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瞬间，艾米莉亚的身体比大脑更快一步——她用肩膀撞开了雷，整个人朝塞巴斯蒂安扑了过去。她的肩膀撞在塞巴斯蒂安持枪的手腕上，那支枪轰然震响，子弹射入高处的钢梁，金属撞击声在空旷的厂房里拉出长长的回响。手枪从塞巴斯蒂安的手中飞了出去，在地面上滑出几步远。

艾米莉亚没有给他任何反应的机会。她的膝盖顶住了塞巴斯蒂安的小腹，双手反拧他的右臂，身体重心下压——一个标准的擒拿动作，塞巴斯蒂安的脸被压在冰冷的水泥地面上。她的枪口抵在他的太阳穴上，手指扣在扳机上，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不要动。”她的声音冷得像刚从冰窖里取出来的刀刃。

塞巴斯蒂安的脸贴在水泥地上，嘴角却扯出一个笑容。

“冷静，沃克小姐。”他的声音被地面压得有些变形，但仍带着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平静，“我们都冷静一点。”

艾米莉亚没有理会他。她抬起头，目光越过那些不敢轻举妄动的人群，落在雷身上。他还站在那里，身上的伤口还在渗血，但他已经直起了身体。他看着她，眼神里有太多东西——心疼，骄傲，恐惧，还有某种深沉的、不可撼动的决心。

“雷，”她叫他的名字，声音比刚才温柔了一百倍，“你先走。”

雷没有说话。他摇了摇头。那不是一个拒绝的动作，而是一个陈述——不可能。

“听我说。”艾米莉亚没有移开枪口，声音在颤抖，但每一个字都清晰有力，“他们想要的是你。只要你能冲出去，他们就输了。我手里有塞巴斯蒂安，他们不会敢对我怎么样。但如果你不走，我们两个都得死在这里。”

“艾米莉亚——”

“雷。”她打断他，忽然笑了起来。就是那种他在审讯室录音里听到的笑声——带着眼泪，却明亮得让人移不开眼睛，“你不是说过吗？遇到危险的时候要听我的。现在我让你走。”

她朝他微微侧了侧头，那个角度只有他能看到她的眼睛。那双眼睛里传达的信息不需要语言——相信我。

然后塞巴斯蒂安开口了。他仍然被压在水泥地上，但他似乎并不觉得疼痛。他的声音平静而缓慢，像是在讲一个与此刻生死无关的故事。

“沃克小姐，你应该不知道吧。”他说，“你眼前这个你爱着的男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恶魔。”

艾米莉亚没有动。

“他装出一副充满道义良知的样子，实际上背地里是个冷血的杀人犯。我唯一的弟弟——我亲爱的弟弟——就是死在他的手里。”

厂房里安静极了。塞巴斯蒂安的追随者们屏着呼吸，那些还站着的打手们也停下了一切动作。这是一场他们从未料到的戏。

“很多年前，”塞巴斯蒂安说，“我弟弟因为仰慕他，加入了集团。他是我世上唯一的亲人。我们从小相依为命，一起从意大利逃到美国，一起住在地下室里，一起在餐馆洗盘子攒钱。他是我唯一的弟弟，比我小七岁，我看着他长大，把他从一个襁褓里的婴儿养成了一个英俊的年轻人。他尽心尽力地为集团做事，从不逾越规矩，从不让任何人失望。终于有一天，他得到了一次亲自为亚历山大办事的机会。他高兴极了，对我说——‘哥哥，董事长终于看到我了，我一定会做好这件事，不给你丢脸。’”

塞巴斯蒂安的嘴唇在水泥地上摩擦着，声音开始有了裂痕。

“结果他回来了——被人抬回来的，一具尸体。亚历山大绝口不提发生了什么，没有任何解释，没有任何道歉，他甚至没有出现在葬礼上。他只是在文件上写了一句‘行动失利’。那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我弟弟的命，在他眼里就只是四个字——‘行动失利’。”

他停顿了很久，然后声音忽然变得无比平静。

“所以，他必须死。不止他，还有他珍视的一切——维克多，他的集团，他的规矩，他在乎的人。我要让他尝尝失去一切是什么滋味。”

艾米莉亚听着。这些话像一根根针扎进她的脑海里，但她没有松开手上的枪。她看着雷，试图在这些话语和那个她认识的男人之间找到一个吻合点。那个在清晨为她煎蛋卷的男人。那个在密歇根湖上问她“如果有一天我恢复记忆了怎么办”的男人。那个在擂台上被打断肋骨也没有流一滴眼泪的男人。那个在她怀里哭得像个孩子的男人。

她找不到。

“你说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