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里一院那条新走廊落成。走廊是横着接起来的，把老住院楼和门诊楼连在一处，一百二十步，中间加了六个岔口和两部电梯；从东头走到西头，头顶那排灯是暖黄的，脚下那排地砖是新换的，走上去脚下有一点点空心的响。落成那天不剪彩，也不开大会，院里只在东头贴了一张纸：走廊开放，请走两边。人从东头走到西头，一路上要看的东西全在两边墙上。
走廊是去年秋天量的线。图纸上是一条直线，落到地上分了岔，六个岔口，每一个岔口往里接一段老楼里原本就有的走廊。工人图省事，要把中间那一段拆了重走，说拆一段能省三天工。老主任那会儿还在任上，站在当中间说了一个字：不拆。工人问转弯的地方怎么办，他说不拐；拐的地方铺满一整块地砖，一块也不切，人踩上去脚底下就知道要拐。地砖是一块一块挑出来的，一百二十步挑了两个半下午，挑剩下的堆在库房西头，堆了小半间屋子，到落成那天还没有运出去。开工是东头先动的，先挖竖着的三根柱子底下的土，挖到一米二，挖出来一块旧石阶，青的，上头刻着一个字，谁也认不出来。工人问要不要报上去，老主任说报。那块石阶后来就靠在库房门后头立着，没有再往地下埋。
那张纸是后勤那边印的，印了一百五十张，四边没有裁齐，右下角有一道毛边。贴纸的是中心派下来的一个人，她贴完自己也站在东头看了一会儿，觉得字太素，想再添一行，最后没有添。第一天过去的人不多，三三两两。西边住着的几个老医生不认得这条道，还是绕回旧走廊去了，绕了三四天才慢慢改过来；改过来以后，有一位在岔口站住，往回走了十几步，又折回来重走一遍，才肯往西头去。夜里查房的人也走这条道，护士长挨个格看了一遍，看得很慢，看完回头问了一句：“有几格是从前的。”东头那两格挨在一起的地方已经有人伸手在自己哈气的那块玻璃上抹了一把，抹完被同伴拉了一下袖子，两个人走开了。夜里十点半关灯以后，这条走廊从中间断开两截，前半截有巡的，后半截没有，后来在断口摆了一只花盆。
灯一共三十七盏，装在一条直线上，间隔一样，从东头第一盏到西头最后一盏，中间没有一盏是歪的。开灯是早上六点四十，关灯是夜里十点半。开关在配电室里，线路分成两路，一路管东头十七盏，一路管西头二十盏。关灯的人要在簿子上记一笔，记的是数目：三十七盏，逐盏数，数完画一个勾；簿子上一共七行，一个礼拜一行。开灯的人不看簿子，开完就走；关灯的人要站在门口回头数一遍，数到东头那盏，顺手把总闸按下去。灯罩一个月擦一次，擦的是外面那一层，擦的时候灯是灭的，要搬梯子。搬梯子的是两个人，一个扶梯子，一个擦；有一回梯子的一只脚压在接缝上没有踩实，那盏灯擦到一半两个人停了，下来重新摆过，摆好了才接着擦。
墙上没有贴宣传画，也没有贴科室的荣誉，是一格一格的手抄医案。原件锁在中心的柜子里，谁也不许带出来，只按原样放大制版，连页眉上那行小字都照抄了，页脚压出来的那两道折痕也留着，一格一格，玻璃擦得能照见人影。墙上是从今年往回数着排的——最新的一格在最上头，越往下越早。每格底下有一行小字，注着这份医案是谁记的、记到哪一年、记在第几本上。十一格。最下头那一格的玻璃上落着一层薄灰，谁也没有动它。
十一格是中心自己排的。排的时候有人主张按人排，把同一个大夫记的十几份挨着放，说这样好找；眠眠没有同意，说一份是一份，一年是一年，谁记的谁在底下注着，谁要看自己按年份往回数。排下来的次序是：最上头那一格记的是今年的，往下依次往回推，最下头那一格记的是十一年前的事。玻璃是蒙的那种，外头一道，里面一道，擦的时候只擦外面；里面那一道谁也没有擦，擦不了，得等厂家的人来换玻璃的时候一起换。擦完拿手掌侧着贴过去验，从东头一路贴到西头，贴完回头再贴一遍，回头那一遍是从西头贴回东头的；贴过一遍的玻璃，上头的东西不歪。底下那行注的小字是同一支笔抄的，第二天眠眠自己又校了一遍，校的是数目——第几本、记到哪一年，错一个数整格就得重制。
一个月一次的大擦定在星期六上午九点。这一天全院能来的人来十一回，来了七回，来了就干，不来的也不补。来的那七回里，有一回把水桶落在了西头，第二天早上才发现，提着空桶从东头又走了一趟。水是温的，抹布拧到不滴才往玻璃上按；擦完用干棉布再收一遍，收完拿手掌侧着贴过去验，验完又擦了两处。擦完签字，签的是当值那一个人的字。签完有人问了一句：“今天擦了十一格？”值的人说：“按十格算，多的一格不写。”大擦完那天的中午，来看的人比平常多了一倍；有家属站在最东头那一格前头看了十几分钟，走的时候跟同来的一个人说了一句：“这个得抄一份。”水是从配电室后头那间屋里的管子接出来的，管子细，放满一桶要两分钟；桶有两个，一个盛刷上半截的，一个盛刷下半截的。
老主任是自己挤公交来的。拐杖拄在左手，右手拎一只搪瓷缸子，缸身上印着“安全生产”四个红字，是二十多年前的赠品，缸底磕掉了一块漆。他站在走廊西头，一格一格往回看，走三步停一停，每一格都凑近了看，有时候伸出一根指头在玻璃上抹一下，抹完把手指在裤子上擦干净。走到中间那一格的时候他站住了——那一格上头抄的是一份随访记录，三页，密密麻麻，最后一行写着：这一户我去了四次，第五次是我爱人替我去的。他盯着那一行看了很久，缸子在手里换了一只手拿。走到底下那一格的前一格，他又停住了，那一格他盯的时间最长，看完把缸子放在窗台上，隔着玻璃看那行注的小字。他在一格前头停住了。那一格上头抄的是一份错例记录，错在哪儿用红笔圈了一个圈，旁边一行小字：这个错，我犯了三次。他站在那儿看了很久，回头问眠眠：“这个也挂？”眠眠说：“挂。”老人说：“挂在我屋里不好看。”眠眠说：“伯伯，这十一份是您从进院那一年记到退休的，我们一个字也没有替您改。”老人没有作声，只把手里的缸子在窗台上磕了一下，磕出很轻的一声。他又问：“这玻璃谁擦。”眠眠说：“科室轮，一天一遍。”老人点点头，说：“一天一遍好。一天两遍的，头一个月干净，往后就没人擦了。”
老主任早上五点五十出门。公交头一班六点一刻，他挑倒数第二站上车，那一站人少，只有一个拎菜的。他上车不坐，握着一个扶手站着，站一路，四十分钟。拐杖是铝的，上车的时候他竖着提，怕卡在门里；提上去才把缸子换到左手。缸子里是早上灌的热水，灌的时候烫嘴，走了四十分钟也就不烫了。到站他不下车，坐过两站才下来——他是想从东头那头走进来，看看那面新楼。绕回来的这一路上他走了十几分钟，走三步停一停，中间有两回是站在一个纸箱旁边停的，箱里是拆下来的旧灯管，一根一根竖着，插在纸箱里的锯末上。他蹲下数了数，数到一半站起来，说了一句：“这些还能用。”没有人接他的话。出门前他照过一次镜子，镜子里头还是那件灰夹克；缸子是他自己灌的，灌完拧了两回盖子。
玻璃上留下了指印。一格一处，是他自己抹的那几处。科室里过路的人看见了，要拿布去擦，眠眠说不擦，“先留一天。”胡晓棠问留一天做什么，她说等人看过了再擦，“他要看见自己按过。”这话是她自己心里想的，嘴上说的是另一句：“玻璃一天擦一遍，他按的印子明天自己就没有了。”人走完了才擦。擦的那天是科室轮值的第三个人来值，他不知道有这个规矩，从东头到西头擦了一遍，擦完在表上签了字。签完他问了一句：“那两格我多擦了。”没有人告诉他多擦的是哪两格。这两格后来补进去的，是最下头那一格和它上头那一格；补的时候玻璃已经换过一回，新玻璃比旧的光，指印在上头留不住。值的人当天就把这件事跟同事说了，说完自己也糊涂：为什么有人要多擦两格。
胡晓棠跟着走了一路，问的全是实在的：这些能不能给规培的医生看，能不能印成册发下去，印多少本，发不发到县里的站点。眠眠答了两条，只两条——原件不出库，钥匙两把，一把在中心一把在档案室；复制件可以印，印本子只发到科室，人手一份，不许带走，不许拍照上传，更不许发到网上。老主任在旁边听着，忽然插了一句：“印的时候把错的那几页放头里。”胡晓棠问为什么。老人说：“把对的放头里，人翻到后头就不看了；把错的放头里，人一翻开就知道该防着什么。”胡晓棠在随身带的小本子上记了一句，记完抬头看了老人一眼，没说话，把本子合上了。
胡晓棠的本子上那一页原来记的是别的：前天记的两件，一件是门诊三楼那台除颤仪该换了，一件是秋天的健康教育课少排了两节。这一天她在本子下头又添了半页，添在那一页的下头。印册的事她记下的是三样：印多少本、发给哪几个科室、规培的医生算不算；她把“不许带出科室”六个字圈了一道，圈完在旁边画了一个小小的问号，画完自己想了想，又把问号描粗了一点。老主任那句“把错的放头里”，她没有记在本子上——她记在手机里，走到楼下才掏出来记，记完删了，删完又重新记了一遍，这回记在了便签上。便签她没有扔，夹在本子最后那一页；那天晚上她翻出来又看了一遍，看完在底下添了一句：这话是老主任自己说的，不是我加的。
阿砚是下午三点来的。他不是院方的人，进不了病区，就站在走廊西头那个岔口，一个格子一个格子看过去。走到中间有一处地砖接缝翘起来，他蹲下用鞋尖压了压，压不住，就记在手机上。他把手里那件外套搭到眠眠肩上，问了一句脚凉不凉，眠眠说不凉。他伸手在墙面上按了按，按的是玻璃的接缝，按完说：“这个缝得留三毫米。留窄了，将来裂一块就没法单换一块。”他说完自己笑了一下，说：“我上个月让人来看过一回，被你嫌麻烦。”眠眠说：“我没有嫌。”阿砚说：“你嫌的是钱。”眠眠笑了一下，没有再辩。她想起三月里他把小满（那时刚上高二）那张抄好的课表折好收进抽屉、压在老怀表那只表盒旁边的样子——那也是一句“记着就好”，说完就走了，什么也不多说。
他在那两条道上各走了一趟，来回合起来二十几分钟。手机上记了四条：一条是地砖接缝翘起来的地方，在西头往东数过第四个岔口再走十几步；一条是玻璃的接缝；一条是西头那个岔口往上走的坡太陡，坡上没有扶手；最后一条是东头尽头的灯，有一盏比旁边的暗。记完他把手机塞回口袋，在电梯口站了一会儿才下去。那两个岔口他都没有进去，一条通病区，一条通库房。他在电梯里把袖子上那道灰看了一遍，没有掸；从东头走到西头他一共回头看了四次，一次看灯，一次看缝，一次看地砖，一次看墙上的格子。下来他问了一个人：“这个坡原来就是这样的么。”那人说不是，是新接的。程遇那天在楼下等着，等了他十几分钟，问他要不要上去再看一遍；他摇头，说走廊一个人走的时候才看得出毛病。
看的人从最上头那一格开始，一路往下。每一格底下那行小字注的都是一院这条线上坐过的人：谁接的班，谁去过哪个站点，谁把随访做成了什么样，谁的名字在括号里被添了又划掉。名字一年一个，从今年数回去，数到最后那几格，注的名字就只剩了几个，笔画也粗了。走到走廊最东头，玻璃上那一层薄灰前头，眠眠站住了。最下头那一格比别的都旧，纸口泛黄，边上有一道折痕压出来的白线；格子里头抄的是最短的一份，三页，字迹从头到尾一样工整，墨色也一年一样一年。
老主任拄着拐杖走过来，站在她旁边，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抬起手，在那块牌子底下那一行小字上按了一下，掌心贴了足有三四息才拿开。牌子上注着两行：这份医案从他进院那一年的冬天起记，止于他退休那一年的三月。老主任的名字，排在最下面一位。
那天他走的时候天已经擦黑。走廊里的灯还亮着，值夜的还没有上来关。侯嫂派来的车没有到，他自己走；眠眠要送，他摆手，说送到路口。路口离老主任家两站路，两个人走了二百来米，一路上只说了一句话——他问：“那个最下头的，什么时候能擦。”眠眠说：“您说了不看，就不擦。”老人说：“我不是不擦，我是让别人擦。”到了路口他站住，把拐杖换了只手，说：“明儿我给你打个电话。”车来了他上车，车门合上以前他把手从窗里伸出来，摆了一下，没有说话。眠眠站在路口看着那盏尾灯拐进北边那条路。回到院里她把今天的日期记在随访单上，记完又在旁边添了三个字：十一格。她数过，一格不少，一格不多。值夜的人上来关灯，看见玻璃上没有指印，愣了一愣，什么也没有问。
霜降过后第三天，沈园那棵老槐一夜落尽了叶子，侯嫂一大早扫了两个簸箕，倒在园子西角堆着，堆得老高，风一吹就有叶子从边上滑下来。屋里生起了炉子。她把一盒染发膏和两副一次性手套摆到老太太面前，说今天上午染，染完正好赶上礼拜天，一家子都在。老太太看了一眼那盒东西，没有伸手：“拿走。”侯嫂愣住了，说妈您这一头白得越来越齐了，人家见着都要说两句。老太太说：“人家要说就说。我这一把年纪，染出来的那个颜色是给外人看的。”她抬手在鬓角那儿捻了捻，捻下来几根白头发，在指尖看了看，扔在铜盆里，“你把它拿走，我今天要照相。”
那盒染发膏是侯嫂前天从巷口那家店里拿回来的，一盒四十，附手套一副，手套是薄的那种，一次性的，用完就扔。侯嫂自己试过一回，在自己手上抹了一点点，抹完两只手在围裙上蹭了半天，蹭不掉，第二天早上还在。她报的时候报的是这个：“妈，我这双手两天都缓不过来。”老太太那时候正在剥一只橘子，剥到一半把橘子放下了。老太太没有骂她，只说：“拿回去。”停了一会儿又说：“你要真想帮我，开春再说。”侯嫂把那盒东西收进柜子，收在第三层，收完在柜门上敲了一下。她后来跟人学舌学了两回，回回学的是那一句学不动了，回回都添上一句：“她连看都不看那盒东西。”那盒东西收在第三层，压在两罐蜂蜜后头；后来三个月没有人动过，侯嫂每次开柜子都要绕开那一块。
照相这件事是她自己提的。前一晚吃饭时她就说了一句：“明儿谁都别往外跑。”侯嫂问照相做什么。老太太说：“我这一辈子照过的相统共没有几张，统共都糊了。”谢明薇赶紧说，妈我认识一个人，摄影室的老师傅拍得好，上了年纪的人最会挑光，一个眼神就能把人拍活。老太太摆手：“不用找外人，我家里现成有一个会看的。”她说完往眠眠那边看了一眼。眠眠那天正在灯下核第二天的随访单，被这一眼看得把笔停住了，抬起头，说：“祖母，我拍得不好。”老太太说：“拍不好也不要紧。你拍的我不糊。”她把筷子放下，又添了半句，“我这把年纪，坐在那儿不动，比你请谁来都强。”屋里几个孩子都在——小满高二，周末刚回来，书包还扔在门槛上；阿望初三，坐得离火盆最近，眼睛盯着碗里的饭；白露初一，正拿筷子尖去戳一颗花生，被老太太看见了也不敢缩手。
小满那天从学校回来是下午四点多，书包扔在门槛上是进门随手放的，扔完她母亲在灶间骂了她一句，她没有回头，换了棉鞋又上楼。上楼以后她把那件深色的外套从箱子底下翻出来，抖了两下，挂在门后头；下来她问老太太明天几点起，老太太说不必起，“我这一辈子照相没有一次是天不亮的。”她又问要不要叫阿望一块儿，老太太说不用，叫了他也要跑。屋里几个孩子都在，是前一顿饭侯嫂数出来的，数完她自己先笑了一下。侯嫂数的是人头，不是名字：一个一个点过去，点到小满的时候老太太说了一句：“她明天有事。”屋里就没有人再提叫谁的话了。阿望那天在耳房，门关着，她敲了两下，里面应了一声就不吭声了。白露在灶间帮着剥蒜，剥得很慢，剥一瓣玩一瓣。
夜里十点，眠眠把第二天的随访单核完，最后一张核到一半，笔停住。她把手机拿过来，翻到最里头那一段，往回翻了三十几张，删了；留下三张。一张是院子里那把空藤椅，一张是老太太坐在窗子底下的侧脸，还有一张是囡囡趴在桌上睡着，脸压着一只勺子。删完她把手机扣在桌上，坐了一会儿，又翻过来把那张侧脸放大看了看，看完锁了屏。她起身去关窗，关到一半想起老太太说过照相不许开灯，就又把窗帘拉严实了。临出门她又折回来，把东厢桌上那盏台灯拧到最暗那一档，又把那只木框挪正了半寸——框里还没有照片，是老太太前天让侯嫂做的，做完了先搁在桌上。那只木框是素木色的，边上什么花样都没有；她把手放在框边上比了比，比出来比那张照片还宽半寸。
拍照的地方老太太昨天就定好了：东厢窗下那把老藤椅。她还让侯嫂拿卷尺去量了花厅正墙，量了两遍，报出来的数是“七十公分见方，右下角缺一个角，底下一寸要比上头窄”。那面墙上原先只挂着一张老照片——太爷爷沈鹤鸣站在一辆铁皮小货车旁边，四边发脆，右下角有一道折痕，折痕里积着一点灰。老太太指着照片右侧那块空地说：“挂这儿。”眠眠问为什么。她说：“这张挂了多少年了，右边一直空着，空着不好看。将来这张自己再糊了，右边还得添。”她顿了顿，又添了半句：“这面墙上要挂满的。”
墙上原来钉过两枚钉子。侯嫂拿手电照过去，钉眼还在，一枚偏左，一枚偏上，钉眼里头积着一点灰，灰是黑的。老太太让把那张老照片取下来看底下：偏左那一枚压着太爷爷的半个肩字，她说这一枚不使了；用偏上那一枚，往右挪半寸。挪的时候她自己站在旁边看着，看钉子进去了才走开。她问照片右边那块空地有多宽，侯嫂拿手掌比了一下，比了三回都不合手，就取尺子量，量出两指。她说：“够了。”又补了一句：“钉子两枚，不要多。”取下来的那张老照片没有拿在手里，侯嫂把它放在旁边的条案上，四边垫平；她走过去又用手在照片边上的那道折痕上按了一下，按完说：“这道不要压平，压平就断了。”她把量出来的两指记在小本子上，记完把小本子合上。
那天早上她从东厢出来，站在阶上看那堆叶子，看了一息就叫人把席子拿来盖上。堆在园子西角，两个簸箕，压得不高，席子盖上去要压四边。她问这一堆往年是谁扫的，侯嫂说往年不堆，往年都是倒到外头去的。她“嗯”了一声，过了两息又说：“明年别倒了。”说完她自己又说：“倒也是要倒的。”她回屋取眼镜，取出来戴上还是看不清那堆叶子，站在门口看了两息就回屋了；屋里的炉子还没有旺，她把手伸到炉子跟前烤了烤。烤完她叫侯嫂把炭添上，添完又叮嘱了一句：东厢那间多添两块，别省，下午有人在这儿坐着。侯嫂跟着她进屋，把席子的四个角用砖压住，压完又拿绳在顶上拦了一道。老太太坐在炉子跟前看她忙完，看完说了一句：“明年你堆高些，堆到那个墙角去。”
框也是她前一天就吩咐下去做的——素框，木色，什么花样都没有；照相馆她也早打发人去了巷口那家，说定一尺见方一张，加洗两张，不许修，不许上色。侯嫂那天多问了一句：“老太太您上回照相是几几年的事。”老太太想了想，说：“记不得了。你别问这个，你去把窗子擦了。”侯嫂就把窗子擦了两遍，玻璃上那道旧水印也擦掉了，又从库房搬了那面旧穿衣镜来，斜靠在门边，说：“老太太要是想看看自己是什么样，得照镜子。”老太太瞥了镜子一眼，说：“我不照。照相是给别人看的，照镜子是自己看自己。”侯嫂把镜子又搬走了。西南角的光斜进来，落在地上一块斜的方，光走到老藤椅前头刚好停住，不多不少；那块光后来挪了半个钟头，眠眠让人把椅子往左边推了三寸。
巷口那家照相馆是老铺子，玻璃门上贴着手写的价目，一寸两块八，二寸五块五，加洗一张加一块五。打发去的人把话学了一遍：不许修，不许上色，不许把人拍胖；师傅要是劝她修片，回来只说不用。回来的人说师傅一口答应了，还说老太太的皮肤最吃光，正面光一打就好。回来的单子交到老太太手上，老太太看了一眼价钱，看的是“一尺见方一张，加洗两张”，一共三张，一张也没有多。她把单子压在老花镜底下，压完问了一句：“几天能取。”那人说三天，她说不必等。她又说了一句：“叫他们把架子那几本翻一翻，我从前在那儿照过一张。”翻出来没有，她没有说什么，让侯嫂把单子收好。单子上还有一行小字，写着两个字：外快。侯嫂看了不懂，问是什么意思；老太太说就是当天取，加钱。她没有加。
光挪的那半个钟头里，屋子里的人都在。侯嫂把那把旧藤椅往左边推了三寸，是她推的；推完她量了量椅面离窗子的距离，报的是四尺三寸。老太太在东厢坐了半个钟头，中间起来过两回，一回是去拿老花镜，一回是去喝水，两回都没有走到窗子跟前。阿望没有进那间屋，他在院子里劈柴，劈了半个钟头，劈出一小堆；柴是湿的，斧子下去有响声，柴不裂。白露在门口探头探了两次，被侯嫂赶走了两回，赶完他绕到廊下去看那只猫。后来是眠眠自己进去的，进去先看的是那条毯子——毯子是老太太自己的，叠了三折压在柜子里头，侯嫂抱出来的时候还说了一句不要铺太多。屋里的话一压低，就听见廊下那只猫在墙头上走；走了三趟，第三趟在东厢窗外头停了一会儿才走。
拍的时候是下午三点。老太太不肯坐藤椅，要坐门槛：“门槛上照。”侯嫂不依，说门槛上石砖凉，坐久了要落病。老太太说“凉才好，凉了我不着急”，她自己慢慢挪过去坐下，把手放在膝上，背靠着门框。眠眠半跪在门槛外侧，把手机横过来，一连拍了十几张。老太太不会照相——一说“笑一个”她就不动了，两只眼睛直直地看着地砖；侯嫂在旁边小声提醒“老太太眼睛看这边”，老太太偏过脸去看墙上那张老照片，看得还挺认真。眠眠把手机放下来，蹲到她面前，说祖母，您就照您平常的样子，平常怎么坐就怎么坐，您此刻想着什么就是什么。老太太说：“我平常就这个样。”她说完停了一下，像是想了想此刻该想什么，这才把脸转回来。
老太太说完那一句，停了大约两息，才把脸转回来。转回来的时候她的下颌收着，脖子还是僵的。眠眠没有再说话，把手机横过来又拍了两张；拍完她看了一眼屏幕，没有按下去。她想起自己十九岁那年照过一张证件照，摊下来的时候也是这个表情，照片上的她下巴收着，眼睛不往镜子里看。她没有把这一句说出口。她把手机往前挪了两寸，重新按了十几回，这回每一回都没有出声。侯嫂在旁边站了很久，站到腿酸了就换一只脚，换完又想起老太太说过不要动，就又站住了，只把嘴闭紧。那十几回里有三回是老太太闭着眼睛的，有两回她把下颌收着，其余的都是平常那个样子；这十几张她全留了，一张也没有删。侯嫂后来跟人说，那天她一共看见眠眠按了十几回，一下也没有催。
头一张洗出来，眠眠自己看了一眼就摇头，说祖母脖子太僵。老太太说：“僵就僵，我这一辈子照相没有一次不僵。”她伸手要那张看，眠眠给了她；她戴上老花镜看了半天，把照片举远了半寸，又举近了半寸，最后说：“眼睛是花的。”眠眠说那是因为今天光好。老太太说：“光好也花。”她把照片还回来，撂在膝上，忽然问了一句：“我这头发，是今年才全白的么。”眠眠说不是，是从前陆陆续续白的，这两年白得快。老太太“嗯”了一声，没有再往下问，只把手在膝上那一片花白上按了按，按完抬头说：“那就照。”眠眠又蹲回去，把手机举起来，指尖在屏幕上按住对焦框。屋里静了一下；光从窗子斜进来，落在老太太花白的头发上，落在她手背上那几道青筋上，落在门槛砖缝里那道细细的裂纹上。眠眠还没有按下去，老太太忽然又开口了，声音不高，像是想起一件事才说的。她说：“拍清楚点，将来挂在墙上。”
挂照片定在星期天下午。侯嫂拿卷尺量了又量，报的还是七十公分见方、右下角缺一个角、底下比上头窄一寸。老太太站在花厅当中，两只手背在身后，看着侯嫂把那个铁框比在墙上，比了三回。第三回比对了，老太太伸手把框往左推了半寸，说：“往左。左边那面墙歪，别的挂不上去。”框挂了半个钟头，钉子钉进去两枚，钉完她退到三步外看，看了半晌，说：“正了。”她说这两个字的时候声音不小，侯嫂在梯子上应了一声。挂完她让把那张老照片摆回原位。老照片摆回去以后，左边空出一块不宽不窄的地方，两张挨着，边对边，谁也没有压着谁。挂完她让侯嫂退到花厅门口再看一回，自己留在原处没有动；看完她只说了一个字：“好。”这一个“好”字说得比“正了”还响。
十一月中旬，城南那间摄影棚连着搭了三个景，是陆怀庸的公司一部古装剧的补拍。原来的少年角色定不下来——导演要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眼神要干净，念词的时候不能耍小聪明，耍了就不对。选角的人进了三所学校，看了二十几张脸，回来把照片摊在陆怀庸办公桌上，一张一张翻过去。陆怀庸翻到第七张停住了，抬头问了一句：“这个在哪所。”选角的说：“实验中学，初三。”陆怀庸把那张照片往桌上一扣，说：“这个我要了。”那天下班他一个人在办公室坐了一会儿，把云轻轻叫进来，问了她一句：“我儿子你知道多大。”云轻轻说十六。陆怀庸说：“十六，够了。”
选角的人去了三所学校。第一天看的两张里就有两个刷掉的：一个眼神太活，念词的时候会挑眉；一个脸上有痘印，说是养一养就好，可是灯光一打，那几个痘印压不住。第二天他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排一排看过去，看到第七排的时候老师让他去办公室坐着等，他不去，说就在这儿看。第二天一共看了九张，第三天看了十一张，回来手上是二十三张，桌上摊不开，最后摊到了窗台上。导演给他的条件只有四条：眼神干净、十四五岁、念词不许耍小聪明、还要能站得住。四条里最难的是最后一条——站得住不是站得直，是站半天不动也不慌。选角的说只见过两个沾边的，一个初三，一个初一。两个沾边的名字他都记在一张纸上，纸角上记着学校和班号，记完把纸折了三折。
那张照片上是一个学生，穿校服，领子一边翻着一边没有翻，背景是那面黑板，黑板角上挂着一条卫生巾拖把。陆怀庸把照片扣在桌上以后没有立刻说话，先把桌上那一沓翻完，翻完才抬起头。他又问了选角的一句：“他家什么情况。”选角的不知道，只知道随父母迁来的一学期，说家里管得严。下午他把这张照片单独抽出来，夹进一个牛皮纸文件袋，文件袋上什么也没有记。他在办公室坐到七点，走的时候把灯关了；回来取东西，又把灯开了。那二十三张他晚上又翻了一遍，翻完把最上头那一张抽出来，夹进那个牛皮纸袋里，袋口捏了一下又放开。开机前他跟副导演交代过一句：这个孩子不会演戏，让他别演。副导演愣了一下，说那他演什么。他说：“让他站着。”
开机前六天阿望才知道。那天他上了一整天课，放学被一辆车堵在校门口，车里下来一个人先叫他上车，再把一个牛皮纸袋递给他——十九句台词，分两场戏。阿望在车里看了三遍，抬头问：“你为什么不早说。”陆怀庸说：“我要是早说，你会去背。”阿望说：“我现在也在背。”陆怀庸发动车子，说了一句：“这一台你给我演好了。你的书我一页都不会给你留。”阿望把纸袋抱在怀里，问能不能把后面几页也给他。陆怀庸说不能：“你先把这两场背到梦里去，后头的戏到时候再说。”他一边说一边把车拐上主路，末了又补了一句：“这两场里有一句是写给姐姐的。”阿望的手在纸袋上停住了：“哪一句。”陆怀庸看着前面的路：“第十九句。”阿望低头把纸袋打开，翻到最后一页，看了很久，然后把纸袋重新封好，塞进书包最里层。
十九句分两场戏。第一场是少年天不亮出门，走到门口又回头；第二场是隔了三年的一场雨戏，他在雨里跟人吵，吵到一半不吵了，把伞递过去。云轻轻那天给他念过一遍，念到第十九句她停了，说这一句你不能照着我的念法念，我的念法是演戏的念法，你的要笨一点。陆怀庸在旁边没有接话。阿望在车里把第一场那九句默念了三遍，念完自己数了一遍字数，九句一百二十七个字。念第二场的时候他念得慢，念完自己说了一句：“这场我背不下来。”云轻轻隔着副驾坐着没有回头，说：“那一场你背下来了就不用想了。”这一场后来他没有再念第二遍；临下车云轻轻问他记住了没有，他说记住了，记的不是词，是那一场雨落在什么声音上。
那六天他照常上课。第一天他把纸袋塞进书包最里层，第二天夜里在耳房背，背到第九句和第十句连在一块儿背错了两回；第三天他把两场戏拆开，一句一句抄在草稿纸上，抄完折成四折塞进笔袋。陆怀庸那六天没有再来学校，只在第四天夜里打过一个电话，问他今天默了几遍；他说三遍，那头说：“三遍不够。”第五天他默到七遍。第六天早上出门前，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把纸袋又拿出来看了一遍，看完塞回去，进门的时候鞋已经换了。那六天里家里的话比平常少；吃饭的时候谢明薇问了两句他在学校怎么样，他答了，答完就低头扒饭，扒到碗底也没有再抬头。陆怀庸那六天也没有多问过一句。他自己的本子积了半尺高，每天从七点写到十点半，写完才下楼。
化妆间是棚里临时搭出来的一间小屋，窗子上还贴着上一场戏留下的胶带印。云轻轻那天没有戏，是自己过来的。她拿着粉扑在他额头上按了半分钟，按完退开一步看，看了又回来按第二遍，说：“我拍戏十年，头一回给我儿子化妆，手比导演还抖。”阿望坐在镜子前面一动不动，问她：“妈，我要是忘词了怎么办。”云轻轻说：“忘词了不要紧，你要看我一眼。我给你一个眼神，你就知道你该说什么。”她说完把眼睫毛一夹，做了一个样子给他看。阿望看着镜子里的她，把那个样子记住了，记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洗脸的时候，他还在镜子前把那个样子又做了一遍。
化妆间是棚里临时搭出来的一间小屋，窗子上还贴着上一场戏留下的胶带印。云轻轻那天没有戏，是自己过来的。她拿着粉扑在他额头上按了半分钟，按完退开一步看，看了又回来按第二遍
第一场，第一条。开机到第七分钟，念到第九句，他卡住了——那句词他背过一百遍，可从他嘴里出来的时候，中间少了一个字。导演喊停。全场安静。监视器后头，陆怀庸坐着没有动，两只手搭在椅子扶手上，一句话也没有说。副导演说再来一条。第二遍他过了；到第十九句“我不认这条路”那一句，他自己的声音抖了一下，导演没有喊停。收工以后盒饭是剧务发下来的一荤两素，阿望端着盒饭坐在台阶上，一口没动。白露初一跑来探班，站在监视器后头不肯走，剧务赶了两回也没赶走，最后陆怀庸回头看了一眼，说：“让他站那儿，他站着看得清。”白露在监视器后头站了两个钟头，中间只问了一句：“哥，那句台词你记住了没有。”阿望说记住了。白露说：“那你晚上别熬夜。”说完自己先跑了——他第二天早上有数学小测，跑得比谁都快。
导演喊停以后没有人说话。副导演让阿望先坐，他不坐，站在原处，两只手垂着。剧务递过来一瓶水，他接了，没有喝，攥在手里，攥到瓶子凹下去一块。第二遍开拍之前他坐在监视器边上，那半分钟里他把第十九句默了两遍；默完他说了一句：“再来。”导演说：“再来一条。”声音不重。第一遍卡住的那一个字，第二遍他没有卡，可是那一个字后头他多停了半息，那半息他留给了镜头。收工以前还有一句也过了；导演从监视器后头探出半个身子，问了句刚才那半息是故意的么。阿望说是。导演没有再说什么，把身子缩回去了。有人端来一把椅子，他摆了摆手；那把椅子后来一直摆在监视器旁边，没有人再坐。开第二条的时候机器还架在原处，他也没有换位置。
盒饭是剧务从棚外一个饭馆里端进来的，一人一份，一荤两素，米饭用一个塑料袋装着，袋口一拧。阿望端着那份坐在台阶上，从收工坐到天完全黑，饭一口没有动，筷子搁在饭盒盖上，搁歪了。导演那天晚上在棚里跟灯光对了半个钟头的事，走的时候经过他，停了半步，说了一句：“第九句你第二遍过了。”说完就走了，没有停第二回。白露在监视器后头站了两个钟头，中间只问了一句，问完了就把手插进校服口袋里站着，鞋尖一直朝着台上的那块地。剧务赶了他两回，第二回没有再赶。白露临走的时候把剧务手里的场记板接过来看了一眼，看完又还回去了。那盒饭在台阶上放到夜里九点多，收场的人来收的时候还是满的；倒掉的地方在棚外头，离他的位置有七八步。
夜里十一点，棚里散得差不多了。阿望坐在台阶上，把那十九句从头背了一遍，背到第十一句又背错，错完他把两只手在裤缝上掐了一下。陆怀庸从楼上下来，把一件军大衣扔在他身上，在他旁边坐下。父子两个谁也没有说话，坐了大概十分钟。夜里的风从棚侧的通风口灌进来，带着一股新搭景的木料味；阿望把大衣的领子竖起来，又从头背了一遍，背到第十九句“我不认这条路”，把那四个字咬得很重。陆怀庸起身要走的时候说了一句：“明天第二场，我把监视器让给你坐。”阿望说不用。陆怀庸说：“你坐那儿看一遍，比我跟你说十遍管用。”阿望没有再推。他把大衣裹紧了些，低头又背了一遍，背到第十一句，这回对了。
那件军大衣是棚里道具组收来的，肩上有一道旧线，扣子少一颗。陆怀庸从楼上下来的时候手里没有拿别的，就那件大衣，扔过去的时候是照着阿望的后背扔的，扔完他坐在台阶最下面那一级。阿望把大衣裹紧以后，背诵的间隔变长了：从一口气十九句，变成三四句一停。停的时候他两只手在袖子里攥着，攥到第十一句的时候松一下，再攥。风从通风口进来的时候那件大衣会鼓一下，鼓完又贴住；大衣的领子竖起来以后，他就看不见陆怀庸的脸了。那十分钟里陆怀庸一句话也没有再说，只是把坐着的脚换了一次位置；换完他把手在膝盖上按了一下，按完又松开。收场的人来赶人的时候，先看见的是台阶上那件大衣，走过去要把大衣提起来，才看见底下坐着两个人；那人没有作声，把灯又关了一盏才走。
杀青那天下午下了小雨。第二场拍完，导演喊了一声“过”，棚里响起一片掌声。陆怀庸站在棚外抽烟没有进去，云轻轻在里头哭——妆还没卸，眼线糊了，她也不擦，就那样举着手让旁边的人看她的眼睛。她前天跟人说，她儿子第一回上台，她在监视器后头从头看到尾，比她自己拍戏还紧张。阿望站在台当中鞠躬，鞠到一半直起来，眼睛开始往台下找。云轻轻在里侧喊他，他在台上朝那边摆了摆手，没有看。他找了一圈——台下坐着二十几个人，有剧务，有灯光，有等着收机器的；她在最后一排最靠边的位置找到了那个人：那个人穿着校服外套，校服裤子也还是那双，站得笔直，一只手插在口袋里，脖子微微侧着，像怕被人认出来。谢幕的时候，他谁也没有看，先找的是台下的姐姐。
那天下午雨不大，是下下停停的雨。棚顶是铁皮的，雨点打在上头，声音比落在地上响得多。第二场拍完导演喊了一声“过”，棚里响起一片掌声，掌声响了七八秒，棚顶上的雨还在打。云轻轻在里侧哭，妆还没有卸，眼线糊了，也不擦，就那样举着手让旁边的人看她的眼睛；旁边有两个人过去，有人递纸，她没有接。阿望站在台当中鞠躬，鞠到第三下才直起来，直起来以后眼睛就往台下找。他找了两圈才找到那排位子。台下的人开始散，有两三个从第一排往外走，脚步声和掌声混在一处；棚里的灯亮着，外头的天是灰的。雨停过一回，停了不到两分钟又下起来；停的那两分钟里棚顶的响声一收，台下的话声就都露了出来。云轻轻站在棚门口看了两回天，看了也没有用。
那半本书是陆怀庸从家里带来的，夹在仪表盘上头的一个夹子里，第七十几页折了角。书讲旧厂房的改造，图多字少。他在车里看得慢，一页要翻两三回。囡囡给他留的那半个剥开的白果，从沈园带过来的时候用一张餐巾纸包着，到了车上纸已经攥软了，白果的壳碎了一角。他没有吃，把纸重新折了折，塞进遮阳板后头那个格子里，那个格里头还有去年秋天的一张停车票。车停着没有熄火，发动机响得很低。她上车的时候他伸手挡了门框上沿，等她坐定了才把门关上。关门以后他也没有说话，把书翻过一页，又翻回来。这一路上他一共合了两回；每合一回都要看一眼遮阳板后头那个放纸的格子，看完再打开。车开动以后那半本书就没有再翻。
十一月末，白露有了第一个不肯说的秘密。说起来也不算什么大事——就是从那几天起，他放学回来第一件事是把门关上；写字以前要去水池边洗一遍手，洗得比平时久；他每天下午绕一段路，绕到南锣鼓巷那家照相馆门口再拐回家。以前他什么都讲：讲学校，讲从前那个坐轮椅的同桌，讲后墙上贴着的那两张作文，讲侯嫂炖的排骨咸了半勺，讲林渺借给他的那支自动铅笔笔芯快用完了。如今他写作业要关门，睡觉把手机塞进枕头底下，家里第一个觉出不对的是他姐姐。
南锣鼓巷那家照相馆在巷子中段，门口一只木箱，箱里竖着两排相纸样品，最上头一排是黑白的，最下头一排是彩色的。橱窗里摆着三张脸模子，一张是小孩子，两张是老人，都是黑白的，最上头那张脸模子上头有一道裂。白露每天下午绕到那儿，站一会儿，看一眼就拐回家。绕这一段要多走七分钟，七分钟里他要过一次马路，过马路的时候要把书包换到另一边去。头一趟他站了半分钟就走，第二趟站了一刻钟，第三趟他站到店里的伙计出来，把那张脸模子转了个方向。往回走的那七分钟他走得比去的时候快，到家楼下常常是喘的；上楼要在楼道里站一会儿，站到不喘了再敲门。他妈问过一句他绕路做什么，他说抄近路。他妈说：“从大门口出去，从西头绕回来，哪门子的近路。”他没有答。
眠眠是那天晚饭后觉出来的。她从东厢过去，看见书桌上摊着初一的数学卷子，铅笔盒压在卷子一角，铅笔盒底下鼓着一小块，垫得高高的，像压着什么方东西。她伸手去拿，白露的手先按上来了，按得很快，按完自己先红了脸，说：“没什么。”眠眠把手收回来，说：“行。”她没有再问。转身出门的时候她听见身后铅笔盒被往身子底下挪了半寸，挪得纸和木头蹭出一声。她站在门外想：从前她要问一句，白露自己就要竹筒倒豆子；如今她连问都不问，他也要先把话往回咽。
她那晚回屋以后把明天的随访单摊开，一张一张往下核，核完在页边写上要问的三句。写完她把铅笔盒那个事在心里搁了一会儿，搁的不是那一张东西，是铅笔盒往身子底下挪的那半寸。她想起白露小时候把一块糖塞进铅笔盒，第二天自己拿出来，糖已经碎成了粉，粉漏了一抽屉。那一回他等她问；这一回他不等人问，也不让她问。她把单子摞齐，压在台灯底下，灯绳拉了一下，屋里只剩桌角那一小块亮。灯灭之前她又做了一件事：她把自己包里那张空白卡片抽出来，裁成小方块，裁了三块，压在铅笔盒旁边——她没有说裁这个做什么，裁完就把包合上了。那三块小方块后来也没有派上用场，压在铅笔盒旁边压了两天；第三天她夹进了自己的记事本。
侯嫂是第三天觉出来的。她揭那盒染发膏的手在围裙上擦了三回，擦完想起手上的味儿，又去水池边洗了一遍；她洗手的时辰比平常长，洗完在围裙上擦干，擦干以后跟老太太学舌：“妈，他洗个手洗了半炷香。”老太太正在理线，理线的手没有停，问她洗了多久。侯嫂说：“我数了，一百多下。”老太太把线在手指上绕了一圈，绕完说：“那不是手脏。”停了一下又说，“那不是手脏。”她说了两遍，第二遍是对着自己说的；侯嫂站在旁边，没有再问。她又问了一句：“那是什么。”老太太说：“我不知道。”她把手里的线绕完，绕成一个卷，收进针线笸箩里，收完把笸箩盖上了。她学舌学完就往厨房去。走到门口老太太叫住她，又交代了一句：“明儿他要是洗手，你不要看。”
第二天她跟老太太说。老太太正在灯下剥一只橘子，剥得很慢，皮绕成一条长圈，听完把橘子分成四瓣，先递给她母亲，再往眠眠面前推了一瓣，最后自己拿最小的一瓣，说：“孩子不肯说的，你越问他越不说；你不问，他自己会讲。你去问他一句别的——你问他，那个东西他打算搁到什么时候。”眠眠照着问了。白露想了想，说：“搁到我想搁的时候。”眠眠说：“那你什么时候想搁。”白露把铅笔盒往怀里一抱，说：“等我期中。”第二天中午，眠眠在沈园廊下把阿望拦了——阿望初三，课间十分钟，蹲在台阶上啃一块饼干。眠眠问：“你弟弟有一样东西不让我们看，你猜是什么。”阿望咬着饼干想了一会儿，把饼干渣从嘴角抹掉，说：“我猜是照片。”
那瓣橘子老太太自己捏在手里。她把橘子皮上那条长圈绕好，绕成一个圈，套在茶碗上；套完她把碗往边上推了推，说：“你去问的时候站着问，别坐下。”眠眠问为什么。老太太说：“坐下他就要讲道理；站着问，他只有答。”她停了一下又说，“他要是答上来了，你不要夸他；他不答，你也别催。你把橘子搁在他手边，搁完就走。”她把眼镜往鼻梁上推了推：“这个年纪的孩子，你越夸他越拧。”眠眠又问要不要先跟阿望通个气。老太太摆手：“不要。阿望知道了要抢着去说；阿望一说，这孩子三天不肯再讲一句话。”那瓣橘子老太太吃得很慢，一丝一丝掰开；吃完了她把手指上的橘子味在围裙上擦了擦，擦完说了一句：“今天话多。”
猜对了以后就好办多了。阿望没有去偷，也没有去问，他给白露出了个主意：把东西塞进文具袋最底下那一层，压在铁尺下面，尺子重，压得住；也别放在铅笔盒里，铅笔盒一翻身就开。阿望说这套法子是陆怀庸教他的——他爸这些年压过的合同比书还厚，压东西的法子全是从那儿学来的。白露听完照做了，第二天果然谁也没有再提。这件事反倒把白□□得更紧——他从前以为藏不住，如今他知道自己藏得住，可他一想到有人替他想好了怎么藏，心里那点别扭就更重了；他一整个星期都有点心神不宁，上课的时候手会往铅笔盒那边去，去完又收回来。
那一整个星期他都不对劲。第一天他把铅笔盒从书包里拿出来看了三回，看的是能不能翻过来；第二天他在课上把手往那边伸了两次，伸到一半收回来；第三天他换了位置，从书包最里层挪到夹层，又从夹层挪回来，挪完自己跟自己生了一会儿气。第五天他把那一样东西拿出来了半回，拿出来又放回去，放回去的时候手抖，抖得文具袋的拉链响了一声。第七天晚上他在屋里坐着，坐了很久，谁也没有叫他，他也没有叫人。这一星期里他有两回在饭桌上把碗推到桌子中间，推完又拉回来；老太太看在眼里，没有提，只让侯嫂给他那碗里添了一勺汤。白露自己算过一笔账：从那天起到期中还有四十六天。这个数他没有说给谁，也没有拿纸记下来，只在心里数了三遍，数完就不数了。
他是在第三天上开的口。那天江照抱着囡囡来沈园，囡囡两岁多，穿着小棉鞋在廊下追那只不肯进屋的猫，追了半个院子，最后蹲在一棵落尽叶子的槐树底下不动了；白露蹲下去把她抱起来，囡囡顺手在他后颈上抓了一把，他缩了一下脖子，囡囡就笑了。回屋的时候囡囡趴在他胳膊上睡着了，他把她交给江照，一句话没说。夜里他自己在东厢写了一会儿作业，写完把笔放下，喊了眠眠。他说的第一句是：“我上个月拍了一样东西。”第二句是：“我不是要给她东西。”眠眠坐在他对面，没有问他要什么，只问了一句：“你拍的是谁。”白露的耳朵一路红到脖子。他隔了很久才说：“她那天坐在门槛上剥一个白果，剥不开，急得脸都红了。”
江照接过来的时候换了手，把囡囡从左边挪到右边——她左手拎着包，挪完把包换到右手。白露站在旁边，两只手垂着，指头上有一道红印，是刚才被囡囡抓的。眠眠从屋里出来，把一条薄毯子搭在囡囡身上，搭的时候把毯子的边往里头折了半寸。回屋以后江照把她抱到东厢的炕上，囡囡睡得很沉，睡着以后一直往人身上贴，贴到白露那半边炕沿上，贴了半个钟头没有下来。江照坐在炕沿上看了两回，第二回才想起来自己还没有换鞋。白露一直站在炕边，两只手插在口袋里，一句话没有说；江照要他出去，他往门口挪了半步，挪完又停住了。江照走的时候留了两样东西：一样是半袋饼干，放在灶间的笸箩里；一样是囡囡的一只小棉鞋，放在门口的鞋架上。白露把鞋架看了两回。
他说囡囡那天叫了他一声哥哥。他说他答应得太快，答完囡囡反而哭了，哭得整个廊下都是声。他说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就站在那儿举着手，那只手举到半路又放下去了——他那时候手里还端着一碗水，怕洒了。“我不是喜欢她。”他说完这句自己急了一下，抬头去看眠眠的脸，“我就是……我想留一张。”眠眠没有笑他。她把手在桌沿上按了一下，说：“你想留一张，那就留着。”她没有问他要照片，也没有伸手去拿他那个铅笔盒，“只是往后你要是想给她看，你自己去给；你要是不敢给，妈也不催你。”白露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尖，隔了很久，问了一句听起来完全不相干的话：“妈，人长大了是不是就不爱说话了。”眠眠说：“不是。”她说，“是话说出口要担干系，不说就只自己知道。”她看着儿子，“你这件事不一样。你这件事你说了我高兴。”白露把铅笔盒往怀里抱了抱，抱了一会儿又放回桌上，没有再说话。
眠眠起身的时候把椅子往后推了半寸，推完没有立刻走。她去外头端了两杯水进来，一杯放在白露手边，一杯放在自己这一边；白露没有喝，她自己喝了半杯。喝完她把杯子放下，说了一句：“明儿你还上学，别迟了。”白露说好。她把台灯拧到最暗那一档，灯圈缩在桌角一小片；屋里只剩笔尖在本子上刮的声音，刮了七八下停了。她坐在那里等他上床，他上床以后她才把灯绳拉了。灯灭以前他又坐起来一次，坐起来不是要说话，是把铅笔盒挪到枕头边上，挪好以后才躺下，躺下两只手压在被子外面，压着没有动。她走到门口回了一次头，没有说话，把门带上了。门带上以后屋里只剩他一个人；他在黑里坐了大约五分钟，五分钟里没有开灯，也没有躺下。
他等她走以后，把铅笔盒搬到灯下。盒盖一按就开，他开着没有合；三样东西并排躺着，一支笔，一块橡皮，那一样压在最底下。他把橡皮拿起来又放下，放下的时候把盒里的东西碰歪了，他摆正，摆了两回。第二回他没有摆，手指头在盒沿上按着，按了很久。廊下的灯还亮着，光从窗纸上照进来一小块，正好落在砚台的角上。他把铅笔盒合上，合完又打开了一次；打开以后他把手伸进去，把那一样往中间挪了半寸。外头起风了，风把窗纸吹得响了一下，响完又静。他坐着听了一会儿，把灯绳拉了。黑暗里他把书包拉链拉开又拉上，拉了三回；每一回拉上以后都要用手在外头按一按，按的是那一块鼓起的地方。铅笔盒在枕头边上放了一夜，没有再打开过。
第二天清早，白露把那样东西放在眠眠手心里。外面裹着一块洗得发白的手绢，包得很紧，四个角都掖进去了。眠眠把那块手绢一层一层揭开——是一张两寸的照相纸，黑白的，油光纸，边上一道白边，是照相馆里最便宜的那种。照片上是囡囡，坐在沈园廊下的门槛上，两只脚在门槛上晃，鞋掉了一只，手里攥着半个剥开的白果，嘴张着，像正要说话。眠眠把照片看了很久，抬头看这个刚满十二岁的男孩。他站在门口，两只手插在口袋里，一只脚在门槛上蹭。他藏的东西，是妹妹的一张照片。
十一月中旬一个礼拜二上午九点，医院集团那间小会议室里坐了十一个人。长桌一头摆着九份材料，材料封面上贴着编号。江照站在靠门那一侧，手里一只保温杯和一支笔——她休产假两年多，这是她头一回独立主持一场评审。前台还坐着一位副职，是替她兜底来的，开场前压着声音问了她一句：“第三项的口径要不要我先说。”江照说：“不用。我自己说。”她说完坐下，把保温杯的盖拧紧，杯底在桌面上磕出一声轻响，屋里就静了。桌上摆着她自己带来的一张单子，七条，条条抄得工工整整，是这两个多月里她在家里那张小餐桌上写完的；单子最下头另起一行，写着三行提醒：三、第一项开场由主持人口径统一，不要各家自己开场；二、退回来的材料按原样退回，不改一个字；三、我今天说话会不客气。会前她把这张单子折好，压在保温杯底下。
九份材料的编号是前一天晚上封的，封完按送到的时间先后排：七点半到的一份排第一，八点到的一份排第二，剩下七份是同一天下午一齐送来的，封皮上贴的口水干得不一样。屋里坐着的十一个人，九份材料是一人一份，第十份是一份补充说明，是当天早上才送到的。开头那十几分钟没有人说话，各家低头翻材料，翻材料的声音把投影的风扇压住了。副职翻的是最后一份，翻完把纸扣上，扣得很平。她自己面前那份一直没有翻，翻开的是她自己带来的那一张单子，看了两遍，又对折一次压回手边。她到场比人齐，屋里的人到齐了她还没有开口；她坐在靠门那一侧，左手边是那只保温杯，右手边摊着她自己带来的那一张单子，单子上折过两道。
早上七点半，她把囡囡送到沈园。囡囡两岁多，背着一只小水壶，走了两步就回头，走了五六步又回头；最后是眠眠在门里把她接过去的。走的时候她没有哭，只说了一句“妈妈晚上回来”。江照在楼道里把这句话在心里放了一下，把大衣的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才下楼。电梯往下走的时候她把今天要说的话在嘴里过了一遍：七条口径，三条硬，两条软，两条留给以后。囡囡的那句“妈妈晚上回来”她过到第三遍就过不下去了——她发现自己把这一句排在了第七条口径的后面，就把它挪到了第一条。这一遍她过得很稳，稳得她自己都觉得有点陌生：两年多不上会，她的手没有生，话没有钝，钝的只是她以为自己钝了。
她到会议室是八点二十。门是虚掩的，里头已经有三个人在，桌上摆着一摞还没有开封的材料。她到的时候先没有坐，从东头那个位置起，一份一份揭封面，揭到第七份的时候有人进来了，她把封皮按原样压回去。九份她揭到九点差十分，看完了七份，剩下两份留到会上再看——留着的两份，是前一天晚上她在名单上圈过的。她把保温杯挪到桌角，把那支笔的笔尖朝上摆好。这一个钟头里她只说过两句话，一句是问投影的开关在哪儿，一句是问打印纸还有没有。屋里的人陆陆续续到，坐的位置是自己挑的；挑完位置有人低声商量了一句，排成两路。揭到第三份的时候她发现封皮上的编号贴歪了；她没有揭下来重贴，只在封皮边上用指甲划了一道记号，划完记住了是哪一份。
顾屿川那天上午有一个短会，八点半散；散完他回办公室，把前一天没有看完的三份文件看了两份，看不完的那一份留在桌角。他没有往一院去，也没有给她打电话。上午办公室进来一个人，问过一次基金那边的排期，问完就走了。会议室那边的情况，是十点多以后江照自己发了一条消息过来，只有一句：“完了，回来再说。”他看到的时候刚签完一份东西，他把笔帽拧上，那一句他看了两遍。他没有回，也没有把手机放下，就那么扣在桌面上。桌角那一叠东西他没有再动，一直到中午十二点也没有动。这一句她平常不发——她给他发过的最长的一条有六十几字，是去年冬天问一个基金的口径。看完时间他把手机合上，压在那一叠东西上头。
评审一条一条过。第一个项目十五分钟，第二个项目二十分钟。轮到第四个——中心报上来那个县域慢病随访与站点复核的项目，主抓的人就是眠眠。轮到眠眠讲，她讲了七分钟，讲的是这一年走了几个站点、接住了多少人、随访闭环怎么补上的，数字她不背屏幕，出来就落在纸上。讲完坐下，江照问的第一个问题是：“第三季度的失访率，报表上是十一个点，这个数是按人算的还是按人次算的。”眠眠说：“按人。”江照把笔尖在纸上点了一下：“这两个数差多少。”后排有人替眠眠接了一句，说基层人手紧，数据是底下几个站点用同一个模板报上来的，头一个季度还在磨合。江照抬眼看那个人：“人手紧我不管。我管的是这一页上写的，和底下做的是不是一回事。”屋里静下来，静得能听见投影的风扇。
前三个项目过得快。第一个是设备采购，十四分钟，来的是副院长，副院长把三处报价的差摆出来，讲了差在哪儿；第二个是信息系统，二十分钟，讲的是接口；第三家是院区改造，那一家材料上有一处数字前后不一致，念到一半被江照叫停，念的人停在那儿，江照让他翻到第几页，他翻了两回才翻对。三个项目加起来讲了五十几分钟，讲完她喝了一口水，杯子举到一半又放下——保温杯里的水已经凉了。第三家那个项目最后是过的，过了以后她让写手在意见上加了半句，加的是“数字以复核为准”，加完念了一遍，念完没有再改。每讲完一个项目，她都要在那张单子上点一个点，点完把笔尖在纸上顿一下；三个项目点完，单子上留下三个很小的墨点。
那两条问题她一条一条说清楚：第一条，数据口径不统一，从下个季度起所有站点统一模板，统一的算法落在附件第一页，随模板一起发下去，发到每个村医手里；第二条，有一处随访闭环断了，断了七个人，她要求把追回方案和期限写进整改意见，一句“不实”不许写。说完她把笔放下：“这两条不改，项目不撤。整改期限四个月，我陪你们走完。”眠眠说了两个字：“接受。”散会以后两个人在走廊上并排走了一段，眠眠先开口：“我以为你要卡我。”江照说：“我要是卡了你，你回去怎么带人。”她说完自己笑了一下，“你的站点我去年去过两个。那两个站的负责人我认得，手是实的。”眠眠说：“那你下个月还去不去。”江照说：“十一月中旬。等整改方案出来，我再去一趟。”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在往前走，声音压得很低，只够两个人听见，“这一趟我不要你陪。你要是陪我，那两个村医会先跟我说话。”
散会以后她没有立刻回科室，先在走廊尽头的窗子底下站了两分钟，站完把手里那两张纸对折，塞进大衣内袋。回科室她做的第一件事是把那七条抄了一份，抄在办公室挂历的背面，抄完贴在门后头；贴在门后头以后她退到门口看了一遍，看的是第三条——第三句她今天说了三遍，三遍都是同一句。第二件事是把四个月的期限填进台历，填在十一月那一页的背面，用铅笔填的，填完又用笔描了一遍。她做这两件事的时候胡晓棠进来过一次，进来看了一眼门后头那张纸，问了一句：“这是今天说的么。”她说：“是。”胡晓棠又问：“贴在这儿，是给所有人看的么。”她说：“给我自己看的。”那张挂历在门后头挂了一整天；到了下午下班的时候，上头那几行字已经有一半被人看过了。
那七个断掉的人，当天下午她就打了电话。一个在东边，两个在南边，最远的在西边。她打过去的时候没有说“失访”，说的是人：叫什么、住哪个村、谁的电话、记得住哪一家。第一个接通的时候对面先说了一句“早忘了”，她说：“忘了也成，我重新问一遍。”她把七个人的名字记在一张纸上，记完让胡晓棠把附件第一页那个统一模板先发给七个村医，发的时候附了一句话：“从下个季度起都用这个，别自己加列。”那句话她让胡晓棠念了两遍，念完才让发。发完她把那张纸对折，压在台历底下，跟那四个月的期限搁在同一页上。七个电话打完，天已经黑了。她把那张纸又取出来看了一遍，看的是名字后头那七个村子——最远的那一个，从县城过去要坐一趟半的车。
顾屿川在楼梯口等着，手里拎着她的包和一件外套——他上午推掉了两个会。走到停车场他才开口：“你没一句软话。”她说：“我一句软话都不该有。”他嗯了一声，把外套披到她肩上，替她把领子翻正：“你要是说了软话，我反而不放心。”车门打开，他伸手挡住门框上沿，让她先进去。她进去坐下，把座椅靠背往后调了一寸——这一寸是她这些年在副驾上留下的老习惯。仪表盘上那个数字停在四点四十几：他在车里看了半本书，书签还夹在第四十几页，那半本书他看了三个礼拜。囡囡在沈园给她留了半个剥开的白果，用一张餐巾纸包着，纸已经攥软了。
评审意见下午定稿。写手的小伙子在会议室里改，改完打印两页送到她桌上，请她过目。她从第一行改到第四行，把三条套话删了，把两处形容词收掉，收到只剩两页；改到最后一页末尾的时候，笔停了一下，笔尖在纸面上悬了足有五息。写手在门口等着，等了一会儿，问了一句：“江顾问，还有什么要补么。”她没有答，把笔重新落下，添了几个字，添完把笔搁回笔筒，把那两页纸对齐，敲齐了边，递回去。她那份意见的最后一行里，有一句“这个项目有温度”。
那两页意见定了以后打印了三份：一份存档，一份给那一家项目上的人，一份她自己收着。存档那一份搁在档案室的格子里，格子外面贴了一个标签，标签上是日期和项目名。第三份她放进自己那个牛皮纸文件夹，文件夹里前后有二十几页，最新的一页是今天这两页。写手那天走的时候问她：“那个有温度，要不要再改改。”她想了想说：“不用改。”他把门带上以后，她把这两页又从文件夹里抽出来看了一遍，看到最后一行才合上。合上以后她把文件夹放回抽屉，抽屉没有关严，留了一线，那一线她也没有再推。存档那一份是她自己抱去档案室的。档案室在门诊楼三层，电梯只到二层，剩下的半层要走上楼；她抱着那两页上到最后一层，喘了一口气。
十二月初，年礼时节。老太太把几个孩子叫到花厅，先把今年的规矩说了三句：年礼不许送办事的，不许许钱的，不许送出去了要不回来的。她一个一个问过去。问到阿望——初三这一阵子瘦了一圈——她说：“你自己攒的，别算我的。”问到白露——初一了，说话开始学着大人的口气——她把他那第三册账册在他手里按了一下，说：“这一册最后两页空着，你自己留着。”问到小满——高二了，这半年功课重，晚饭常常赶不上——老太太说：“你也不要买东西，你买的东西比你自己还难收拾。”问到顾屿川，老太太把老花镜推上去：“你的呢。”顾屿川说：“还没有。”老太太看了他一会儿，说：“空白的也算礼。”屋里几个人都笑了，只有顾屿川没有笑，他把手里的杯子放下，应了一声：“是。”
老太太问年礼是从阿望问起的。问之前她先看了他一眼，看的是他的手腕——袖子挽上去半寸，手腕上的骨节比去年显出来了。她问他今年攒了多少。阿望说攒了三百二，说完又补一句：“作业本卖的钱也在里头。”老太太说：“你自己攒的，别算我的。”她接着问白露，问的时候白露正把那本账册抱在怀里；她让白露把手伸出来，看了看手心，说：“这一册最后两页空着，你自己留着。”白露问她不看么。老太太说：“账本给谁看，是谁的事。”小满那一头她没有细问，只问了一句功课跟得上跟不上，小满说跟得上；她说跟得上就好，别像她哥哥那样嘴上说跟得上。这一句说完，屋里几个都笑了。老太太没有再往下追；她端着茶碗喝了一口，喝完把茶碗放回原来的位置。
年礼的账在老账本上另起了一页。那一页是老太太自己记的，记在年根那一栏，记的格式跟几十年前一样：谁的、什么、几件、收在哪儿。头一样记的是给侯嫂的一件棉坎肩，她把尺码记在后头；一样记的是给老相机的一个镜头擦；一样记的是给囡囡的那对银镯，早些日子已经收了。她记到最后一行那一行是空的，空了没有划，她把笔搁下，说：“这一行留着。”谢明薇在旁边问留给谁。老太太把老花镜摘下来，说：“空着的才算。”谢明薇还要再问，老太太把笔拿起来在那一行上点了两下，点了以后说：“记着。往后有人问起，你们就说是空的。”那一页的格子是她前一年划的，横竖一样宽。记的时候一格只填一样，填满了把笔在格线上点一下，再换下一格。
那天下午在书房。阿砚拆开那个牛皮纸信封，里头只有一页纸，抬头印着一行格式字：康桥医学研究基金·受托人变更登记表。表格三行——原受托人、现受托人、生效日期——三行后头全是空的，连下划线都是印好的，一条没有动。最下头一行“委托人签字”处，签着“顾屿川”三个字，是他自己签的，日期空着。阿砚把纸凑近台灯底下看那三个字——那是他自己签了三年的字，起笔重，收笔轻，日期栏他一个字也没有碰，整张纸上只有那一处有墨。他把纸看了两遍，抬头问：“这是什么。”顾屿川说：“三年前我接的那个受托，本来到期要退回集团。我压了两年，压到上个月。上个月院里定了新章程，这一栏必须填，而且要写一个人。”阿砚说：“那就填你。”顾屿川说：“填我，这份东西就归我一个人管了；填别人，我这三年的账就得交给别人看。”他说得很慢，说一句停一下，像在心里排过好几遍。
那三年的账顾屿川自己心里有数。三年前他接的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受托，条目是三块：一笔设备的款，一笔培训的款，一笔给两个村卫生室修缮的款。三块都在同一本账上，走的是同一条线；线头在集团那一头，他压得越久，往后动得越少。他压着不还，不是不认账，是账上有一笔卡在中间，那一笔的凭证是两份，两份上签字的人不一样。这些他一句也没有说，只把那张纸凑到台灯底下，把自己的名字又看了一遍。看完他把纸放平，用手掌把折角抹平，抹完又把纸推到桌子中间，推到离自己一尺远的地方。这三年的数目他自己不用翻也记得；记得最清的是中间那一笔，因为那一笔的日期他也记得——他签下名字的那一天，和今天隔着一千一百二十七天。
阿砚把那张纸放在桌面上，问：“你想填谁。”顾屿川没有直接答。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笔——他今天带了两支，一支别在胸兜上，一支拿在手里——把拿在手里那支搁在桌上，笔杆朝外摆好，说：“哥，你先听我说完这一年。”阿砚没有坐，靠在书桌边上，两只手撑着桌沿。两个人隔着一张桌子，纸上那张空表压在中间，谁也没有去动它。眠眠端着两杯茶进来，把一杯放在桌上，杯底没有磕响——她是听着动静挑时候进来的。她没有问，只在桌角那张椅子上坐下，把手里那杯茶往顾屿川那边推了推。阿砚说：“你要是想让我接，你现在就说。”顾屿川说：“我今天什么都不说。”阿砚伸手去拿那张纸，说：“那我把它退了。”顾屿川说：“退不了。签字的是我，退了它就作废。”他把桌上那支笔往阿砚那边推了半寸，又自己收了回来：“我不填，别人也别想填。这三栏空着，它就只是一张纸；哪一天哪一栏填上了，谁就来接。”他说到“谁”那一个字上，停住了，把后半句咽了回去。眠眠听得清楚——他把“这一栏将来是谁的”这半句生生吞了。
阿砚靠在桌边上，两只手撑着桌沿，站了足有半分钟。屋里那台钟是摆钟，摆一下有半息的声音，三个人都没有说话，钟摆了十二下。眠眠坐在桌角那把椅子上，两只手扶着杯子，没有喝。阿砚先问的不是填谁：“那三栏空着，空多久。”顾屿川说：“空到有人肯接。”阿砚又问：“你要多久。”顾屿川说：“我说了我今天什么都不说。”阿砚把手从桌沿上收回来，收回来以后在裤子上按了一下，按完他没有再问第二遍。他站直了以后看了眠眠一眼；眠眠把茶杯往顾屿川那边又推了半寸。他问完那两句话就没有再说话。他走到窗边看了一眼外头，雪比刚才大了些，落在院子里的声音也换了；看了一会儿他回过身来，把椅子拉到桌边坐下。
眠眠把茶碗端起来又放下：“屿川，你这是把他往火上推。”顾屿川说：“我不是推他，我是留一格。”她看了他一会儿，忽然笑了一下，又看阿砚：“我听明白了。你那年写辞呈写了三稿，头两稿自己撕了；这一回你不写了，你改成先签一个字，空着。”顾屿川低头喝茶，没有否认。阿砚一直没有说话。过了很久，眠眠把这件事跟老太太说了。老太太正在花厅里把今年的几样年礼往一起归拢，听完把老花镜摘下来放在膝上，问了半句：“他签了字没有。”眠眠说签了。老太太把眼镜重新戴上：“签了字不填，比不签字强十倍。”她停了一下，又说，“不签字的纸是废纸；签了字不填的纸，是他替谁留的一扇门。”她让侯嫂把今年剩下的几样年礼收拢，一边收一边念叨：给侯嫂的是一件棉坎肩，给老相机的是一个镜头擦，给囡囡那对银镯已经收了。念到“屿川的那一份”，她停了停，问眠眠：“你说他留的是一扇门。”眠眠说：“是。”老太太把老花镜往上推了推：“那这扇门他自己一年也不开一回。”
夜里十点多，书房里只剩两个人。那张空表还在桌上，谁也没有再碰过它。窗外的雪粒子打在玻璃上，簌簌地响。阿砚伸手把它推过去，推到他面前那一侧，推得很慢，像是要看他会不会躲。顾屿川没有接，反手把那张纸抽了回来，对折两次，沿着那道折痕压了压，展开看了一遍确认没有起皱，重新折好，掀开大衣内袋放了进去，用手在胸口上按了按——那一下按得比平常重，像是要让纸在里头贴住。他抬头，看着对面这个人，说了这一年他最要紧的一句：“哥，这张纸我留着，谁也别想让我填。”
散场以前眠眠进来过一次，端走了那两杯茶。茶已经凉透，她端出去的时候杯底没有磕响——她端东西端得稳，这是沈园里的人从小看她端出来的。他把大衣的扣子扣上，扣到最上面一颗；她站在门边等了一会儿，问他今晚回去还是住这边。他说回去，她把门边的灯替他拧亮了一档。走到院里的那二百步路，雪粒子斜着落在他肩上，落到哪儿就在哪儿化成一小块湿。他没有戴帽子，走到院门口站了一息，把手伸进大衣内袋，隔着布按了按那张折好的纸，按完才推门。门轴响了一声，屋里炉子还没有灭，炉子上头坐着一只水壶。顾屿川是后一个走的。他走到院门口的时候肩上已经落了一层白；他把大衣的领子竖起来，竖完往东头那条路走，走得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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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5章 一院的新走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