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律师。在法庭上，我靠证据说话。证人会撒谎，物证会污染，但一条完整的证据链不会。我习惯了用逻辑拆解一切。

可我无法为那个早晨发生的事，找到任何一条法律条文来解释。

那是一个普通的周末。我在俄罗斯的老家，外婆的房子。

我睁开眼，头疼得像有人从里面往外捶我的太阳穴。一下一下，闷而沉。我想坐起来，身体却纹丝不动——不是没力气，是根本动不了。我的四肢像被浇筑在了床垫里，连一根手指都抬不起来。我想张嘴喊外婆，嘴唇像被缝住了一样，只能发出含混的气音。

我慌了。

最直接的念头是——开灯。台灯开关就在床头，伸手就能够到。我拼命把意识往右手上输送，命令它抬起来、抬起来——

那一瞬间，我感到一种极其奇异的分裂。有什么东西从我的身体里“滑”了出去，轻飘飘的，没有重量，但我又能清晰地感觉到它——或者说“我”——移动了。我“看见”自己朝开关的方向探去。

没有手指按下按钮的声音。灯没亮。

困惑只持续了一瞬。那种脱离感消失了，我又完整地回到了那个动不了的身体里。头疼还在，动弹不得还在。

灯，自始至终都没有亮过。

后来我才明白那天早上发生了什么。但那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了。

但如果要追根溯源，一切得从更早说起。

那年我十五岁。浅棕色的眼睛，习惯用左手写字，锁骨上有一颗从小就有的小痣。外婆说我小时候差点淹死在河里，从那以后就不太爱说话，像身体里住了一个比别人更老的灵魂。

我有一头深棕色的长发，平时总是扎成低马尾，因为不喜欢花时间打理。个子不高，骨架偏小，站在人群里不会有人多看第二眼——但只要有人盯着我的眼睛看超过五秒，总会说一句：“你眼睛里有东西。”

我问什么东西。他们说不上来。

六岁那年，幼儿园的自由活动时间。老师拿出一副卡片——不是画画用的，也不是识字卡片。我从没见过的牌，每一张都印着不同的图案：星星、月亮、一只握着权杖的手，还有一张画着一座倒过来的塔。

“今天我们来玩一个游戏。”老师把牌摊开在桌上，“每个人抽一张，老师帮你们看看。”

全班二十多个小朋友呼啦啦围上去，七嘴八舌地伸手。但老师只是笑着摇头，一个个挡了回去。她抬起头，目光在人群里扫了一圈——然后停在了我身上。

“你过来。”

她只叫了我一个人。

我不记得自己当时有没有害怕，但那种“被选中”的感觉，像一根细细的针，扎进我的记忆里，再也没能拔出来。那天下午，她让我抽了一张牌，翻开，看了很久。然后她只是摸了摸我的头，说了句我当时完全听不懂的话。

“这孩子，路很长。”

后来我才知道，那副牌叫塔罗。而那个老师，在我转学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但那种和占卜、命运预测之间说不清道不明的缘分，就像一条线，从六岁那天起，就拴在了我手上。

回到十五岁。

梦是从那年秋天开始变本加厉的。先是隔三差五，后来几乎每晚都有。有时梦里我站在一片陌生的海边——不是俄罗斯的海，俄罗斯的海太冷了。那片海是暖的，沙滩是白的，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有时我躺在某个完全陌生的房间里，天花板上的裂缝清晰得像刀刻的痕迹。最诡异的是，那个房间的布局、窗外看到的建筑、空气里飘着的味道，全都是连续的。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我”。

只是那个“我”，好像不是现在的我。

外婆是在我第三次发生“鬼压床”之后知道我出了问题的。那天早上我从卧室出来，脸色白得像纸，她一眼就看出来了。我坐在饭桌前，把早上发生的事告诉了她——动不了、开不了灯、头疼得像要裂开。

外婆放下手里的锅铲，皱着眉看了我好一会儿。

“你梦见什么了？”

“很多奇怪的梦，”我说，“海边，还有一些不认识的地方。”

她没再问了。但那天下午，她牵着我的手，走了四十分钟的路，去了镇子东头的那座东正教教堂。

外婆那一辈的人，不信科学解释不了的东西。她们信的是圣像、蜡烛和祈祷。教堂里光线很暗，只有祭坛前几盏油灯跳动着微弱的火光。墙壁上的圣像沉默地注视着每一个走进来的人，那些圣徒的眼睛在烛光里忽明忽暗，像是在看穿什么。

外婆在圣像前点燃了一支细长的蜡烛，插进烛台里。她拉着我走到圣母像前，我们一起在硬木地板上跪了下来。

她开始低声祈祷。不是神父在礼拜时念的那种庄严祷词，而是更私人的、更古老的——像是从她母亲那里学来，她母亲又从她祖母那里学来，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祈祷结束时，她从圣像旁取了一小瓶圣水，用手指蘸了，在我额头上画了一个十字。

“让一切不好的东西都走吧。”

她说完这句话时，我跪在硬邦邦的地板上，膝盖硌得生疼。教堂里很安静，只有蜡烛燃烧时细微的噼啪声。

我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些梦，那些动不了的早晨，那个灯没亮却感觉“自己”移动了的瞬间——真的能被一场祈祷赶走吗？

我不知道。

但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答案是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