立刻附和：“对，我看见她下午偷偷摸过钱箱！”“难怪她记账那么积极，原来是早有预谋！”黎卓安浑身一震，连忙摆手：“我没有！我每次收账都当着客人的面放进钱箱，记账时也都是公开算的！”
“空口无凭！”老周快步走到账桌前，翻出账本，指着上面一处模糊的字迹，“你看，这里的营收记录写得不清不楚，不是你做了手脚是什么？我们在这做了好几年，从来没少过钱，你一来就出这种事，不是你是谁？”黎卓安凑近一看，那处字迹是下午客人多的时候，阿强催她端盘子，她匆忙写的，确实有些潦草，但数目是对的。她想解释，可阿强和阿桂一左一右拦住她，嘴里不停喊着“小偷”。
陈阿珍看着黎卓安，失望的眼神里藏着一些不确定：“黎姑娘，你当时说多少钱都愿意来我这儿干，只求有个活，可...可现在，你怎么能干这种事？这五块银元对我来说太重要了，要是找不回来，这几天采买的钱都没有。”黎卓安急得眼泪都快出来了，她掏出自己的布包，把里面的十几个铜币、一张手帕、半本账簿都倒在桌上：“阿珍姐，我真的没偷！我所有的东西都在这，你看！”
可老周等人根本不给她辩解的机会，老周一把夺过她的账簿扔在地上：“谁知道你是不是把钱藏起来了！这种没担保人的人，就是靠不住！”阿强甚至伸手去推她，黎卓安踉跄着后退，撞到了身后的账桌，账簿撒了一地，纸张散得四处都是。她看着那些散落的账册，突然想起在家时，父亲教她珠算时说的话：“算盘珠子要摆正，做人的心思更要摆正。”
陈阿珍看着满地的账单，又看了看黎卓安通红的眼睛，终究是软了心，但还是叹了口气：“黎姑娘，这生意我实在是做不起风险。这是你这半个月的工钱，一块银元，你拿着，今晚就走吧。”她从钱箱里拿出一块银元，放在黎卓安面前，“不是我不信你，只是这南洋的日子太难了，我实在不敢赌。”
黎卓安没去拿那银元，她蹲下身，一张一张捡着地上的账单。纸页划过之前指尖的伤口，愈合好的地方又裂开了，血珠滴在账单上，晕开小小的红点。老周等人在一旁冷嘲热讽，阿强甚至故意用脚踩住一张账单。黎卓安咬着牙，用力推开他的脚，把那张印着脚印的账单拿起来，指腹用力擦了擦上面的污渍。
她把捡好的账单放进布包，站起身，对着陈阿珍鞠了一躬：“阿珍姐，谢谢你给我这一个月的活计。我没偷钱，总有一天会证明的。”
走出阿珍小馆时，夜色已经浓了，唐人街的灯笼都亮了起来，暖黄的光映着她孤单的身影。她没回梁大婶的裁缝铺，而是坐在街边的榕树下，看着手里的账单发呆。
晚风带着凉意，吹得她瑟瑟发抖。突然，她听到身后有脚步声，回头一看，是陈阿珍的儿子小海，手里攥着个油纸包：“安安姐姐，我娘让我给你的。她说可能错怪你了，老周叔今天进货时，我看见他偷偷塞了个银元给猪肉摊老板。”
黎卓安打开油纸包，最上面是那一块银元，下面还有两份打包好的生云吞。她看着小海跑远的背影，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不是因为委屈，而是因为这陌生南洋里的一丝暖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