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演结束后，林北的生活重新回归了平静。但这种平静和之前不同——不是那种无所事事的、让人发慌的平静，而是一种充实的、有内容的、像一潭深水一样的平静。表面上看不到波澜，但底下暗流涌动，新的旋律在脑海中酝酿，新的歌词在笔记本上生长，新的想法在心里慢慢成形。
六月的北京已经很热了，热到走在路上像走进了一个巨大的烤箱，阳光从头顶直射下来，像无数根金色的针，扎在皮肤上，又疼又烫。产业园里的银杏树已经完全绿了，叶子从嫩绿变成了深绿，从柔软变成了厚实，从稀疏变成了茂密。整条路被树荫覆盖，走在下面像走进了一条绿色的隧道，阳光从叶子的缝隙中漏下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点，那些光点随着风的吹动而移动，像一群金色的蝴蝶在路面上跳舞。
林北每天下午都去录音棚。不是因为有事做，而是因为他习惯了。习惯了这个地方，习惯了这里的味道，习惯了这里的温度，习惯了这里的一切。录音棚里的空调常年开着，恒温恒湿，和外面是两个世界。外面的世界在变化，从冬到春，从春到夏，从冷到热，从枯到荣；但录音棚里的世界永远不变，永远是二十二度，永远是灰色的吸音棉，永远是那盏暖黄色的灯，永远是那个安静得能听到自己心跳的空间。
赵岳在忙另一个项目，不常来。沈屿在给一个电影做配乐，也不常来。录音棚里经常只有林北一个人，有时候林小溪会来，和他一起写歌、聊天、吃外卖。林小溪的出现像一阵风，吹进了这个安静的、灰色的、被吸音棉包裹的世界，带来了声音，带来了颜色，带来了活力和笑声。
“师兄，你写的新歌呢？”林小溪推开录音棚的门，手里提着两个外卖袋，香味从袋子里飘出来，弥漫在整个房间里。她今天穿着一件黄色的T恤和一条牛仔短裤，头发扎成了丸子头，看起来像一个刚放学的高中生。
“在电脑里。”林北指了指调音台前的电脑屏幕。
林小溪放下外卖袋，走过去，坐在调音台前，打开了文件。屏幕上是一首新歌的工程文件，名字叫《夏夜》。这首歌林北已经写了两周了，但还没有完成，副歌部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不是旋律的问题，也不是歌词的问题，而是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上的缺失，像一个拼图缺了最后一块，你知道它应该在哪里，但你就是找不到那块。
林小溪戴上耳机，听了一遍，然后摘下耳机，转过身来看着林北：“很好啊，为什么没写完？”
“副歌不对。”林北说，“感觉不对。”
“哪里不对？”
“我说不上来。”林北走过来，在她旁边坐下，“就是觉得少了点什么，不够……不够夏天。”
林小溪想了想，说：“你写这首歌的时候，在想什么？”
林北愣了一下，然后说：“在想小时候的夏天。”
“小时候的夏天是什么样子的？”
林北闭上眼睛，让记忆带着他回到那个遥远的、被阳光浸泡的、蝉鸣声此起彼伏的夏天。小时候的夏天，是午后的蝉鸣，声音大得像整个村子都在震动，震得耳朵嗡嗡响，但你不觉得吵，因为那是夏天的声音，没有蝉鸣的夏天不是夏天。是风扇的嗡嗡声，老式的吊扇在头顶上慢慢地转着，扇叶上积了一层灰，每转一圈就有一阵微风吹下来，带着灰尘的味道和机器运转的糊味。是冰棍的甜味，五毛钱一根，绿豆的，赤豆的，奶油的，每一种都有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味道，不同的融化速度。是院子里的石榴树，叶子绿得发亮，花红得似火，果实青得像翡翠。是妈妈在厨房里做饭的背影，汗水湿透了她的衬衫，贴在背上，印出里面那件旧背心的轮廓。
“还有呢？”林小溪问。
“还有……”林北想了想，“还有晚风。晚上吃过饭，我和妈妈坐在院子里乘凉，风吹过来，带着白天太阳晒过的泥土的味道，带着远处稻田的清香，带着邻居家晚饭的油烟味。那种风不凉，也不热，就是刚刚好，吹在脸上像妈妈的手。”
林小溪看着他，眼睛里有一种光，不是泪光，而是一种更亮的东西，像一个创作者在听到一个好故事时的兴奋和激动。
“师兄，”她说，“这就是你的副歌。”
林北看着她，等她继续说。
“你把刚才说的那些写进去——蝉鸣，风扇，冰棍，石榴树，妈妈在厨房里的背影，晚风的味道。这些就是你小时候的夏天，也是很多人小时候的夏天。你不需要想什么复杂的旋律，不需要写什么深刻的歌词，你只需要把那些画面画出来，用音乐画出来，让听众看到你看到的，闻到你们闻到的，感受到你感受到的。”
林北沉默了。他想起了林小溪之前说过的话——“你的听众不全是抑郁症患者，不全是孤独的人，不全是需要被治愈的人。有些人就是想听一首好听的歌，想放松一下，想开心一点。”她说的对，《夏夜》不需要深刻，不需要沉重，不需要让人哭。它只需要让人想起小时候的夏天，想起那些简单、快乐、无忧无虑的日子，然后在嘴角挂上一个微笑。
他转过身，面对着电脑，打开了编曲软件。他在副歌部分加了一段采样——蝉鸣的声音，是他在网上找到的，录自某个南方的乡村，蝉声很密，很响，很夏天。他在蝉鸣的下面加了一层很轻很轻的吉他分解和弦，简单、重复、像风扇转动的声音。然后在第二段副歌的地方，他加了一句很轻的、几乎听不见的女声哼唱，不是歌词，只是一个旋律，像妈妈在厨房里哼的歌。
他重新听了一遍，然后看向林小溪。
林小溪笑了：“对了，就是这个。”
林北也笑了。他找到了那块丢失的拼图，它不在任何复杂的地方，就在他记忆的最深处，在那些被时间掩埋的、以为已经遗忘的、但一直都在的角落里。
《夏夜》完成后，林北把它发给了赵岳。赵岳听了之后，发了一条消息：“这首歌很好，但不是你的风格。”
林北问：“不是我的风格是什么意思？”
赵岳说：“你的风格是深刻、沉重、让人哭。这首歌是轻松、愉快、让人笑。不是不好，是不像你。”
林北想了想，回复道：“也许我可以有两种风格。也许我可以让人哭，也可以让人笑。也许我不需要被一种风格定义。”
赵岳沉默了很久，然后发了一个字：“行。”
林北看着那个“行”字，笑了。赵岳说“行”的时候，就是他同意的时候。他不同意的时候会说“不行”，或者沉默，或者转移话题。但他说“行”，就是“你说得对，我同意，你去做”。
六月十五日，林北收到了一个邀请。
邀请来自他的母校——那所他毕业了三年的音乐学院。学校要举办一场校友音乐会，邀请他回去演出，唱两首歌，还要做一个分享会，和学弟学妹们聊聊他的音乐之路。
林北看着这份邀请函，心情很复杂。母校，那个他度过了四年青春的地方，那个他学会了写歌、学会了编曲、学会了用音乐表达自己的地方，那个他在毕业时依依不舍、但离开后再也没有回去过的地方。他不是不想回去，而是不敢回去。因为他觉得，他没有混出什么名堂，没有资格回去。他怕老师们问“你现在在做什么”，他怕学弟学妹们问“学长你出了什么作品”，他怕站在那个曾经熟悉的舞台上，发现自己已经不再是那个充满梦想、无所畏惧的少年。
但现在，他有了资格。他出了一张专辑，卖了一百万张；他拿了两座奖杯，年度最佳新人和年度最佳专辑；他走过了十座城市，开了十场个人巡演；他被无数人听见了，被无数人记住了，被无数人喜欢了。他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回到母校，站在那个舞台上，说“我是林北，我回来了”。
七月二日，林北回到了母校。
学校在省城，从北京坐高铁要五个小时。他选了最早的一班车，早上七点出发，中午十二点到。他没有让小何陪，一个人背着吉他，坐着高铁，像三年前他还是学生时那样。那时候他每周都坐这趟车往返于家和学校之间，周五下午回家，周日下午返校，书包里装着换洗的衣服和没写完的作业，耳机里听着各种各样的歌，心里想着各种各样的梦。
走出高铁站的时候，他站在广场上，看着这座熟悉又陌生的城市。三年了，城市变了很多——多了几栋高楼，多了几条地铁，多了几个商场。但有些东西没有变——空气还是那种黏黏的、湿湿的、像被水泡过的感觉；街道还是那些街道，名字没变，方向没变，连路边的树都没变；人们说话的腔调还是那个腔调，尾音上扬，像在唱歌。
他打了一辆车，去了学校。
车停在学校的门口，林北走下车，看着那扇他进出过无数次的大门。门还是那个门，石柱还是那两根石柱，上面刻着校名的金字，在阳光下闪闪发亮。门口的花坛还是那个花坛，种着万年青和月季，月季开得正艳，红的粉的黄的，像一群穿着彩裙的少女在风中跳舞。门卫室里的保安还是那个胖胖的大叔，坐在椅子上，看着手机，偶尔抬头看一眼进出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