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们是天不亮就醒的人。

朱莉安的母亲，人们叫她罗莎。玛利亚的母亲，人们叫她艾琳。她们的一生，似乎永远比别人早一步——比太阳早，比公鸡早，比那些在晨雾中尚未苏醒的鸟儿早。当天边还是那种将亮未亮的、浑浊的灰蓝色时，她们已经蹲在灶台前，用干椰壳和枯树枝生起火来。火光照亮她们黝黑的脸庞，映出那些被岁月和劳作刻下的纹路。她们的动作是熟练的、经济的，不需要思考——淘米，下锅，加水，盖上盖子，然后趁着粥还在咕嘟冒泡的时间里，把昨晚换下来的衣服泡进水盆里，开始搓洗。搓衣板是木头的，已经被无数双手磨得光滑凹陷，发出有节奏的、沉闷的声响，像某种古老的、只有她们才能听懂的节拍。

她们的手指是粗糙的。常年浸泡在水和洗涤剂中，皮肤龟裂，指纹几乎被磨平。指甲缝里永远嵌着洗不掉的污垢——不是不爱干净，是无论如何也洗不干净。那些污垢是泥土，是菜汁，是椰油，是岁月一层一层叠加上去的印记。她们不在乎。她们没有时间在乎。在天完全亮起来之前，她们要把粥煮好，把衣服晾好，把最小的孩子喂饱，把丈夫出门要带的午饭包好，把棚屋里简单地收拾一遍。然后，太阳出来了，她们一天的劳作才算刚刚开始。

她们信奉天主教。村里有一座小小的教堂，铁皮屋顶，水泥地面，十字架是用两根木棍钉成的，简陋，但在村民们心中，那是离上帝最近的地方。每个周日，母亲们都会穿上她们最好的衣服——虽然是旧的，但洗得干干净净，熨得平平整整——带着孩子们去望弥撒。神父是一个瘦削的老人，从镇上骑一个多小时的摩托车过来，用夹杂着西班牙语和本地土语的口音念诵经文。母亲们跪在硬邦邦的长条木凳上，低着头，嘴唇翕动，跟着神父念那些她们不完全理解、但深信不疑的词句。她们念“我们在天上的父”，念“万福玛利亚”，念那些代代相传的、关于苦难和救赎的古老句子。她们的声音低沉而虔诚，像一条在地下流淌了千百年的暗河，无声地滋润着这片贫瘠的土地。

但她们最虔诚的祈祷，不在教堂里，而在每天睡前。

夜幕降临后，当最后一个孩子终于安静下来，当丈夫的鼾声从角落响起，当棚屋外的虫鸣和蛙声织成一片稠密的声网，母亲们会在那盏昏暗的煤油灯下，跪下来。不是跪在教堂那种硬邦邦的长凳上，而是跪在泥土地上，跪在她们白天踩了无数遍的、被踩实了的、冰凉的地面上。她们面前，往往摆着一尊小小的圣母像——塑料的，廉价的，可能是很多年前从镇上的集市买来的，颜色已经褪得差不多了，但母亲们把它擦得干干净净，用一块碎花布垫在下面。她们在胸前画一个十字，双手合十，闭上眼睛，开始祈祷。

朱莉安的母亲罗莎，祈祷的内容很简单。她祈祷孩子们吃饱穿暖。祈祷明天能有米下锅。祈祷朱莉安的弟弟那场断断续续的咳嗽能好起来。祈祷丈夫在椰油厂不要受伤——她听说过那些机器绞断手指的事，听说过那些被化学药剂熏坏肺的人。她祈祷这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她的祷词不长，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话，像是怕说多了上帝会烦，又像是怕说少了上帝会漏掉。她跪在那里，瘦削的身体微微前倾，双手合十抵在额前，嘴唇无声地翕动。煤油灯的光在她脸上跳动，让那张疲惫的脸看起来有一种奇异的、安详的光泽。

玛利亚的母亲艾琳，祈祷的内容则多了一项。她祈祷丈夫出海平安归来。每一天，当老埃米利奥驾着那艘小小的渔船消失在 horizon 线上时，艾琳的心就被一根看不见的线牵着，悬在半空中。她知道海上的天气有多无常——明明刚才还是晴空万里，转眼间就可能乌云密布，狂风大作。她知道那艘船有多小，在海面上像一片树叶。她知道丈夫的水性虽好，但如果船翻了，再好的水性也没有用。她每天傍晚都会站在村口那棵大榕树下，手搭凉棚，望着海的方向，直到那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视野中，直到那艘船慢慢靠岸，直到丈夫踩着海水走上来，她才把那颗悬了一天的心放回原处。然后她转身回家，生火做饭，什么都不说。但每天晚上跪在圣母像前时，她会把那份恐惧、那份担忧、那份“感谢你今天又把他还给了我”的庆幸，全部倾诉出来。她的祷词比罗莎长一些，更细碎一些，像是要把一天攒下来的话全部倒给圣母听。

后来，她们的祈祷开始变了。

变化是缓慢的，不知不觉的，像雨林里那些悄悄蔓延的藤蔓。起初只是偶尔的一句话——“让她们以后不用像我这样过一辈子。”后来这句话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越来越清晰，越来越迫切。她们跪在圣母像前，开始祈祷同一个愿望：让孩子们离开这里。去一个不用在泥水里打滚的地方。去一个不用天不亮就起来生火的地方。去一个不用每天担心丈夫被机器绞断手指或被海浪吞没的地方。她们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不知道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不知道怎样才能到达那个地方。她们只知道，一定有这样的地方。一定有一个地方，她们的女儿不用像她们一样，在天不亮的时候就醒来，在一辈子的劳累中老去，在贫困和沉默中死去。

她们念出“远方”这个词时，声音会不自觉地颤抖。那颤抖里，有渴望，有恐惧，有不舍，有决绝。她们渴望女儿们能去到那个远方，又恐惧那个远方会吞噬她们的女儿；她们不舍得女儿们离开，又决绝地知道，离开是唯一的出路。那种复杂的、矛盾的、撕扯的情感，在她们颤抖的声音里暴露无遗。但她们还是继续祈祷。每晚每晚，跪在冰冷的泥土地上，对着那尊褪色的圣母像，反复地念着那个词——“远方”，“远方”，“远方”。像念一句咒语，像唱一首摇篮曲，像在黑暗中反复擦亮一根火柴，试图照亮一条看不见的路。

女孩们有时候会跪在母亲身边。

她们不太懂那些祷词的意思。她们听不懂那些夹杂着西班牙语的古老经文，听不懂母亲们那些细碎的、重复的、带着叹息的倾诉。她们只是学着母亲的样子，双手合十，闭上眼睛，跪在那里。煤油灯的光在她们脸上跳动，蚊虫在耳边嗡嗡作响，远处传来狗吠声和夜鸟的啼叫。她们跪着，膝盖有些疼，背有些酸，但她们没有动。她们感觉到，母亲的声音在念出某些词句时，会产生一种细微的、难以察觉的变化——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那些音节下面颤动，像地底深处有一条看不见的河流在涌动。她们不知道那是什么。但她们记住了那种颤动。很多年后，当她们站在阿姆斯特丹的运河边，在凌晨的寒风中奔跑时，当她们在陌生的语言和陌生的目光中挣扎求生时，她们偶尔会想起那个画面——母亲跪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双手合十，嘴唇翕动，念出那个让她的声音颤抖的词。远方。她们不知道母亲祈祷的那个远方，是不是她们此刻所在的这个地方。她们只知道，她们来到了母亲口中的那个“远方”。但她们不确定，母亲祈祷的，是不是这样一种远方。

有一天晚上，朱莉安问母亲：“妈，你祈祷的时候，在说什么？”罗莎正在缝补一件破旧的衬衫，闻言停下手里的针线，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祈祷你们能过上好日子。”“什么是好日子？”朱莉安又问。罗莎想了想，说：“好日子就是……不用像妈妈这样过日子。”朱莉安不太懂。她觉得母亲的日子虽然辛苦，但也没有什么不好——有饭吃，有屋顶遮雨，有父亲和弟弟在身边，有玛利亚可以一起玩。她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活法。但她记住了母亲说那句话时的表情——不是悲伤，不是愤怒，而是一种很平静的、像是在陈述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的神情。那种平静，比任何激烈的情绪都更让朱莉安感到不安。因为她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母亲的平静，来自于她已经放弃了为自己而活。她所有的希望，都转移到了女儿身上。

玛利亚也问过母亲同样的问题。艾琳的回答更简短：“我祈祷你走得远远的。”“去哪里？”“去哪里都行。只要比这里好。”玛利亚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可是我不想离开你。”艾琳没有说话。她伸手摸了摸玛利亚的头，那只手粗糙而温暖，在玛利亚的头发上停留了片刻，然后收回去，继续做手里的活。过了很久，她才开口，声音很轻，像是自言自语：“等你长大了，你就会想离开了。”玛利亚没有回答。她当时不相信母亲的话。她觉得她会一直留在棉兰老岛，留在母亲身边，嫁给一个像父亲一样的渔民，生一群孩子，过着和母亲一样的生活。她当时觉得，这就是她的一生。她不知道，很多年后，她会跪在阿姆斯特丹一间公寓的地板上，用另一种语言祈祷。她祈祷的内容，和母亲当年一模一样——祈祷自己能过得更好。祈祷自己能走得下去。祈祷那个远方的尽头，不是一个更深的深渊。她跪在那里，双手合十，闭上眼睛，嘴唇翕动。她念着那些她不完全理解、但深信不疑的词句。她的声音，和母亲当年一样，在念出某些词时，会不自觉地颤抖。她终于明白了那种颤抖意味着什么。那是把一个自己永远无法实现的愿望，放在另一个人身上时的重量。那是母亲们留给她们的最后一份遗产——不是金钱，不是房产，而是一个关于“远方”的、沉甸甸的、用一生的祈祷浇灌出来的梦想。她们背负着这个梦想，走了很远很远。远到母亲们再也看不见她们。远到她们自己，有时候也看不清来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