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2年9月29日，恰逢“中日邦交正常化六十周年纪念日”，位于上海虹桥路的“和平无国界艺术馆” 内，“青山一道同**，明月何曾照两乡”主题纪念展正式开幕。

本次展出的近300件展品中，既有来自两国公益组织、博物馆及书店等机构的选送，更有来自民间人士的无偿捐献。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民间捐献的展品占比超过了七成；而民间捐献的展品中，也有近两成来源于日本以及海外和平人士。

“和平无国界艺术馆”的展厅有三楼，五百来平的空间被策展人切成了几个泾渭分明的区域。本次主题风格把展厅划分为一楼的大重点展区，二楼和三楼的回廊式展区。从一楼到三楼的楼梯是统一的，站在一楼背靠楼梯抬头，能看见二楼的环形玻璃走廊和三楼的环形玻璃围栏，每一层都是同样的收缩角度，像一口倒扣的天井。自然光从顶部的天窗漏下来，被钢架切成几何形状，落在深灰色的地毯上。

一楼入口就是本馆此次展览的重中之重——“一渡千年?历史回廊”区。上二楼左手边是“商业与民间贸易”区和“官方与半官方交往”区，右手边是“文房与书画”区；再往三楼走，“留学生与学者信物”区和“典籍与著作”区隔着一条窄窄的通道遥遥相对。

每个区域的展墙刷了不同的灰——偏暖的给战前，偏冷的给战时，到战后那一区，墙上多了一抹很淡的米色。空气里有一股混合的味道——是拐角陈设的真宙月季鲜花香气，还有中央空调常年运转带出的干燥气息，暖融融的香味。墙角的阴影里站着几个保安，双手背在身后，目光从展柜扫到人群，又从人群扫回展柜。

本次展览主题特殊意义深厚。每一件展品被认真安放在各自的位置上。

书册用透明的亚克力支架斜斜撑开，像一只正在飞行的鸟被定格在空中。信件压在定制的无酸纸卡上，旁边配着放大镜——不是摆设，是真的能拿起来看的那种。小物件躺在定做的泡沫软垫里，被深蓝色的绒布包裹着，只露出本身的样子。每一件展品的右下方都贴着白色说明牌，字号统一，角度统一，连与展柜边缘的距离都是统一的。

靠墙的平柜里，一排排徽章按年代排列，从清末到昭和，再到战后复交，像一条被压缩成铜铁的时间线。独立的玻璃展柜散落在展厅中间，围着它们转一圈，能看到展品的前后左右——连背面都擦得干干净净。二楼和三楼的回廊上，也有展柜，但更稀疏。从上面往下看，能俯视一楼的整个布局：人群像缓慢移动的墨点，在展柜之间聚散。

初琳趴在三楼的栏杆上往下看，目光越过人群，落在某个展柜上，看了很久。

初琳，S大历史系大三学生，这次能来展馆讲解展品故事，是她托专业课老师向馆长推荐了自己。

高考志愿填报历史系，是因为她发自内心地热爱与历史相关的一切。作为一名未来的历史研究者，初琳不仅具备扎实的知识储备，也始终努力以平和、多元的视角去思考。此前，她一直对“和平无国界艺术馆”承办的主题展览很感兴趣，但是系里甚至是其他学校都有很多人感兴趣，却始终未能成行。而这次活动的主题恰好与“日本”相关，当一些同学流露出些许抵触情绪时，这个机会便顺理成章地被初琳收入囊中。

初琳负责“留学生与学者信物”区域的讲解。但是目前没有人到访这个区域，于是初琳趴在栏杆上听其他讲解员的讲解。

开场先是馆长致辞：

“本次展出的近300件展品，无论来源于中国民间百姓的珍藏，还是日本以及海外和平人士的捐赠，几乎涵盖了中日关系史上的多个关键节点。它们像散落在地图上的针脚，一针一针，缝起了中日关系百年来的起伏——

战前，在炮声还没有响起的日子里，两国之间也曾有过往来：商船、书信、留学生、互译的书籍。那时候，有人相信了解能消弭隔阂；战时，炮火吞噬了一切，仇恨像野草一样疯长。但即便在那样的至暗时刻，仍有个别和平人士，冒着被两边唾弃的风险，试图发出一丝微弱的声音。那些声音大多被淹没了，只留下几件旧物，沉默地躺在今天的展柜里；战后，伤口慢慢结痂，有人选择遗忘，也有人选择记住——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不让历史重演。更多的和平人士站了出来，用书信、用访问、用一次次笨拙而真诚的握手，把“友好”两个字，从纸面拽进了现实。

每一个阶段，都有一批人，把‘和平’当成了信仰。这些藏品，不是为了粉饰历史、证明‘中日友好源远流长’。它们证明的是——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到来之前，也曾经有人，试图点亮灯火。”

而这些“起伏”，此刻正激荡出另一种起伏。

馆长的致辞结束之后，熙熙攘攘的人群传出了讨论声，最早踏入展馆观展并汇集在一起的人群开始分散至各处，渐渐地变成人流，向其他地方延伸，形成新的汇聚点，目前最先汇聚起来的地方就在一楼中心区域。

“中日友好不只是近代条约和战争记忆，更长的底色，是那一千多年的文化交流……”

是一位大学生在讲解的声音。相比馆长开篇的深沉浑厚，一楼中心区讲解员的声音磁场会稍微弱一点，但非常专业。杨慈和初琳并非同校，但是她知道他是播音系的，讲解时情绪充沛，口吻真挚，听他讲述也非常舒服。

“现在您看见的就是本次展出的第一个区——‘一渡千年·历史回廊’区。该区的展品，是整场展览中分量最重的。无论从文物价值，还是从历史厚度来看，它们都排在第一序列。大部分展品来源于博物馆的馆藏，还有几位私人藏家也割爱借展……每一件都有很深的历史底蕴”

他为大家讲解的第一件是“拓片”——黑色的墨拓在白纸上，字迹清晰，刻的是“国号日本”四个字。那是井真成的墓志，2004年在西安出土。一个叫井真成的日本留学生，在长安去世，年仅三十六岁。他的墓碑上，刻着“国号日本”——这是目前已知最早出现“日本”这两个字的实物证据。

测试讲解那天，初琳第一次到展馆，看到相关展品时，就在心里算了一下：公元734年，距今一千三百年前。那个时候她也想到了这句话——“中日友好不只是近代条约和战争记忆，更长的底色，是那一千多年的文化交流。”不过她是觉得有一点惋惜的，如果那条更长更和平的底色没有被战争打断会怎样？人类的变动真的难以捉摸。有了这样的感情，讲解这句话想必就没有杨慈念出来那么开阔了。

拓片旁边，是第二件物品——一尊鉴真的坐像。虽然是复制品，但做工极细。鉴真双手交叠，闭着眼睛，面容平静得像睡着了。说明牌上只写了一行字：“六次东渡，第五次后双目失明。第六次成功时，已六十六岁。”初琳每次走到这里，都会停一下。她说不清为什么，一个盲僧坐船过海的故事，隔了一千多年，还是让人觉得心里有东西在动。

他接着讲解第三件物品。

墙上挂着的图片——螺钿紫檀五弦琵琶。琴身上嵌满了螺钿和玳瑁，琥珀色的花纹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说明牌上写着：“唐代五弦琵琶。在中国已失传。全世界仅存这一面，藏于日本正仓院。”

初琳第一次读到“已失传”三个字时，愣了一下。她想起学校社团茶艺课的老师说过一句话：“宋代点茶的技法和工艺已失传。因为在明代，朱元璋提倡喝茶，泡茶汤繁琐的点茶法逐渐衰落。但在宋代，它随禅宗传入日本，被系统地保留下来，发展成为日本茶道的核心。对点茶工艺非常感兴趣的同学，以后到日本游玩一定要近距离观摩一下。”

“……照片里面这一只黑色的茶碗。碗口有一圈斑驳的窑变，蓝紫色的斑纹像夜空里的星云。那是建盏，宋代福建建窑烧的。”初琳的思绪又被杨慈的嗓音拉了回来，哦，第四件了。

那里有一个独立的玻璃柜，里面有一只日本茶碗，和杨慈讲解的“建盏”形状相似，颜色更深。

说明牌写着：“宋代建盏。日本僧人带回，成为‘天目茶碗’。一只茶碗，走了千里。”

第五件展品在柜子旁边，平铺着一张复制件。

那是一张清单——《请佛法目录》。公元853年，日本僧人圆珍列出的，他想从中国带回去的东西：佛经、佛像、法器、香料……密密麻麻，写满了整张纸。

初琳第一次看到这张清单的时候，觉得这不像一张“宝物清单”，更像一个普通人去远方之前写的备忘录。她怕自己忘了什么。比如自己来艺术馆前，担心讲解的时候声音太小，还准备了个小蜜蜂。

第六件是墙上挂着一幅立轴。

中国禅师无准师范写给日本弟子圆尔的信。信中说：“老僧今年七十有八……”后面的话初琳记不全了，但她记得馆长转述过一句：“一个中国老头，给一个日本年轻人写信。信里没有大道理，就是问他好不好。”

最后，在柜子的角落里，放着几片碎瓷。

龙泉青瓷的残片。灰绿色的釉面，断口处露出灰白色的胎体。它们曾经是一只完整的碗，被人用过很多年，然后碎了，被人捡起来，留到了今天。

没有说明牌。只有一行小字贴在了柜子边上：“宋代。龙泉窑。”

初琳不知道是谁捐的这几片碎瓷。但她觉得，这是整个“千年回廊”里，最像“人”的东西。

来参加展览的有学者、居民、游人……有人轻声叹息，有人压着嗓子争论，有人念出展签上的日期后又沉默下去。三三两两的人群在展柜前聚了又散，散了又聚。

还是有人没有选择听从讲解员的节奏，他们选择独自游览，而有人已经踏上了三楼的楼梯。于是初琳整理了一下衣服，戴好小蜜蜂，开始工作。

但是，先行上来三楼的那位，转身去了“典籍与著作”区。初琳不好意思地笑笑，又开始趴在栏杆上。不过这一次她没有俯视，而是平视观察，对面的展品也是她非常感兴趣的，继续蹭听。

其实在其他区域已经有了部分典籍介绍，是为了那个区域里的展品做历史辅助作用，但是在三楼的“典籍与著作”区域，这部分内容会更多、更完整一些。

初琳的视线移过去，最明显的就是玻璃柜里并排摊开着两本书。左边是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右边是他的日本学生井上陈政所著的《禹域通纂》。

黄遵宪这个名字她当然知道——中国近代杰出的外交家、史学家、文学家，曾任驻日、美、英参赞及总领事。他的《日本国志》1887年完成，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日本的百科全书式著作，四十卷，五十余万字，从政治、经济到军事、教育，无所不包。

而右边那本，是黄遵宪先生的日本学生井上陈政所著的《禹域通纂》，是日本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的著作，一百余万字。师徒二人，各为对方的国家写了一部“百科全书”。堪称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姊妹篇”。

她盯着那两本书看了很久。一个中国人教出了一个日本学生，然后他们各自用毕生所学，去照亮对方国家的模样。这种事，放在那个年代，简直像一场温柔的奇迹。

那位率先上三楼的游客依旧没有听从讲解，在“典籍与著作”区域转了一圈，直接往里走，反而去了初琳负责的“留学生与学者信物”区，目前看来那个人不喜欢听讲解，喜欢独自探索。初琳也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好了，犹豫之间和那个人对视了一眼，那个人好像懂了初琳意思，主动抬手示意不必了，初琳就点点头留在原地。

对面“典籍与著作”区域的讲解员林奈走过来和初琳搭话，说起来对其他区域感兴趣的地方，工作结束之后一定要从头开始再看一遍。初琳也点头回应，我也有很多地方没有细看，比如那个“矢立”和“虾夷锦”就很想去拍张照片。林奈讲她刚好知道这个，于是初琳普及：在二楼看见那个是来自日本的“矢立”，江户至昭和时期日本文人使用的便携式书写工具（毛笔 墨水瓶一体），与中国文房用具共同见证了东亚书写文化的交融。刻有唐诗的日本文具，是大正时期的紫檀小提盒，面板用蓝漆书写我们国家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峨眉山月歌》，证明中国文化在日本的深远影响。

初琳一脸受教了的认真表情，林奈普及得很有成就感，继续顺手往二楼一指，说：“商业与民间贸易”区，有“虾夷锦”与山丹交易品。在17至19世纪，中国东北地区的丝绸制品（虾夷锦）通过“山丹交易”传入日本，成为爱努人与和人社会中的珍贵物品。这些丝绸上有龙纹、牡丹、云纹等中国传统纹样，是用金线银线织成的精美工艺品。在清末民初的商业文书市面上至今能见到“清末至明治时期的中日文书混合实物”，包括中文契约、日文手札、商业账簿等，见证了两国民间商人的日常往来。

和林奈聊天实在受益匪浅，初琳继续发问：“我当时粗浅看了一眼，捐赠了布偶和泥人的居然是日本人民呢。”

林奈继续回答：中国东北地区的乡土玩具（泥人、布偶、剪纸等）曾大量传入日本。日本龙野市历史博物馆曾在2003年举办“中国东北部的玩具”特展，展品就是在华日本人收集带回的。展览前言写道：“日本和中国两国是一衣带水的关系……在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二十五周年之际，作为来自地方的国际友好的小小信号。”

林奈口述出来这么一大段话，而且很多都不是讲解手册里面的，初琳开始对林奈的知识储备感到惊喜，接她话，怪不得馆长安排你在“典籍与著作区”，能记住这么多东西。

林奈说因为课本里面有，然后指着初琳身后得区域说其实我俩的区域有一个特别的联动。

初琳反应过来了，毕竟是自己负责的讲解区域，功课也是做了的。然后拉着林奈来到了“留学生与学者信物”区。

这里有井上陈政在中国留学6年期间，与老师何如璋、黄遵宪之间的书信、诗文唱和。还有资料记录了在何如璋去世后，井上陈政千里迢迢到其墓前祭拜，并亲手雕刻石狮子安放——这是一个日本人用中国方式表达的对中国老师的敬意。然后后知后觉，我怪不得这两个区这么靠近，有“对望”的感觉。

在两人说话间，二楼的“官方与半官方交往”区域，来了几个穿着深色西服的人，还有国外人士和翻译的声音，应该是什么官方部门的人员。两个女生默默回到自己的区域，思考如果是他们过来该怎么讲解。边等边侧耳倾听，二楼那边已经有人在讲解了。

说的是“孔府与日本交往的实物”。自清末起，日本朝野就通过参拜孔庙、支援孔府文化事业等方式表达“同文同教”的文化亲近。1914年，日本“资本主义之父”涩泽荣一计划亲赴曲阜朝圣，北洋政府特备专列，衍圣公亲自接待——虽因病未成行，但随行人员“代拜”时留下了与孔府的合影、书信等。

同时介绍了“1935年‘儒道大会’相关物品”。1935年，日本邀请衍圣公孔德成赴日参加“儒道大会”，国民政府虽阻止了圣裔前往，但仍派代表出席，并借此缓和邦交。这场大会留下了邀请函、参会纪念品、中日双方关于此事的公文等。

还有“1935年‘中日亲善’时期的外交礼品”。1935年上半年，中日关系曾一度“从冬转春”，双方互派特使、互赠礼品。虽然这段“亲善”很快被华北事变打破，但当时交换的瓷器、丝绸、漆器等礼品实物至今存在。

负责讲解的是馆内工作人员，接待得也落落大方。初琳已经开始斟酌如果他们一行来到自己负责的区域，第一句话该怎么表述了。但是，那些人听完馆员在二楼的讲解后，径直下到一楼去了，没有上到三楼。

“其实还是有一点点无聊的。”林奈又过来了，打趣说一楼的展品更丰富多彩一些，所以大部分人喜欢在一楼，逗留的时间会久一点。我们这里“山高路远”，可能下半场人才会多。说完她又跳着走开了。好吧，这是一个思想和身体一样很活跃的汉语言学生。测试讲解那天两个人同桌，提前就打过招呼，所以关系密切一些。

其实初琳作为历史系学生，她很荣幸参加这样的活动。在过往的学习中，好像纸上谈兵的时间占大多数。在大三的关键时期，她获取更多知识的渠道依旧来源于纸面，但是今天开始，她会格外注重实践的带来的体验，就如此刻，她已真正地置身于“历史之中”。除了敬畏，还滋生出了对未来实践工作的更多畅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