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晓棠交任那天是六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五。上午九点，中心的小会议室里坐了十几个人，桌上摊着三本台账和一摞名册，纸边对纸边，边对得极齐。她站在桌子一头，把交接的东西一件一件往下念：一共四十七项，哪一项在第几本上、哪一本的第几页，念一项，交一项；接她的是科里跟着她六年的一个女医生，姓什么不必提，人很实在，念一项记一项，记不清的当场问。念到第三十一项的时候，那位女医生抬起头问了一句：“胡老师，这本第三册的第九十七页，您划了一道又写了一行，是不是写错了。”胡晓棠说：“是写错了。错在哪儿我记在旁边了，你念一遍。”那人念了：“错在这一栏我按两个数报了一遍。”胡晓棠点头：“我当年涂了改过来了。你别涂，划一道，写上错在哪儿——往后有人接手，看得见我在哪儿想岔过。”

这一条她这十年里说过好几回。头一回说的时候是给一个刚来的护士听，那姑娘不懂为什么要留错在纸上；十年后的今天，说的时候她面前站的是接她的人，她把话说得更慢一些，慢到对方能一字不落听完。她没有讲道理，她只补了一句：“错在纸上不丢人，糊在纸上才丢人。”屋里静了一下，有人低头去看自己本子上记的那几行字。

中间歇过一次。念到第二十几项的时候，接她班的那位女医生抬起头来，把笔搁下，甩了甩手腕，甩了两下就停了——她甩的时候手腕往下沉，卸不上劲。胡晓棠看了一眼她甩手的方向，说你甩错了，腕子不是这么甩的，往外甩一下再往回收，收到位上就不动了；她说这话的时候没有走过去，只是坐在桌子那头比了一下，比完接着念。那位女医生照着做了一回，做完果然松快些，就没再提手酸的事。胡晓棠没有夸她，只把名册上那一项的页码又念了一遍，念得比上一遍慢；她说记账是有规矩的，交接的时候不用，可今天用得上——上一项的最后一笔没有收住，就不要念下一项。那位女医生照着办了一回，往后每一项中间都停了半秒。屋里十几个人都听得出这个变化；有人小声跟旁边的人说了一句，说她这是把十年的话都倒出来了，一倒就是一天。

念到第四十几项是一摞借条。借条是牛皮纸裁的，一条一条，日期记在右上角，还的人的名字记在左下角，十年来积了两百多条，捆在一起，麻绳绕了三道。绳子绕得松了要掉，绕得紧了纸边压出印子；这一捆她试过四种绕法，最后定下的是斜着绕，斜着绕受得匀。胡晓棠把这一条讲完，那位女医生问了一句：那要是有人借出去不还呢。她说借条上有名有姓，姓名那一栏她当年是当面问的，问过才记；不还的不叫赖账，叫忘了，忘的人隔上几年自己会送回来。她说完又添了半句：真到了翻脸那天，你手里有那张条子就够了，不必跟他吵。那位女医生把这一条记完，记完抬头问她：那一摞里有没有人借了十年没还的。她说有，一张。她伸手把那一捆解开，翻到中间抽出一张，摊开，纸上三个名字叠着，最上头一个已经磨淡了。她把那张推过去，说这个不销。

那位女医生记完这一条，把笔在纸上顿了一下，问了一句自己憋了半天的话：胡老师，您这些年划掉的错，一共有多少处。胡晓棠说不清。她说这本册子做了四个月，划的地方她自己没有数，也不用数；数了就成了另一件事——数给人看的东西跟自己用的东西不是一样东西。她说着把册子往跟前拉了半寸，翻开第一页指给她看：你看这一页，一行也没有划。第二页有，第一页没有。这就够了。那位女医生看着那两页看了很久，把册子还回去，还回去的时候用两只手托着底，纸角一点也没有折——她刚才没有托着，是这一会儿学的。胡晓棠看见了，没有点破，只把册子往自己这边收了收，收的时候手在封皮上按了一下。

问完这一句屋里静了一下。坐在最靠门的那位是在中心上了两年班的，见胡晓棠这么挑刺还是头一回，见完他低头去看自己本子上记的那几行字，看完把本子往怀里收了收。收完他开口问了一句，问的是名册上的名字：有些名字后头注着一个小小的叉，那个叉是什么意思。胡晓棠说那是人不在这一处了——调走的，退休的，家里出了事不做的，三种都用这个叉，只是叉旁边注的字不一样。她说她注的时候不写离，她写到哪儿去了；离是断，到哪儿去了是留着一条道。她说这一条也是这一回才讲给听的，往年只讲给接手的一个人讲，讲完就算了。问的人听完没有再追，低头在本子上把这一条抄了下来。

三本台账摆开以后，她先做的是对页码。第一本对第一本，第二本对第二本，第三本自己跟自己对——第三本是那些借条和收据的存根，页码是乱的，乱的那些她十年没有动过，动一次要连着改后头几十处。她把第三本翻开，摊在桌上，用手指压住一页的边往下走，走一页报一个数，报完等人跟上。对到第九页她停了，说这一页跟第二页是一件事，她当年分了两处记，因为中间隔了一年；说完她把两页之间夹的那张纸条抽出来，摊平了给她看，看完又夹回去，夹回原来那一处。对完三本她把台账合上，合的时候三本的边要齐，她拿手掌在桌沿上顿了两下，顿完边就齐了。第三本她单独往边上推了半寸，说这一本往后不外借，要看就在屋里看。

名册那一摞是另一样东西。它比台账薄得多，封皮是硬纸的，四个角磨圆了。名册上记的是人名，一页一行，一个名字后头跟着一个年份；台账上记的是数目，一行三栏。十年里两样对不上的时候有过六回，回回都是名册上有人、台账上没有——人来了，图没有添，数目自然也没有。她把那六回一一说了，说完补一句：这六回我都没有往台账上补，补了就等于让后来的账替前头的认。她说着把名册最上头那一张抽出来，抽的时候纸边在桌上刮了一下；那一张上有两个名字，两个名字后头的年份是一样的，年份那一栏旁边有一个小叉。她把那张纸递过去，让接班的那位自己看，看完接回去，接回去仍旧插在最上头。屋里有人问，这六个人往后还来不来。她说这个我不能替人答，要问本人，问的时候得问两遍——第一遍他们总是说不来了。

她接着讲台账的借法。台账不比别的，别的锁进柜子就完了，台账锁死了，册子里那四十七项就成了空话。她的规矩分三层：科里的人可以借，借的时候当面说清要看哪一项，看完当面还；外头的人要借，得有她这一句口头应允，应允了她在旁边看着翻，看完当着她的面合上；十年以后不借。这一层讲完，她看了一眼屋里，问了一句有没有人今天就要借。她说没有；她说问这一句，是要屋里这十几个人往后都是见证。讲完她把台账的封皮用袖子擦了一下，擦掉的是浮灰；擦完三本台账的封皮颜色一样深了，谁也看不出哪一本她翻得多。

接班的那位自己带来的东西只有一个本子。本子是新的，封面还包着塑料皮；从坐下到现在，本子上已经记了七页，页页下头都空出半寸留作回头补。她记的方式是听一句记一句，不写整句，只写词——记整句会慢，跟不上；只写词，回头看词能把话想起来。胡晓棠听见这一条，问一句：那你回头看不看得懂。她说看得懂，看不懂的地方她自己画一个圈。那个圈往后你会画得越来越多，圈多不是坏事，是你听见的东西多一倍。她把那本子往自己这边看了一眼，看的是那七页下头空出的半寸；那半寸她自己也留，从前也留，只是留的是另一样东西。

她这本交接册做了整整四个月。四个月里她把十年的东西从三个柜子里搬出来，一张一张理，理完再按年排，纸边磨损的用牛皮纸托一道，最早那十几张脆得不能翻的，是十年前一位拄拐的老先生拿透明胶在背面托过的，如今胶也黄了，她没有揭，只是把那一叠挪到最上头，翻页的地方压了一张薄纸条。册子没有题字，也没有落款——她不肯署自己的名，也不让别人代署；只在封皮靠下的位置用铅笔写了一个极小的“十”字，谁也看不出是什么意思。她自己知道那是十年的意思。

四个月里她挪过两次地方。第一次是把三只柜子并到一处，因为桌子不够长；第二次是从东头那间腾出来，因为来的人一多，说话就不方便。她挑地方有三条：一是靠门，二是挨着窗，三是窗下不能压管线。这三条里她最看重第一条——靠门的意思是，谁来了不用打照面就能进来，进来的人心里就松快些。腾地方那半个月她把靠门那一面重新糊了一遍墙，糊完等了两天，等墙干透了才搬桌子。搬桌子是她自己搬的，桌子是两张旧办公桌并起来的，她一个人挪不动，挪到一半停住，扶着桌沿喘了一会儿，把袖子放下来又挽上去，第二回才挪动。挪完她在新位置坐了半个钟头，坐着看门，看谁进来，看进来的人要不要停顿一下。

册子里有几样东西是她特意留下的，不在四十七项里。一样是十年前第一个站点挂牌那天的合影，黑白的，一共九个人，照片裁得只剩上半身，最下头两个人的膝盖没有了；一样是一张空的转诊单，正面空着，背面也空着，四个角都空着——她说这张单子留着是留给人填的，哪一天这上头该有字了，就是这个项目接上了路的凭据。还有一样是一只小铁盒，盒里是十年来没有送出去的明信片，一共七张，写了没有寄。问的人说寄不出吗。她说寄得出，是她不寄——收的人有的已经不在这一行上，寄过去要回信，回信就得写。问的人没有再问下去。那位女医生把那七张明信片一张一张看过，看完把铁盒合上，合上以后用两只手捧着递回去。

铁盒搁回格子里以后，她把那一格的四角各推了一下，推完把柜门留了一条缝，没有关严；留缝是因为柜门一关严，那一格里的东西从外头就看不见了。她后来交代过一句，是对着那位接班的说的：这册子交给你，不是交给你管着，是交给你接着往下写；写坏了不要紧，往后照旧写就是。屋里有人问：那要是接的人不想写呢。她说那就不写，写不写是人自己的事，谁也不能按着谁的头写；只是这本册子往后要是断了，就再没有人知道哪一年是哪一年了。她说完自己停了一下，说这一句不是交代，是她多嘴。那位女医生把这一句抄在本子上没有抄，抄完拿铅笔在旁边点了一个点；后来胡晓棠看见了，问她点什么，那位说：记您这一句就够了，别的都在册子里。

册子交出去那天她自己也数了一遍页数，一页一页数，数完又从后头数回来。数目没有错，数完她一只手压住封面往下一按，按到底那一声她听得很清。屋里人问她交接要不要写一张单子，她说不用，单子上写的是东西搬动，册子不是东西。她又说交接只有一句交代：往后谁接了手，就在末一页上记一笔日子，一笔就够，别的照实记。那位女医生问：那四十七项往后能不能改。她说能改，改了要在后头添一句：哪一项是从哪一年起改的；不添这一句，往后翻的人只看得见改过的，看不见改过的以前是什么。那位女医生又问：记在哪一日。她说就记今天。那位女医生把笔捏在手里没有动，等她说完才落笔；落笔的时候她写得很慢，写完把本子转过来给她看。她看了，点头，没有再改。

册子的第一页是一张表：头一行是年份，最下一行是今年，逐年往下排；每一年只占一行，行里三栏。头一栏是站点数，第二栏是那一年的复查人次，第三栏空着，栏头两个字：待记。她在这张表的前头还附了半页纸，纸上是三行字：这三栏怎么填、哪一年哪里空着、哪一栏是她自己估的而非从表上抄的——她把估的那几处用铅笔在边上点了一个小点，一共七个点，七年之后轮过的每一处都点过。她把这半页纸压在第一页上，压得平平整整，不偏不倚。

那张表她前后核过三遍。第一遍核的是年份有没有跳；第二遍核的是数字对不对；第三遍核的不是数字，是每一年那三个铅笔点。头一年是空的，没有点，因为头一年是她一个人做的；第二年有点，因为第二年有人接了；第三年到第七年七处，第八年以后就没有点了——不是不点，是点不出来了，人一年比一年多，谁也没有工夫回头去看哪一年是她自己估的。她说到这里停了停，说往后这一栏你们自己估，估了就点，点了就别擦。擦掉的那一年，往后就有人替你们猜了。那位女医生问那一个点是一处还是一行。她说一处，一处一年。屋里有人在自己的本子上也跟着画了一个点，画完抬头看了她一眼。

问这句话的是坐在靠门那位。他说这个表要是交上去，上头看见七个点，会不会问这七个点是什么意思。胡晓棠说会问。她说她要的就是有人问；没有人问，说明这一栏她还没有用上，有人问，说明往后有人接着问。她说这张表交到基金手里，基金不看数，基金看的是哪一年她没有把握——一个十年里肯把自己的没把握划出来的账，才经得起别人再往下接十年。她说完把表翻回第一页，用手掌把纸面压了压，压完才把手拿开。那位女医生在会后把七个点抄在自己的本子上，抄完在点旁边各画了一个小小的记号，抄完把那一页折了角。

第二栏她讲得比第一栏久。第二栏那个数字她十年里改过口径，改过三回：头三年她把一年里来过一次就算一次；第二年起她要求来过两次才算一次，因为只来一回的多半是顺路，量不量得准两说；第五年起她又改回来，改成一年里来一次、但三样量齐了才算。改口径的三回都在页边注了从哪一年起改。屋里有人问：那前头那些年的数字岂不是不能跟后头比。她说是不能比，比出来的东西不作数；一本账最怕拿两种尺子量同一堆东西，量出来的好看，量的人自己先信了。她说完另起一行记下这一条，行末点了一个点，点完把笔搁下，搁得很轻。

这一段是在散会前做的。她把那张表从册子里取出来，取的时候两指捏着纸的上角，捏的是角不是边——边捏久了会发软。她没有直接递过去，先放平在桌面上，用手指从上头抹了一遍，抹完才往对面推，推出一臂，推完手还留在纸上没收回来。接班的那位接的时候也先按住不动，等她的手收回去了才拿起来；拿起来先看背面，背面是空的，翻回正面又看了一遍那一栏。看完她问了一句：这张表是抄的还是原件。胡晓棠说原件；这一栏是她自己数出来的，数了两遍不一样，取的是少的那一遍。

中午她在中心门口站了一会儿，看了一眼康复区东头那面便条墙。十年里换过一次板子，纸换了一百多张，最早那几张已经脆了；左上角那一块是空的——那是十年前一个叫苗条的姑娘蹲下来贴了一张纸条的地方，她当时说这一块从今天起空着，谁也不许往上贴东西。那一块到今天还是空的，只多了一样东西：一小段细麻绳，钉在板子上，绳头剪得齐，是苗条后来自己来挂的，说是怕人忘了这是留给谁的位置。胡晓棠伸手把板子下沿的一道灰擦掉，擦完把手在裤子上抹了抹，走了。

便条墙下头那一格是空的，她知道今天有风。十年里换过一次板子，第一块是用过的课表切下来的，第二块是刷了漆的松木板；换板子那天她站在底下看了半个钟头，看的是新板子的边——边不齐的一律刨，刨到手摸上去不扎人才算数。那一小段细麻绳是苗条后来挂的，钉子是三寸的，钉进板子的时候苗条自己锤子拿不稳，胡晓棠替她扶了半边，扶完又替她把绳头掐齐。钉子钉得偏，往左偏了一分。十年没有人动过。她今天站在这一格前头又数了一遍绳头，绳头还是齐的，剪口那三个毛头没有再往外散。她数完把手背在身后，站了一会儿才走。走的时候是绕着那一格走的，绕得很小心，鞋尖没有碰到墙根下的土。

中午她在门口站的那十几分钟里，来过三拨人。第一拨是两个从县里来赶车的村医，进门先问厕所在哪儿，问完又问今天能不能拿一份名册；第二拨是她带过的第一个学生，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站在门边跟她说了半句话，说到一半改了口，说老师我下月就不干了，那一半他没有说完；第三拨是一个老太太，拎着一篮鸡蛋，进门就往便条墙那儿去，走到那一格空的地方站住，站了一会儿，把篮子放下，什么也没有说，转身走了。胡晓棠看着那篮鸡蛋站住，没有追出去。站了大约半分钟她才转身，进门去接一个电话。那两个村医要的名册她没有给，让他们下午来找接她班的那个人。

那一格的四周不是空的。她数过：左边从上往下贴过七张，右边贴过五张，中间那一格自己空着。十年里她自己揭过三回。揭的时候先把纸角捏住往下撕，撕得慢，怕把底下别人的纸带下来；揭完把那一团纸攥在手里，出了门才扔。第三回揭完她没有立刻走，把新露出来的那块板子用袖子擦了一遍；擦完她发现露出来的那一块比别处浅，浅是因为从来没有贴过。她把手掌在那块浅的地方按了一下，按完在围裙上抹了抹。旁边有人问她这地方为什么空着。她说空着就是空着，哪一天该有人贴了，谁自己会来贴。

那篮鸡蛋后来在门房外头的条凳上搁了半天。她没有让人送回去，也没有让人分。中午她去看过一回，看的是那篮子里有多少——三十来个，壳上还沾着泥，泥是干的，说明这一篮在来之前在外头放过一阵。她蹲下去把最上头那几个拿起来看了看，放回去的时候转了个向，尖头朝里。下午三点多那一篮还在。收场的时候县里来人问这一篮怎么办，她说留下一篮在这儿，明天早上让门房的人分给来的人。说完她从便条墙那一摞里抽了一张纸盖在篮子上——抽的是最下头最厚的那一张，最上头那几张她一张也不动。

她回办公室把最后两样东西收进柜子：一只掉了漆的搪瓷杯，一支写不出水的笔，一叠贴了十几年的便签。收完她把柜门关上，钥匙在手里掂了掂，插回门后的挂钩上——这把钥匙她不带回家，跟了她十几年的东西里头，只有钥匙留在屋里，是她的老规矩：人走，东西留；东西留着，下一个接手的人才有地方问。收拾完她坐了一会儿，把面前那张桌子擦了一遍，擦到桌角那一圈落灰的地方也擦了一遍，然后起身，把椅子推进桌沿，推得很正。

她收完那两样东西，又把柜子最下头那一格拉出来看了一眼。里头是一沓旧台历，台历是中心统一发的，一年一本，她没有用过，只在每一本的九月那一页折过一个角——折角是因为那页上印着一行她要记的事。她把这一沓抽出来，抽出那十几本，数了一遍：十五本。第十五本是明年的，前头十四本缺一本，缺的是她刚来的那一年，那一本她没有留，问过一句为什么留，没有人说得出。她把十五本摞齐，放回原处，把格子的挡板推上，推到底以后用指甲在挡板的下沿刮了一下，把上头的一颗木刺刮掉。刮完她把柜门合上，没有锁；锁是留给下一个的人的，钥匙现在还挂在她手里。

那只搪瓷杯她用了十几年，掉了漆的地方在杯沿外侧一圈，掉了以后露出来的铁是暗的，摸上去不扎手。杯身上原来印着一行字，是这只杯子哪一年发的。她收它的时候没有洗，也没有倒过来抖——倒过来抖会掉渣，掉出来的渣落在柜子里就找不着了。她拿了一块布，蘸的是旁边那只盒子里剩的半瓶，在杯身外头擦了一圈，擦完把杯子倒扣在柜板上，扣了半刻钟。扣完她拿起来看了一眼：杯底那一圈黑垢没有下去，下去的是杯身中段那一道亮。她把杯子放回原处，杯口朝里；杯口朝外，她怕下一个接手的人手一滑。

下午三点多，眠眠的办公室门是关着的，她还在城西的另一头跟人核名单。胡晓棠抱着那本册子进去，把册子放在桌当中，退开一步，看了看四边齐不齐，又把右边那本摞着的材料往里挪了半寸——她改不了别人的桌子，就把自己的册子摆端正。桌上原来压着一张便条，她没有挪开那一张，册子就放在便条旁边，中间隔着一指宽。她没有坐下，没有等，也没有留话。屋里只有空调的声音和她走出去时门合上的那一下。

她从办公室出来的时候是三点零几分，走廊上没有人，灯是感应的，她一过就亮，一过就灭，亮到第三回的时候她停下来，站在那一段不动，等灯亮着看完墙上那张排班表。排班表是她三年前让人做的，一年一张，四张并排贴在墙上，纸边已经卷了。她把四张从上到下数了一遍，数到第四张的时候伸手把上头那张的角按平，按完接着数。看完她把手挡在灯跟前看了一下，看那灯是不是照得到表；照得到，她才走。走的时候她脚底下没有声音，走廊的地面是那种旧水磨石，拖过一遍以后很滑，她走得比平常慢。走到楼梯口她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走廊那头，那间办公室的门仍旧关着，关得跟三点零几分的时候一样。

楼梯是往下一层的旋梯，扶手上的漆掉得只剩两头。她走的时候左手搭在扶手上，搭的那一段正好是没有漆的那一头，摸着不硌手。走到中间那半层平台上有一个窗，玻璃上贴着一条横着的白纸条，纸条底下那一段比别处干净。她在那道干净的前面站了一下，站的高度比她高出半头，说明贴纸条的人比她高。拐角那个平台上堆着两只纸箱，箱口敞着，箱里是这一层搬走以后留下的旧刊物，谁也没有封。她伸手把最上头那一本的边按了一下。出门洞的时候风比楼上大，她把袖口往下压了一寸。

那天傍晚眠眠回来看见桌上那本册子，先看见的是那一指宽的空，然后才看见册子。她翻开第一页：年份，三栏，最后一行是今年；再看那半页纸上的三行字和七个铅笔点。她把册子合上，坐在那儿没有说话。阿砚是八点多进的书房，看见她对着桌子坐着，问了一句：“谁放的。”她说：“胡晓棠。”他走到桌边，没有翻那本册子，只看了看那一指宽的空，说：“她卸任了？”眠眠说：“卸了。”他说：“十年零几个月，就这么一本册子。”眠眠把手放在封皮上那一小块铅笔写的“十”上：“她把册子放在我桌上，没有告别。”

她那天在城里那头散会散得早，回园子绕了一段，从园子后门进去的。后门那条路铺的是碎石，鞋底踩上去有声音，她自己听不见。进花厅先去看的还是那个位子——碗筷摆着，菜没有动，糟豆上那层油凝住了；她伸手在碗沿上碰了一下，凉的。她把手收回来，在裤子上抹了抹，然后去东厢。小满还没有下班，白露在门口站着，看见她进来，让开半步。她问今天怎么样。他说没什么事，就是手酸。她把包放在门边的架子上，包放的时候把手掌在包面上压了一下，压平了才松手。东厢那张桌上没有动过的笔还在原处，笔尖朝着门，跟早上一样。

那天晚上一家人吃饭，饭桌上没有人提那本册子。白露问的是别的事：问东厢那张纸第三行为什么还空着。眠眠说那是她自己的事，谁也不许替她填。白露又问，那么填了会怎么样。她说填了也只是一张纸。吃完饭她把碗收了，收碗的时候把碗沿在围裙上擦了一圈，擦完摞起来，摞完数了一遍——六只。她数完自己愣了一下：碗是六只，席是六桌，可今天吃饭的只有五个人。她没有跟任何人说，把那六只碗摞好，摞在灶房外头的石阶上，跟过年那回一样。白露要帮她往里收，她说你先回去。第二天清早她把那六只碗收进碗柜，收完在碗柜前站了一下，把六只按大小排了一遍。

后门进来先是一条甬道，甬道两侧的花圃这阵子没人管，畦里的菜长得过了垄。走过第三畦的时候她踩倒了一株，绕了一下，绕完回头把那株扶起来，用脚尖把土拢回根上。她走得不快，为的是让鞋底把碎石压实；压实了再走一遍就不响。走到花厅门口她停了半步，听了一听里头——里头没有人说话。她这才把门掀开，掀的时候门轴响了一声，响完她回头看了一眼那道门缝，像是在记它的宽窄。里头那一排椅子上没有人坐着，椅子还保持着她早上摆完的样子。

那天吃饭摆的是五个人。眠眠坐的位置她没有换，还是老地方，靠东；老地方斜对着门，斜着坐看得见门口。摆碗之前她先把最上首那一格擦了一遍——最上首是空的，空了十年，她还是擦。擦完把碗摆好，摆完从桌子另一头往下分菜，分到第三样的时候停了一下，把第三样往东边挪了半寸，挪完接着分。分完她自己没有先坐，站在桌边等，等人都动了筷子她才坐。她吃得比平常少，剩下小半碗，那小半碗她推到桌子中间靠边的地方，推完没有再看它一眼。

青禾的十年是从第一个站点挂牌那天算起的，不是从园子落成那天——园子早三个月，那一回的十周年在城西办过，来的都是城里人，人在楼里坐着，茶是纸杯的，名字在册子上念一遍就算庆过了。今年这一回挪到了县里办，挪到石门县那座桥北边的一片空场上：黄土跑道，一圈半，水泥乒乓球台两张，旗杆上红旗是新的，绳子上还挂着塑料扣。地方是县里借的，借的时候只说了一句“孩子要跑的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来的人自己带纸杯，县医院食堂帮着烧了两锅水。

第一个站点在离县城十一里的一个镇上。挂牌那天她记的是日子，不记年份：三月里的一天，天阴，风从西边来，牌子是新刷的木头，漆味三天没有散。她说她十年里只去过那一回站点的门脸，就是挂牌那天；后来十年，一次也没有再去过。她说她不是不想去，是她一去，站上的人就得陪她坐上一下午，陪她坐一下午，那一天的话就记不全了。她说这一条是她自己给自己定的十年，头一条就定错了，改不了。她说完把那一页翻过去，没有往下翻。旁边站着的一个县的人问那第一年有几个人。她说三个：一个是村医，一个是接生的，一个是帮忙记名字的。

这一条是她跟阿砚说的。阿砚问起过一次，问的是十年庆要不要在木牌上记一个日子。她说日子记在那块板上，那块板今天是临时支起来的，明年还许是临时的，记上去明年谁也找不着。记的日子她另有地方收着。说完她用手指了指自己胸口那个位置，说在这儿。阿砚没有再问。他后来跟人提起过这一句，说她这个人记东西不靠纸，靠的是别的地方；他要问她记在哪儿，她就伸手把桌上那张纸翻过去。翻过去以后手没有立刻收回来，压在纸上停了两秒，才拿开。那天她没有再提这件事，从头到尾一共只说过这几句。

那个镇她没有再去，牌子的事她是从别人嘴里听的。听的是一个村医，三十七个名字里的一个，去年退到镇上去了；她见他是在县里的会上，散会以后他提了一句：牌子底下那根桩子朽了，牌子歪着，挂在旁边的仓门上。歪着没掉，是因为上头那两颗钉子还是好的，钉子是她当年自己打的。她只记两件：牌子在，人在。人要是不在了，牌子歪不歪跟她就没有关系了。那位村医说今年他们凑了钱要重新打一根桩子，打好了往哪儿立还得问县里。她说那就照县里说的办。说完她翻了一下手里的册子。

下午散场以后阿砚问了她另一句。他问的是：那七个县的人走了以后，你往后还去不去。去不去是他们的本事，她管不着；她能管的只有一件，就是明年那张表谁来填。她说完停了一下，又说：还有一件我也管不了，就是哪一个县明年掉队。掉队了头一个月没有人看得出来，第二年名册就薄一页。那怎么办。她说那就薄着，薄了就照薄的说，别拿别的县的数来补。他说这话像是在说账。她说是，就是账。他没有再问，低头把她面前那张纸的折角按平。

七个县的负责人到齐是九点半，来了七个，带了十几个随行的。横幅这件事是有人在车上商量的：有人说十周年总该有个记号，一条红布，几个字，往场子那头一挂，三年不换；这话传到眠眠耳朵里，她正在接一个从柳溪赶来的电话，挂了以后说：“谁带的谁举，我不看。”于是那卷红布到底还是拿来了，垫在长条桌的三只桌脚下，桌脚不平，红布一塞，登时就平了。七个县自己带来的东西摆了一长条：东岭县一篮鸡蛋，壳上还沾着泥；柳溪县一箱苹果，装在别人淘汰下来的纸箱里；石门县一坛醋，坛口封的纸是黄历纸，撕了一半；还有一捆干菜、一罐蜂蜜、一篮蒜、一袋米。米是那个袖口磨白的中年人带来的，他今年五十出头，说话慢，带来的米只有半袋，拎到长条桌上的时候喘了一口气，才说出他那一句：“桥修好了，通车就在这个月。”这一句是那天最响的一句，响到隔着两排桌子都听见了。

名册是七本，一县一本，厚薄差得很远。厚的那一本封皮翻毛了，薄的那一本还硬挺。七个负责人坐定以后先做的一件事，是把各自带来的那一摞纸摊在桌上——有的是打印的名册，有的是手抄的，字大小不一，有几本还是用铅笔抄的。抄铅笔的那一本他们自己解释了一句，说复印的地方离得远，来回一趟车费比印的贵。桌上没有人笑，有人把那本铅笔的往自己跟前挪了挪，挪到能看清字的地方。挪过去以后他把那一本立起来，翻了翻前头几页，翻完放平，说这一本我带回去抄一份，抄一份我的。眠眠在旁边补了一句：抄完两份再抄一份，三份里总有一份是对的。

中间有一个县的人问了一句今年还发不发本子。发不发是年前就定了的：七个县，各印一本，印数照去年的名册再加一成，加的一成给新增的站点。定是定了，可加了以后印出来还是往县里一送，各自散开，谁也不知道谁印了多少、发了多少。这一条是眠眠当场应下的：往后每年印完，各县报一个数，报的是发出去了多少本、收回来多少本。她说完又添了一句——报数不要报好看的，要报实数；实数难看的时候，那才是真话。那人问谁来收这个数。她说不用收，各自记着，明年头一天摆到桌上就行，不必单往上报。说完她把这件事挪到明年的第一件里，挪的时候在本子上写了一行，写完在那一行前头点了一个点。

那本铅笔的后来有人问了一句，问的是为什么不用笔写要抄。他母亲识字不多，名册上要是一个字写错了，县里核的时候对不上，整本就要退回来重抄。这一本他抄了四天，每天夜里把抄完的压在枕头底下，枕头底下垫着一块木板，木板上原先放的是碗架。说完他把那一本翻开，那几页上有三个名字后头划着一道杠。他指着说：这三个是当年报错了名字的，报错了就划，划完在旁边写上正确的；这三道杠是十年前划的，划的时候用的也是铅笔，十年了还在，纸再脆一点就看不见了。

七本里最薄的那一本对应的是石门县。那一县这三年里撤了两个站点，两个站点撤了，名册上那两页整页拿掉了。拿掉的时候有人提议把名字划一道杠留在上头，眠眠没有同意。她说划就整页拿，别一页半页地留；留半页最难办，往后有人拿这一页来问，问的人以为上头的站点还在。拆下来的时候她用的是小刀。拆下来的两张纸她没有扔，折成四折，压在自己那本册子的末一页后头；压完把册子合上，手掌在封面上按了一下。这一按按的不是封皮，是那两张纸待的地方；往后每年都要翻出来看一回，看过才添新的。

席是散着吃的，没有致辞，也没有座次。七个县的负责人围着四张拼桌说话，说的是十年里的三样东西：名册、那条夜里能打通两头的电话，还有站点上那批换下去的人。这三样说不完，因为每年都有新的塞进来：一个县说去年冬天多走了八百里路，另一个县说那部夜里能接通的电话有一半时间是村医自己掏的话费；说到掏话费的时候桌上没人接话，筷子碰碗的声音也没有了。眠眠这一上午都在那四张桌子之间走，谁说到一半卡住，她就替他把那句接完；接完也不多说，摆摆手走开。阿砚是十点半到的，进场先站了一会儿，然后直接走到最外那一桌，跟几个县的人握手，握手的时候他一句话没说。有人往主位上让，他用手背挡了一下，退到旗杆底下站着。有人后来跟云轻轻说：那位先生今天一句正事没讲。云轻轻说：“他今天不讲正事才对，他一讲正事，桌上就得有人不敢说话了。”她自己戴着帽子，帽檐压得低，蹲在跑道边给一个小孩擦鼻涕，擦完嫌脏，在孩子衣服上蹭了两下，惹得孩子笑。

说那三样东西的时候，说到第三样就卡住了。第三样是站点上那批换下去的人——十年换了多少个，谁也报不出准数。有人试着往上加：一年两三个，十算三十；另一个县说不止，那边一个站上一年就换了六个。桌上争了一阵，争到后来都笑了，说算了算了，这个数谁也算不清，册子上倒是有。眠眠从口袋里摸出自己那一本，翻了几页，翻到一处停下，把册子转过去让两边都看见：那一页上有一列，列头两个字是她自己添的，添的是走的。她把册子收回来，说这个数往后还得再对，今年先这么记着。她说完在那一列的下头空了一行，没有填。

那一列是她自己添的，添的时候只用了一个字，叫走。字添在列头，两个字并排，前头那个是站，后头那个是走；两列挨着，中间没有画线。这一列是第三年添的，那年上头走了第一个。她记这一列有三条：一，只记人，不记为什么；二，记在哪一年，不记哪一月。这两条她讲的时候没有拿纸，指头在桌面上划了两下，两下对两条。听完有人问：走了以后又走的呢。她说那就另起新的一行。那一年走了七个，是一行还是七行。她说一行，一年一行；一行里头的人名挨着写，写不下就折行。

散了以后桌子没有立刻收。有人把带来的东西往一处归拢，归拢出一堆；有人自己带了纸杯，喝完的杯子捏扁了塞进兜里。有一件事是临走才定下来的：那一卷红布，垫过桌脚的那三只，桌上不留。留着明年谁都能想起来红布是拿来垫脚的。有人说明年打一条横幅吧，这回就算了。胡晓棠站在那一摞纸前头，没有插话。她听见明年两个字的时候，手指在纸边上按了一下，按完松开，把那张纸翻了个面——发脆的那一面压在了底下。

胡晓棠也来了。她卸任以后头一回在这片场子上露面，没有讲一句话，只在便条墙那一摞纸前头站了一会儿——今天墙是临时支起来的，两张长桌拼成一面，纸是她自己一张一张挑的，边角发脆的那些她放在最上一层。她站在那儿看纸的时候，接她班的那个人过来问了一句站点的事，她答了，答完补了一句：“这一张你记一下：今年起复查的名册三个月核一次，别拖到年底。”那人点头，记在本子上。她说完就退到人堆外头去了，一整个上午再没有往前挪一步。

她那天下午只说了两句半句话。第一句是接她班的那个人问站点的事，她答了。第二句是有人从她身边过去的时候说了一句胡老师辛苦了，她回了两个字：还好。剩下那半句是有人提起要给她留个座，她把话头接了过去，说不用留，她今天不坐，站着看一样看得清。说完她退到人堆外头，站的地方离跑道比离桌子近；有一阵风把黄土吹过来，她把袖口往下压了一寸，压完没有再动。有人替她把一个马扎搬到桌边，她摆摆手，那人就把马扎搬回去了。

孩子们是下午两点开始闹起来的。先是两个，后来是十来个，最后空场上跑起来三四十个——有今天跟着大人来的村里孩子，有从附近村里自己走来的，还有几个是当年那一批里的哥哥姐姐带来的弟弟妹妹。他们跳房子、追跑、把空塑料瓶扔进纸箱、把粉笔画的格子踩得一片白；跑起来脚下溅起的黄土落在裤脚上，谁也不拍。有一处最热闹：两个大孩子拿一根竹竿和一条旧布做了一根“杆”，让一群小的排成一队，一个一个翻过去，翻倒了就笑，笑完再排；排到第三遍的时候，那根竹竿的一头已经翘起来了，翘起来的那一头是阿望按着的，他按着按着就不动了，由着他们把布当山翻。苗条从康复区过来，站在跑道边上教一群更小的分两组，一边教一边喊“过线了不算”，喊得嗓子哑。囡囡今天跟着来跑腿，怀里抱着一叠纸，一支铅笔夹在耳朵后头，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记；她记到第三十几个的时候铅笔芯断了，就用笔杆往地上一顶，顶出一截新的，接着记。阿望那天下午也到了，从县城带了两箱矿泉水，搬下车就被人拉去抬桌子，抬完满头是汗，坐到跑道边上喝水的时候，身边围了四五个孩子。

最早那两个是从大人堆里溜出来的，一个在前一个在后，隔着五六步。溜出来以后先站着看，看了一会儿才对上眼神，对上以后才跑。跑起来的方向不固定，跑到边线上折回来，折回来的路线也不一样：三岁的走直线，六岁的走三角，八岁以上的绕着饭桌跑，绕到桌子腿那里还得斜着身子过去。人多起来以后中间开始有摔跤的，摔了不哭，爬起来接着跑，裤子上土了一层。跑道上本来画着线，线是白灰画的，一圈半；三圈下来线断了两处，断口的地方被踩出一片白，比四周还白。

囡囡本子上那一叠纸，一个上午记了四十一个名字。她自己后来数过一遍，数出三个记错的：一个是同音字，一个是把两家的孩子记到了一家，一个是把一个小孩写了两遍。铅笔芯断了三回，断一回顶一回，顶出来的短头她不肯用，说短头写出来的字小，容易认错。阿望按竹竿按到后来胳膊酸了，就换了个姿势，用膝盖顶住竿子那头，顶住不动。他说这个活比抬桌子轻省，抬桌子那一下他腰疼了两天。孩子们翻完第三遍就不翻了，聚在一处看竹竿——竿子那头像一只翘起来的扁担，被人拿石头垫住了，垫的人是一个刚够不着的小个子，他垫完就跑，跑了两步回头看。

日头偏西以后，大人那四张桌子上的话一句也没有传过来。传过来的是孩子喊的那一声——喊得没有字，只有一口气，可是整个空场都听得见。眠眠在那一刻转过头，看了一眼跑道那边，看了大概三秒；三秒以后她转回来，接着听站点那件事：明年这条线还要不要加两个县，加了以后谁去盯名册。

偏西以后风小了。黄土跑道上的浮土沉下去一层，脚踩上去不扬了，可脚印也留得住，一层一层压在土面上。到三点多，四张桌子的人开始散，桌上的东西各人自己拿回去；走的时候有几个人绕到便条墙那一摞纸跟前站了站，看了看最上头那几张，又走了。走到场子边上的旗杆底下，那个穿旧夹克的问了一句明年这时候还来不来，挨着他的人说大概还来，也可能去另一个县——两个县都办的话就得轮着来。说了两句就没有再说，反倒是先把带来的空纸箱捆了，捆好塞在车斗里，捆绳绕了三道，绳头塞进绳圈里。

那天最热闹的角落，是孩子们在跑来跑去。

后来县里来人收场。收场是从两头往中间收：先把跑道边的凳子收了，再把乒乓球台上的网拆了，网拆下来卷成筒，夹在腋下带走了。旗杆没有收，杆子上那面红旗留着，说是留给这片空场的孩子。水泥乒乓球台的两张也留着，台面上落了一层土，土上面有几个拍子印，印是新的。收场的人临走时问了一句这网明年还装不装，随行的姑娘说，装。她说完就走了，走得比收场的还快。走的时候她绕过那一摞纸，把最上头那一张的边角往里压了压，压完才转身。

八月的头一个礼拜，石门县那一批孩子的第一轮复查排上了日程。桥是上个月通的，通车那天村里放了一挂鞭，鞭挂在桥头那棵老槐上；车能过河以后，头一件事不是拉货，是把复查的队往县医院领。县医院腾出西头那一间屋，长条桌摆两张，桌子一头放名册，一头放一台血压计；孩子们上午到，下午叫号，叫到的进屋，没叫到的在廊下排队，手里捏着家里人给的糖和果子。有人抱着弟弟来的，弟弟不肯吃药糖也含在嘴里含着，含化了就哭，哭完接着排队。囡囡那几天正好赶上暑假尾巴，抱着那叠纸跟着，负责叫号和记名字——她记名字用的是铅笔，划一道是一道，划掉的划一道杠，再在旁边写清为什么划掉。苗条从康复区过来帮着分人，三个一组三个一组地往屋里领，叫到谁，谁就先把手里的东西塞给家里人。

那一周从礼拜一开始排的，排的是七天。头一天排的是量，第二、三天是听和看，第四天做那套该做的动作，做完当场记；第五、六天留给路程远的孩子，怕他们赶不上，第七天是补的，补不上的往后挪。县里给的屋只有西头那一间，屋里的桌子是借的，两张长条桌，桌腿一条长一条短，短的那条底下垫了两片纸板，垫完才不晃。血压计只有一台，是从门诊借来的，借条写了张纸条压在台历底下，纸条上还写着哪一天还。屋里的窗朝北，上午有一阵光进来，照在名册那一头；光挪到墙上去以后名册那一头就暗了，囡囡说要不要换个位子，眠眠说不用，暗一点看得久不累。

叫号的本是囡囡自己做的，用一张纸对折两次，四个小格，每格写二十个号。写完她数了一遍，数出三个重号的，重的是同姓的两个孩子——村里这一辈连着生，中间差得少。她拿铅笔把其中一个划了，改完在边上写清为什么改。苗条分人的法子跟往回一样，三个一组往屋里领，可今天她多走了一趟——去廊下把那一队人按年纪重排了一遍，把两个最小的挪到最前头。问为什么，她说最小的那个站着容易晕，先量完让他坐，省得他后头又白跑一趟。排完她把队尾那个抱弟弟的往后挪了两个位子，说抱孩子的先过。

屋里的动静很轻。每一个孩子进去，先量一遍，再听一遍，该看的看，该问的问；眠眠不站在中间，站在墙边，手里一张纸一支笔，谁进来她就记一行，记的都是同一种东西：这一年跟去年比，差在哪儿。她说话不多，问的都是家里人的话——这一年上学怎么样，走路累不累，家里人有没有发现他跟从前不一样。村里的大人多数不敢进屋，都挤在门口那一条长凳上坐着；有一个母亲挤了三次才被让进来，一进来就抓了眠眠的手，问了句：“大夫，跟头一年比，我们家这个到底咋样。”眠眠说：“比头一年好，这话我敢说。”那女人刚要松手，她又添了半句：“不过有件事我要单独跟您说，说完您别急着回去想，回去想三天，三天以后我再来。”女人点了点头，坐下，一个字没问。

中午在食堂吃面。孩子们吃得快，碗一推就往院子里跑；有两个把碗里的荷包蛋夹给了同来的一个，说自己不爱吃腥，吃不下。眠眠那碗没动几口，一半的时间在看廊下坐着的那几个大人——其中一个老头抽了三根烟，烟头都掐在一只搪瓷缸里，缸里泡着半缸茶水，茶面上浮着一层烟灰。饭后那老头又来了一趟，问的仍旧是同一句：“我们家那个，往后还得来几回？”眠眠说：“得再来。”老头说：“年年都来？”她说：“我保证不了年年，您得容许我年年来。”

下午的结果是四点多出来的。四十几个人里，大半是照原定的走，页页照旧，一年一年这么追下去；有三处不一样。这三处她没有在廊下说，把三个家庭请进了最里屋，门带上，先讲她要讲的那一串话：这一批孩子当年做的那一套，是在那几年、由不同的人手里做下来的；今天回头看，其中有三个孩子当年做的那一套，跟他们现在该做的不一样。不一样的意思不是做错了，也不是谁不上心——是当年那个年份、那个地方，能做到的只有那样。她说这话的时候一直看着三个大人，没有看孩子；三个大人里有两个一直在点头，点到后来其中一个忽然问：“那我们当时怎么就没人跟我们说一句。”屋里静了一下，眠眠说：“那时候大家都以为不用说——以为做完就好了。”

三处不一样的地方，当场有人听见了。最里屋带上门以后，廊下的人不知道里头在说什么，只听见门轴那一下。里头坐着的三个大人有一个始终没说话，到了末了才问，问的不是自家孩子那一处，问的是那三套做下来是哪一年的。那位母亲坐在最外边，两只手攥着衣角，从头到尾没有松开。眠眠把那一年的年份报了两遍，报得很慢，报完又问了一遍听清了没有。那人点了点头，说听清了。她说听清了就记住一句话：不是你们家的孩子做错了，是那一年那个地方只能做到那样。

出来以后那位母亲在廊下站了一会儿，忽然回头问了一句：我们家这个，往后每年还要来几回。眠眠说年年来。她又问年年都做不做。她说年年都做，做不做也要来——做完不做的，第二年你还是得知道这个孩子如今怎么样。这个话头在廊下说了不止一遍，下午四点多那阵，前后有三家人问了差不多的话，问的话不一样，意思是一样的。廊下那个抽了烟的老头一句没问，缸子里的三个烟头早掐灭了，人靠着墙坐着，眼睛一直往最里屋那扇门上瞟。

三个孩子的情况她后来一个一个记在本子上。第一个是六岁那年做的，家里人从年头到年尾只知道“做完就好了”，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他们当年做的是哪一种，中间换过一次大夫，那位大夫已经调走了；第二个是当年在县里换过一家医院做的，那一家的记录如今找不着了，纸糊在旧柜子里，柜子在搬房子的时候被砸过一次；第三个是家里那年出过事的那一家，孩子被送去亲戚家住了半年，复查断过半年，后头接上的时候没有人问过那半年怎么过的，接的人也就当没听见。这三家里头，肯把当年的旧病历从柜子底下翻出来、装在化肥袋里带到县里来的，只有两家；第三家来的是孩子自己，母亲没来，母亲在电话里说了句“我来不了”，说完挂了。她把这三行写完，把本子合上，说了一句：“这三家，我今年一个一个自己去。”苗条说：“我陪您去。”眠眠说：“你去认门就行，认门的人比办事的人好使。”苗条点头，又问了一句：“那要不要先跟村医说一声。”眠眠说：“要说，而且要记在纸上——不记在纸上，三年以后又得重新摸一遍。”她顿了顿，又添了半句：“这件事最难的不是决定，是往后十年的复查。决定只做一回，往后每年都要有人记得这三个名字。”

第一家的旧病历是用化肥袋带来的，袋口用细麻绳扎着，扎了两道，绳上还挂着一个小小的铁夹子，夹子上留着锈。病历是纸的，卷成筒，一卷里装七张，卷得很紧，卷筒外头包了一层旧报纸。病历拿出来的时候有几张边角碎了，碎的那几处正是当年折过的地方。第二家的没有病历，带来的是一沓复印纸，纸是从村里打印店打的，装在一个塑料文件袋里，袋口的拉链坏了一半，用一根铁丝别着。第三家来的是孩子自己，十七岁，书包背着，书包里除了课本还有半袋洗衣粉，洗衣粉的袋口没有封口，捏起来有印子。

第三家的孩子在廊下站着等，一直等到三个都出来。他在墙边蹲着，把鞋带解开又系上，解开又系上，来回三次。她走过去，问他一句：你妈来不了？他说是，说早上出门的时候她把闹钟拨到六点，拨完又坐了半天。他说她这一年在县里做零活，活是不固定的，来了半天就得往回赶。他说完站起来，把书包往肩上提了提，说东西带来了，在家，没带，怕带来人家不收。她说她收。她说完把那袋洗衣粉接过来，接的时候掂了一下，掂出来比看上去沉。

回城的车上，天黑得晚，窗外的玉米地一整片一整片往后退。眠眠把今天那张名单摊在膝上，纸是一天里添了又改、改了又添的，边上全是铅笔印；她从口袋里摸出铅笔，笔尖已经钝了，在纸上蹭了蹭，然后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看过去，看到第三处停下，圈了一圈，再往下看，再圈一个，三个圈圈完，纸背印出三个浅浅的圆。

车里坐着五个人，两个村医，一个护士，一个母亲，还有她。母亲上车以后把手机拿出来看了一回，看完就锁了，锁了以后没有再开。车过一个岔口的时候司机问要不要绕另一边，那边路平些。母亲说绕。绕的那条路两边是杨树，树已经很高了，风一过来整排树一起响，响完又静下来，响和静之间的那一下最吵。她把名单又摊开，从头看到尾，看到第三处那一个圈，手伸过去摸了一下，摸到铅笔印的凹槽，凹槽里已经积了汗，纸软了。摸完她把纸翻过去看了一眼背面，三个圈一个深两个浅，深的那个她停得最久。

眠眠在名单上圈出了这三个名字。

那天晚上她没有睡好。第二天早上她起得比平常早，厨房里煮了粥，煮的是白米，没有放东西。吃完她自己把碗洗了，洗完倒扣在架子上。她把那张名单从口袋里掏出来又看了一遍，看的不是名字，是纸背：三个圈印在背面，一个深两个浅。她拿铅笔在旁边添了一行字，添完把纸对折再对折，放进白大褂左边那个口袋，那个口袋原先是空的——她今天早上换衣服的时候才发现它空着，空了有两年。

八月里那个院子在东岭县城的东头，从县城医院出来往东走，拐进一条窄巷，巷口有一棵歪脖子的槐树，槐树底下是谁家晾的萝卜干，白花花一片。院门是木板门，门轴上了油，推开一点响，推到底就不响了。三间正房，一间厢房，院墙塌了一角，用砖和水泥后来补过，补的那一块颜色比两边新。院里有一口井，井台是青石的，井台边沿上长了一层苔，绿得很厚。这个院子当年是基金在县里做村医培训时租下来的，租了六年，六年后房东要卖，基金把它接了下来；八年过去，屋瓦上落了草，房梁上挂着一只空鸟笼，笼门开着，里头没有鸟，笼底积着一层去年的叶子。

签字那天她是最后一个到的。下午三点多，巷子里已经没有了太阳，两边墙上还留着白，一层一层往下退。院门口停着三辆车，两辆是县里的，一辆是她带来的，车门开着没有关。她进门先去看的还是井台——苔比上回来的时候厚了一层，靠墙的那一半已经上了井台的边，井口那一圈反倒让出来一圈，露出青石的本色。她蹲下看了两眼，看完站起来，鞋底带了一点绿。她把鞋底在门槛上蹭了两下，蹭完才往里走。

来的人比约的多两个：一个是卫生院的一个年轻人，一个是当年培训时的一个村医——不是名单上那三十七个里的，是他后来自己续的课，坐在最后一排，坐了三天。三十七个名字他记得其中二十九个，剩下的八个他记得姓，名字想不起来。他说他把这八个记在自家院子的门后头，记了一行就够。他说完从兜里摸出那页纸，纸折成四折，折痕处已经起毛，展开来给桌上的人看了一遍，看完又折回去，折回原来那四折。折完他把纸塞回兜里，塞的时候用手掌在兜口上按了一下，按得纸没有再滑出来。

屋里那张旧桌子还在，桌面烫过两个黑圈，一圈在左，一圈在右。桌子抽屉里压着一张纸，是八年前那一批培训的名单，复印件，三十七个名字，第一行那个名字后来没有人再见过——那人早就不做这一行了。名单下头还压着半张纸，纸上是当年的课程表，油印的，油墨已经淡成灰蓝。顾屿川把那张名单抽出来看了一眼，看完照原样压回去，压回去的时候把纸的边对回抽屉的边。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很熟，一只手就够，纸角一点都没有歪。

那天在场的四个人，坐在那张旧桌子两头。签字前江照先开口，她把要问的三样事摆出来，一样一样问，不带情绪，像在念一张她自己定的表：第一，受赠的名义写谁——是基金，是县里的卫生院，还是这间屋子自己挂的那块木牌；第二，房产挂在谁的名下，往后如果要修、由谁点头；第三，十年以后谁在这张纸上签第二回。她问完看着顾屿川，说：“最容易出岔子的是第二条。名义写得再好看，房子挂在谁名下，往后就归谁说话。”顾屿川说：“那就一条一条往下走。第一条：写基金，写站点，不写个人。第二条：房子过户给县里的卫生院和站点共管，两边各留一份，钥匙三把。”

三点半开始念条款。江照念的是第二段，念一句，顾屿川应一声；念到第七句的时候她停下来，问了一句这句里的共管是什么意思。顾屿川说就是两个人各有一半的权，动一件大事得两个人都点头。她问那要是两个人里有一个人不在了呢。她说那就按纸上的第三条，三个月内补齐，补不齐的按第四条。第二条跟第三条之间那半行是这一年新加的，加的时候是把原来的一整段划了重写的，划的地方没有涂，铅笔那道还在。她念到那一道的时候用指甲在纸上点了一下，点得很轻。

念完条款是问。问了二十来个问题，一半是关于往后：钥匙谁能配、坏了谁修、屋漏了谁先看、课上的凳子要不要换新的。顾屿川一条一条答，答到第七条的时候答不上来，答不上来他也不含糊，说这一条我回去问，问清楚记在纸上，三天以后寄给你们。江照在旁边听着，等他答完，把这一条记在纸上，画了一个小圈，圈旁边记：待复。她记完抬头说了一句：往后这样的圈会越来越多，你们别嫌烦，圈多了说明这上头还活着。

江照点头，转头对蒋维说：“三把钥匙的持有人今天要落到纸上，姓名、职务、换人怎么接，一条都不许空。”蒋维在本子上记，记完念了一遍。她又补一句：“以后谁要动这间屋子，先按这个来——名字落的是我丈夫，可他坐在这儿，规矩得先立住。”屋里笑了一下，笑完又都收住；她这句公事公办的话在这个院子里听着格外清楚，说完她自己先去看窗外了。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是把纸推过去的，不是递过去的——推是压在桌面上滑过去，递是拿在手里伸过去，这个分别她讲究了几十年。蒋维接住，接住以后没有马上翻，先把纸在桌上放平，放平了才翻。翻到第二页她停住，指着一处问：这一行字是谁添的。蒋维看了看说是印的，问有什么不对。她说没有什么不对，只是这一行的字体跟上下不一样，是另一种机子打的。她要顾屿川把原件拿出来对，原件上这一行是后添的，添的时候没有重排。

顾屿川去取原件的时候，屋里的三个人没有等，都各自找了个地方站。站的位置也各有讲究：江照站在门内侧，她说她站门内侧是因为谁进来她一眼看得见；眠眠站到窗下那半张空桌子旁边，她顺手把桌上的一摞纸理了理，理完发现那不是自己的，就又照原样放回去；阿砚站在院子里的屋檐下，离门三步，没有进屋，进出的人都要从他面前过一遍。屋里有三把椅子，椅子都空着；没有人去坐。

签字之前还出了一件小事。蒋维把基金最早那一部分的来路翻出来给众人看：那一笔是头一年的一笔钱，谁拿出来的、当时议的是什么，账上只记着“原始投入”四个字，数字前头还缀着一个“约”字。顾屿川说那是他自己拿出来的，账上记的是基金，可他心里记的是另一件事——那年冬天他在这间屋里守了十几天，有一天夜里两个村医为了争一张床没让，他睡在灶台边上没吭声。眠眠那天也在，坐在窗台底下记账，账本上那一页只写了一行：夜，人到齐。他说到这里停下，把账本合上，说：“所以今天这一笔不是捐赠，是我把这十几天还回去。”屋里没人接话，屋后头那口水井的风声灌进来，井台上的苔被吹得动了一下。交代这间屋子的用法，他说得很慢：一间正房给夜里留宿的村医，被褥自己备，柜子里的被褥是去年晒过的，用过的人要洗过再放回去；西边那间做教室，每周三、周五两个晚上开，来的都是本县和邻县的村医，开课不许收钱，不许点名，谁来都给他一个座；他说完这些，让人把三把钥匙取出来。钥匙在蒋维手里，一把一把交到县里来人手里，交到第三把的时候他自己留了一下，交完又放回蒋维掌心，说：“这把你收着，你不是管账的，你是管这三把钥匙的。”蒋维把三把钥匙串在一个铁环上，串完从裤袋里摸出一小截麻绳，穿了一圈。

那一件小事出在账上。蒋维把最早那一部分的来路翻给众人看，翻出来的是一张复印件，复印件上有两处模糊，一处是年份，一处是数目。她把原件取来对——原件是一张薄薄的收据，纸是那种带竖格的，字是用钢笔写的，记的日子在十年前的冬天。数目前头那个约字是有的，数目后头跟着一个元字，元字写歪了。屋里安静了一下。顾屿川伸手把那一张拿过去看了一眼，看完没有放下，就着那个姿势说了一句：这个字是我写的，那年冬天手冷。

江照接下来说了一句。她说约字留着，别改成整数，十年以后看这张单子的人只能看出一件事：这一笔是当初那一个人从自己兜里掏出来的，不是公账上的。这一点比数目要紧。她说凡是账上带约字的，都不许补，补一次就把它改成了另外一件事。她说完在自己的本子上记了一行，记完抬头问：那现在这一笔往后也算带约字么。顾屿川说不算，从今天起算实账。江照说那就记下来，记下来以后十年不许改。

拍照的规矩是蒋维提的，他说这一笔要留档，往后项目复盘要用，最好拍一张。江照说拍可以，别拍人。顾屿川说：“那就拍那块木牌。”木牌是当年挂的，漆掉了大半，剩下“培训”二字看得清，下头一行的字已经看不清了。相机举起来的时候，阿砚正在院子西头看那道塌墙，看完回来说了一句：“这院子归谁扫。”蒋维说卫生院的合同上写着每月两次。顾屿川说：“合同是死的，扫院子的人是活的——把扫院子的那个人的名字也添上，添在纸上。”照片拍完，院子里的光正好斜到井台上，苔绿得发亮。

拍之前还出了一件事：那道塌墙。阿砚从西头回来，手里多了一把铁锹和一把扫帚，铁锹是院墙边上原来就有的，扫帚是新买的，还带着塑料绳。他把塌的那一块周边扫了一遍，扫出来的砖头一共十四块，其中九块还能用。他把能用的那九块码在墙根下，剩下的五块摞在井台边上。拍照之前他没有把这五块拿走，码完了也没有抹平那道墙的缺口——他说缺口留着，抹平了就不像这院子十年没有修过。那五块砖他摆的时候一块挨一块，缝里没有留土。

蒋维后来跟人提起这一次拍照，说了一句：那张照片拍完，井台上的苔最亮。他说他在中心干了十一年，那天学了一件他以前没有想过的事——拍照不是为了留个好看，是为了把该看的都收进去。他说他后来还干过两回一样的活，有一回人家要求把地扫干净再拍，他扫了；扫完被管事的说了一句：扫得太干净了，往后谁来看不出这儿原先什么样。他从那以后就明白了。他还说了一句：照片上那几块砖要是不摆出来，谁也看不出这院子塌过。

签完字，他把笔扣上，笔帽拧了两圈，拧紧了才放下。桌上那一页纸一共三处要签的地方，他一处一处签过去，签到最后一处的时候，他抬头看了看这间屋子——空鸟笼，烫黑的桌圈，抽屉里那三十七个名字；然后他把笔搁在纸上，说了这一句，谁也没有接：他说，这笔钱从此不叫投资了。

签完以后没有人马上走。江照把那张纸对折一次，放进一个硬壳文件夹，文件夹是蓝布面的，边上包了一圈塑料；放进去之前她把纸举起来对着窗户照了照，照的是有没有骑缝章。照完她把文件夹合上，用一根橡皮筋箍住，箍了两圈。蒋维把那三把钥匙从铁环上取下来，一把一把数过，数完重新串回去，串的时候把三把钥匙的齿朝向同一个方向。她做完这些抬头问了一句：这一份抄几份。桌上说抄三份。她说三份不够，抄五份。

交接会定在八月二十六上午九点半，会议室在顶楼东头，长桌，五把椅子。说是会，其实到的人比想象的少：董事三位，秘书处两位，加上接手的人——邵岑。他提前十分钟到，把桌上那一叠东西按顺序摆好：一枚印章，一个旧铁皮柜的钥匙，一本名录，台账两册，一份没写完的三年计划。名录那本最厚，三年里集团换过的人全在上头，一个不落，名字后头注着日期和一句去留的原话。摆完他退开两步看了一眼，把印章往中间挪了半寸。屋里的空调开得低，吹的是顶楼那一台的旧风，呜呜地响。

桌上那一叠东西摆完，屋里还有十几分钟。邵岑没有坐，他站在桌子一头，把那本最厚的名录翻到中间那一页，又合上；合上以后把手指在封面上压了一下，压完才去拉椅子。秘书处那位把空调温度往上调了一格，调完又调回去。他坐下以后把袖子往上卷了一寸——这个动作他做完自己停住了，把袖子又放下来，放到手腕骨那儿。五把椅子，最后一把没有人坐，椅子拉出来又推进去，推进去的时候有一点响。

会散了以后他一个人又坐了两分钟。两分钟里他把桌上那几张纸收成一叠，收的时候按大小排了一回；排完最上头那张是名录，那一张最厚，厚度和底下那几张加起来一样。他没有再翻它。他站起来把椅子推进桌沿，推进去的角度和邵岑那天进屋的角度差了一寸——差的那一寸他看见了，没有再动。走到门口他回过身，看了一眼顶灯。顶灯是那种长条的灯管，两根，一根亮一根不亮，亮的那一根靠里侧。他伸手在门边按了一下开关，灯灭了。

会开了四十分钟。四十分钟里没有一句涉及往后三年要做什么的话——那类话在邵岑那一侧已经议了半年，议完的材料在另一个文件夹里，今天不摆上桌。摆上桌的全是纸面上的字：钥匙交到谁手里、印章用哪一盒印泥、哪几页台账要双签、名录里那些名字将来要是有人问起，由谁答、答到哪儿为止。邵岑问了两个问题，一个是青禾那条线往后还看不看，一个是这一摊里头剩下的那批人要怎么处理。阿砚答得都短：青禾他还看，别的他不看；剩下的人按名单上一句一句过，过不过都要写一句原话，不许只打勾。十点零几分，邵岑看了一眼腕上的表，说：“沈总，还有十分钟。”阿砚说：“没有了。”他站起来，把自己那一份材料翻到最后一页推过去，说：“就这些。”邵岑说：“就这些。”屋里的人跟着站起来，会就散了——散得干脆，连椅子响了几声都记得住。

走之前邵岑提了一句那三张纸。他说他抄了一份，贴在新办公室桌子对面那面白墙上，抄的时候一个字没改；原来那三张还在老位置，谁也没有动。阿砚说：“抄的那三张算不算数。”邵岑想了想，说：“算一半。”阿砚说：“算一半就够了。人有时候得跟自己抄的那个版本较劲。”他说完这句就走了，脚步不快，衬衫袖口卷到小臂——卷袖口这个动作是那年工地上落下的习惯，后来改了，改了二十年又改回来了。

那三张纸的事，邵岑后来跟秘书处那位说过一次。他说那天上午他问了那一句抄的那三张算不算数，问之前在楼下站了一会儿才上去，站的那一会儿里他把三张纸上抄的那三句默了一遍，三句里有一句他记不全。他说他没有当场问，是因为他知道那句记不全的，问出来就得改；改了就等于他承认自己抄漏了，而抄漏的这一张要是在老位置上，那么老位置上那张也得重抄。他说他上去以后只说了算一半，那半一半是他的。

这件事他后来补过一回。补的法子是在他自己那面白墙上重新抄了一遍，抄的时候不再照原样抄，把能记全的记全，记不全的那一句他从原处再取了一次，取回来的时候拿铅笔在纸上标了一行小字，标的是哪一年哪一月他去看的那一面。标完他把这一行对着光看了看，看得见、字小，不凑近看不出来。他说这一行不能删——删了，下一个抄的人还会抄漏；他标了，下一个至少知道自己是从哪儿漏的。

那天中午眠眠在城西开会，接到秘书处的电话只问了一句：“几楼散会。”她说：“顶楼。”她没有多问，把手机放回包里，会照开。散会以后她没有走，在园区门口等了一会儿，等到十一点过几分，阿砚从楼里出来，走到大堂才看见她——她坐在那排椅子上，跟一年前那个夜里坐的是同一排，椅背上搭着她那件灰呢外套的袖子。阿砚走过去，她把外套从椅背上拿下来递给他：“不冷？”他说：“不冷。”她看了一眼他手里那只旧铁皮柜的钥匙：“都交了？”他说：“交了。”她说：“我以为至少还有两个钟头。”他说：“四十分钟。”她笑了：“四十分钟，你倒是干脆。”他也笑了一下：“多一分钟就得有人提意见。”

她那天出门带的是那只保温盅和两个苹果。苹果装在网袋里，搁在包的侧兜，走到门口网袋磨了包一下，她把网袋转了半圈，扣到不磨的地方。开会坐的是靠窗那个位子，开到一半她出去接了一个电话，是助理打来的，说园里来电话找她。她说让她记着号码，等她散会回。她坐下以后那半个钟头没有再听进去什么，散会以后才把那半个钟头补上——补的法子是在纸上写了一行字，记的是未决，写完她自己看了一眼，把这一行划了。

她把保温盅拿出来，还是那只用了十几年的，盅壁上有一道早年磕出来的凹痕。她旋开盖递给他，说：“汤还温。喝一半，剩的一半你留到晚上。”他喝了两口，把盅盖旋上，问她：“你怎么知道我在楼上。”她说：“我上回十点多在门口坐着，门卫认得我。”他把盅递回去，没有解释那天散会以后他还去了别处。她也没有问。两个人在大堂站着说了两句闲话：一句是院里的核桃该收了，一句是囡囡的暑假作业还没交。他忽然说：“我上头还有一层要走。”她抬头：“哪一层。”他说：“顶楼往下数第一层，那一层从来没开过。”她愣了一下：“你爸当年说过那一层。”他说：“嗯。”她又问：“现在就去？”他说：“现在去。汤我晚上喝。”她把保温盅重新塞进他手里：“那你揣着，揣着心里踏实。”他一个人上的楼。电梯到那一层要按一个不常用的键，键上落着灰，摁下去以后要等三四秒才动。门是木门，包着铜边，锁是后来换的新锁，锁眼细；他掏钥匙的时候手停了一下——这把钥匙在他那个抽屉里放了三年，三年里他没有上来过一次。门开的时候有一阵风从走廊那头过来，把地上的灰吹起来一层，灰在光里悬着，慢慢往下落。屋里比外头暗：窗帘拉着，拉了一半。他没有去拉另一半，先站在门口让眼睛适应。

那句闲话说完，两个人没有立刻走。大堂那排椅子是旧的，皮面裂了几道，裂的地方用胶补过，补得不太平，坐下去能硌到。他把外套从椅背上拿下来的时候抖了一下，抖出一片灰，灰落在他鞋面上。他蹲下去掸，掸完站起来说了一句园里的事：核桃今年结得少，落果。眠眠说去年也少。他说去年少是因为开春那场霜来得早。她说你连这个也知道。他说核桃树是他父亲那辈种的，一共九棵，种的年份她说不准，只知道是同一年。她说完自己笑了一下，说这种事你也要争。

屋里只有一张旧桌，一把转椅，桌面是那种旧的浅木纹，边上一圈漆磨掉了，露出木头的白。桌上一件东西也没有，抽屉他拉开了两个，都是空的，第三层有一只干掉的笔——钢笔，蓝黑墨，写不出水了，他拿起来看了看，没有扔，又放回去。窗是落地的，比顶楼那一间小一号，玻璃上蒙着灰，灰上什么也没有。他走过去，用手掌在玻璃上抹了一下，抹出一道竖的痕，凑近往外看：底下是停车场，再过去是一片楼群，远处有几栋塔，天上有一道很淡的云。他站着看了很久，久到玻璃上那道竖的痕又开始积灰。

桌子他后来又看了一遍。他把四个抽屉的拉手都拉过一次，拉开、合上，拉开、合上，四个来回，看的是拉手松不松。第二个抽屉的滑轨有点涩，拉到一半要抬一下才拉得动；他抬了，抬完记住了，没有去修——没有工具，也没有该动它的理由。屋里没有插座，没有线，没有网口；墙角有一根线槽，槽盖是塑料的，他按了一下，盖子弹起来半寸，里头是空的，他把盖子按回去，按回去的时候用掌根压了一下，压得比原来更平。转椅的坐垫是皮的，磨得发亮，坐过的地方和没坐过的地方差着两层色。

窗玻璃上那层灰，他抹开的那一道竖痕后来没有再擦。他站在原地往外看的时候数了一下对面那几栋楼：一栋八层，一栋六层，最远那一栋十几层，底下那一层是玻璃门，门口停着三辆车，红的两辆白的一辆。再往西是一条河，河上有一道桥，桥上过去的车在这个距离上看不出来，只看见一道影子在动。他看这些的时候想的不是这些，是这间屋子从封起来到今天过了多少年。数得出来——三年。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这个数，也没有把它记在哪张纸上。

下楼的时候他在那一层停了停，回头看了一眼——屋里没有开灯，门开着半扇，走廊的灯照进去，照见那张桌子的一角和那把转椅的靠背。他伸手把门带上，没有锁；钥匙他重新插回了自己的口袋，没有放回抽屉，也没有交出去。

下楼是走的楼梯，不是电梯。楼梯间的灯是声控的，他跺了一下脚，头顶那一盏亮了，顺着亮了三盏；三盏里有一盏不亮，不亮的那一盏正对着他这一层。走到中间那半层平台上有一扇窗，窗台上放着一只落满灰的纸杯，杯底还剩半圈茶渍，茶渍已经发黑。他把纸杯拿起来看了看，看完没有扔，搁回了原处，杯口朝上。回到门厅的时候他身上落了一层灰，衬衫后背那一块最明显，是靠着墙面走的那一段蹭上的。

会后他一个人去了一层都没开的旧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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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0章 青禾的十年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