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家宴是囡囡张罗的。她在两家的群里发了一条消息，消息是三月里发的，定的是五月第二个礼拜天；发完她把群名改了一下，原来叫“沈园这边”，改成了“沈顾两家”，改完自己看了一会儿，又把群公告里那句“各位老爷子”删了，删的时候手快，撤不回来了，有两个人已经点开过。她给第三代打电话的时候只说了三句：第一句是日子，第二句是人数，第三句是主桌要两张拼起来。她没有说别的，第三代也没有问；电话那头第三代正在园子里修一把椅子的腿，听完说了一句：拼桌要垫，桌腿不一样高。囡囡说：知道了。

她挑的是三月十一，晚上十点二十。那会儿群里是四十一个人，头两年都在，余下的是这两年新加的，新加的她一个一个私聊问过，问完把备注改成谁家谁谁。她挑这个日子不是随手挑的：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两家都有空；园子里那两棵银杏已经绿透了，日头从叶缝里漏下来，落在人脸上不刺眼，照相的时候正好。第三代回得最快，三个字：收到。收到后头又补一条，问几点开席。她答十二点。他说那我十一点半到。她没有再回，只把这一条往上翻，翻到最上头重看了一遍名字，看完把手机扣在桌上。

定完日子她做了一件事：把这一年两家的日子抄在一张纸上，抄成一列，左边是日子，右边空着。她抄完对着那张纸算了一遍，算的是哪一天两家都到得齐。算到五月那一行她画了一道横线，画完在旁边写了两个字：可行。写完她把纸折成三折，塞进记事本，夹在三月那一页。她后来跟人说过：定日子不是定一个日子，是定一段前后，左边要留三天，右边也要留三天。她说完又添了一句：来不了的人不催，催来的人是要还的。这一句她没有在群里说，只在纸的背面写了一行小字，写完自己看过一遍，看完没有撕；纸留着，夹在本子里，夹到第二年三月才取出来。

人数是四十六。四十六这个数她数了三遍：第一遍按两家的人口报，报到三十九；第二遍把在县里的、在省城读书的、在外地的都加上，加到四十六；第三遍她把四十六记在纸上，一个一个对着群里的回复划掉，划到最后一个的时候发现有一家回了“我姑爷也来”，多出一个——这一家的姑爷是三十年前沈园一个帮工的儿子，如今在市里做装修，头一回进这个院子。她把这一位也添上了，四十七。添完她又核了一遍，把一个航班要晚一天的人划掉，四十六。她顺手又看了一眼名单，发现漏了请柬：上一回两家合在一处吃饭是二十多年前，那一回两家发的是同一张请柬，印的时候只印一家人的名字，另一家口头请。请柬后来才分开，各印各的，连字号都不一样。她在群里问：要不要印。回的人说：现在谁还印那个。她说：那就发通知；通知她打了一段，删了，最后只留一句：五月二十日，十二点，沈园。

名单她前后核了三遍，核的是名字对不对得上群里。核的方式是拿一张纸对着一格一格抄：谁家几个人、谁家来了几位、谁不能吃辣、谁忌口，谁家这一回没有来。她抄到第十七家的时候发现两个孩子的名字抄反了，抄反了她没有涂，在旁边点了一个小点；后来她跟那一家通电话说明来意，那家的太太说：别点了，你直接改。她就改了。改完她在群里又发了一次名单，发的是一张图，截图是手机里现成的表格。截完她把截图放大看了一遍，看见表头那一行写着「两家名单」，看了一遍改成「沈顾两家」，改完重新截。第三代回得最早，回的是两个字：收到。阿望回得也快，他那一栏里有一句：膝盖不好，不要我站起来走动的位置。她把这一句单独抄在纸背上，抄完在底下画了两条线。

群公告她后来又加了三条：头一条是回一个收到，第二条是忌口私信她，不要在群里说，第三条是开车来的不必问路，进东门右拐走到头。公告底下有五个人跟了一句收到，第六个只发了一个表情，她回了一个问号，那人就把完整的忌口私信发了过来。那五个跟收到的人里，有一个在县里，往年都在省城，今年回县里过，说是回去住半个月，走之前跟她说：那天我不来，我把东西送来。她说东西也不要，人来就行。还有一个说要把孙子带来，她回：带来可以，不占座，到时候在廊下站着，站着也能吃。

菜单是她拟的，一共十一道：八道热菜，一道汤，一道凉菜，一道主食。凉菜是一道她小时候在两家都吃过的东西——凉拌笋丝，从前是老太太拌的，拌法很简单，笋切丝，酱油，糖，一点醋；她不会拌，挖人挖不到，只好让园子里的后厨做，端上来她尝了一口，说这个不对，太甜。第三代说：这个做法现在没人会了。她把那句话记住了，回头发在群里，问谁知道。群里回了十几条，都是说“好吃”“想吃”；只有眠眠回了一条，回的是：这个甜一点是糖少了。她照着改了一次，第二回还是不对，第三回端上来她尝了两口，没有说话，把那盘笋丝挪到自己跟前，夹了三筷子。

菜单她拟了两遍。第一遍拟在群的对话框里，拟完删了；第二遍拟在一只旧信封的背面，拟完照着抄成一张单子，抄了两份，一份给灶房，一份自己收着。单子上八道热菜她都列了名：走油蹄髈、清蒸白鱼、油面筋塞肉、葱烤肋排、八宝辣酱、蜜汁小排、草头圈子、清炒虾仁；汤是一道腌笃鲜，五月里吃这个正好；主食是阳春面，浇头不放，另备一锅白粥给吃不下油的。灶房那位看完只说了一句：十一道，四十六个人，一桌摆不开。她把单子收回去，说十一道是图个热闹，散席的时候各家还能夹一筷子带回家。

单子抄完她请了两拨人看。第一拨是她父亲，问的是忌口——他把自己忌的东西报了一遍，报了五样，报完补一句：我不忌的都吃，只是要软的。第二拨是白露，白露看得最细，一样一样问那八道菜里哪一道要提前一个钟头起锅，问完又问她那锅白粥是几时下米。她把两拨人说的话都记在那只旧信封的背面，记完在每一道菜后头写一个时辰。写完她数了数，八道热菜里有五道要提前备，最早的一道是汤里的鲜肉，要前一天夜里就买回来泡上。她拿着单子去了一趟灶房，跟灶上的人坐着说了半个钟头；说的不是菜，是桌：十一道菜上一次齐多少、撤下来几道、哪些菜要留出来装饭盒。灶上那位听完只问了一句：白粥是几时下米。她说：开席前半个钟头。他说：粥不提前下，米是沉的。她回屋把时辰改了，改完又数了一遍。

主桌是两张方桌拼的，拼好铺一张大桌布，桌布是新买的米白色，四个角各压一只小碟。拼桌那天第三代找了两片薄木片垫在低的那只桌腿下面，垫完两张桌一样高，桌布一铺就看不出接缝。座位是囡囡排的，排的时候她用手机上的表格，表格是她自己做的，一共七列：名字、辈分、哪家、能不能吃辣、忌口、坐哪一侧、备注。前四列她自己填，第五列是一个一个打电话问的，问了三十几个电话；最后一列填得最多，十九条。眠眠那一行是不食生冷，坐东，面朝门。阿砚那一行是耳朵不好，说话要大声，坐西。阿望那一行是膝不好，不要他站起来走动的位置。表排到第三遍出了岔子：按族里从大到小排，白露和小满的位置要按两家算；可这一排下去，白露就排到了顾家那半边；她父亲若照族里的序坐，就得坐到本家那半边靠里的位置去。她把表发给第三代看，第三代看了半分钟，回了一句：表是死的，人是活的。囡囡没有改表，只在备注那一栏加了一句：第三代不挑位。

这两张方桌是从西厢库房里搬出来的。一张搁了十几年，上头落了两指厚的灰；另一张是花厅用旧了换下来的，桌面还没有用过。库房的钥匙在第三代手里，她提前十天跟他讲定，讲的时候只说了一句：主桌要两张能拼的。他问拼不上怎么办。她说不拼不上，两张都是方的，边一样长。那张旧桌她派人擦了三遍，擦到第二天还嫌有味，就搬到廊下晾了一夜，晾完又擦一遍。桌布是新买的米白色，两米二宽的一整卷，她比着桌面量过，量完把两头垂下的那几公分对齐了才让人裁开。

主桌拼起来以后比单桌宽，坐的人一多，声音就散。眠眠坐在东边，面朝门；阿砚坐在西边，耳朵朝着囡囡那一头，囡囡说话的时候她就把身子转过去一点，转了两次以后阿砚索性把椅子往东挪了半尺，挪完说了一句：这个位置好。白露坐在他下首，替他把每道菜的第一筷子布了，布完说：您先吃。阿望的膝不好，从头到尾没有站起来，被人劝了三次，第三次他说了一句：我今天这个腿不认人。桌上都笑，笑完他又说：不认人也得赏个脸。林渺来得晚，坐下就问琴房还能不能用，后来没有人再提这件事，她也就没有再问。

开席前她绕着那张拼桌走了三圈。第一圈看桌布，桌布四个角压的小碟有没有摆正；第二圈看椅子，椅子的间距一寸都没有差；第三圈看的是桌布下头——两张桌拼在一处，中间那道缝从底下看是斜的，斜出来三指。她蹲下去看了一回，看完叫了第三代过来。第三代趴下去看了一次，起来说：垫一片木就行。她说明天去要，不要今晚垫；今晚垫的是别人的桌。她说完把桌布的一角掀起一点，看那道缝；缝上头看不见，看不见她也把那一角放下，放下以后用掌根在桌面上压了一遍。她跟人说过一句话：桌子拼在一处，布是一整张，这一张布要认得这一张桌。认桌的意思是：往后谁再拼一次，布还是这一块。

东边那个位子空着等了小半个钟头，眠眠是快十二点半才到的。她不是自己走进来的，是第三代的媳妇搀着，搀到廊下就松了手，那十几步她自己走完。走完她坐下，坐下以后把手在膝上放了一会儿，才去拿筷子。面朝门坐着，进出的人都从她眼前过，谁进来谁出去她看得清楚，只是没有开口。她吃得少，一整顿只动了清蒸白鱼和半碗汤，囡囡给她布了两次菜，两次她都吃了。囡囡自己那把椅子从开席到散就没有坐热过——她站在靠门那一侧，一顿饭添了五回汤，每回一手托着盆，一手拿勺，添完把勺子在盆边磕一下再搁回去。

菜上到第九道的时候，囡囡起身去了一趟洗手间，回来顺手把桌上的碗筷又理了一遍——这是她从小学的：坐席以前先理碗筷，理完再看一遍别人有没有动。她理到中间那一段的时候停住了，把手收回来，坐下，没有告诉任何人。那一段桌面上摆着两副碗筷：白瓷的碗，木筷，筷套没有拆；两副摆在长桌的正中，前后各隔一尺，正对着两个空着的座。那两副碗筷是摆惯了的——从前两家合在一处吃饭，正中这两个位置就不坐人；摆一副，是沈家这一头的老太太；另一副，是顾家那一头的老爷子。多少年了，两家的规矩没有落成纸，也没有贴出来，只在每一家自己的桌上活着；这一回合到一处，两副碗筷头一回并排摆在一张桌上，间隔一尺，谁也没有说这是规矩，也没有人问这是规矩。

她坐下以后没有说话，把自己的碗往前挪了半寸，挪完把手放在膝上。桌上的碗筷她没有再看——再看一遍就得问，问了不好收场。她的算盘是另一路：她数人头。数到第三十二个人的时候她发现有两个位子没有人坐，一个在正中偏左，一个在正中偏右，两处都摆着碗筷。她数错了一回，错完又从第一位数起，数到第三十二还是那两处。她把手从膝上抬起来，在桌沿上按了一下，按完松开。第四道菜添上去以后添汤的人过来，她起身让了半个身子，让完低声问了一句：那两个位子上的碗是谁放的。那位说不知道。她说：那就先不动它。她说完回座，把汤勺接过来，给离得最近的两桌各添了半勺，添完把勺子在盆边磕了一下。磕完她回到自己的位置上，站着的。

洗手间在东厢那头，去的一路要穿过整个回廊。她走到半路被第三代截住了，问她那道蜜汁小排要不要上。她说上，第三代说灶上刚问要不要多留一份。她说留一份，等会儿打包。说完他就走了。她接着往前，拐弯的地方放着一只空痰盂，底下垫了纸。她去洗手间只用了两分钟，出来的时候在廊下站了一会儿，问灶房送菜的那位：这十一道菜，你们摆的时候知道有两个位置空着么。那位说不知道。她哦了一声，说知道了，不要摆，桌上有碗筷就够了。她说完自己也知道这句是多余的，那位还是应了一声：哎。

汤上来了，囡囡给两个空位也盛了——她盛的时候手很稳，一碗半碗，摆在离碗筷半尺的地方，不碰到碗，也不碰到筷。摆完她回座，脸上什么都没有。桌上的菜都添过两遍，那两碗汤渐渐不冒气了，有人看见了，没有说话；阿砚那一阵耳朵背，谁在他左首说了什么他没听见，可他把头偏了一下，偏的方向正对着那两个空位——他偏头的时候没有停，隔了一秒才转回来，转回来以后夹了一筷子菜。第三代坐在他下首，看见了，没有叫他。散席前囡囡过去收碗，收到那两个位置的时候停了半秒，把两碗汤端起来，倒进了汤盆里，一点没有剩。主桌上照旧空着两格。

眠眠那边一直没有动静。她那半碗汤是囡囡盛的，盛得比给别人的少一点——碗大，同样的勺数盛出来，别人满她七分，她不说什么，也不会有人说什么。她把碗端回跟前，用勺子拨了两下汤面上的葱花，拨匀了才喝。阿砚坐在西边，隔着整张桌子看不清她这个动作，看得见的是那两碗渐渐不冒气的汤。散席以后他问第三代，那两个位置的碗是谁放的。第三代说：我不知道。他说：那就没有人管。第三代说：我去问一声。他摆了一下手，没有让他去。桌上没有第三个人知道这件事。

收完碗她端着一摞空盘子往外走，走了三步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那张桌子——桌布上那两个位置没有坐过的痕迹，连压痕都没有，那一块的布是新的、平的，碗筷和两圈浅浅的印子放在正中间。她看了大概两秒，把盘子交给门口等着的人，回来的时候在桌边站住，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时间：一点四十。她把手机扣在桌上，说了一句：下午还有雨。桌布揭下来，那两块地方果然是平的。她把桌布折起来，折到一半停住，把那一段铺平，重新量了一次尺寸，用手机记下：长桌一米八，桌布一米八八。下一回再拼桌，她不买新的了。

她走到廊下才把那一摞盘子交给门口等着的人。交的时候她数了一遍，五只，五只摞着没有歪。她自己那只手上还沾着汤汁，交完在围裙上擦了两下，擦完没有走，站在廊下看了一眼院里。院里那两棵银杏底下有人在下棋，棋盘搁在一条长凳上，下棋的两个人一个是园里的老工，一个是看门的。三点以后日头偏过来，廊下那一半亮，亮的那一半是她站的地方。她站了大概两分钟。这两分钟里她把上午那张名单在心里过了最后一遍：一个不少。她心里过的不是人数，是名字——四十六个名字她一个一个念，念到第四十几个的时候有一处卡了一下，卡的是她小时候听过的一个称呼，她后来改口了，改成了名字。念完她把手机拿起来看了一眼时间，看完扣着放回桌上。

雨没有下。下午三点以后天上的云一层一层散开，散得干净，日头从云缝里直着下来，把廊下那半边地照得发白。灶房那边来问要不要打包，囡囡说打包，用两只饭盒。她又补了一句：笋丝那盘多装一点。打包的两位端出来的时候饭盒已经装满了，盖子合不严，用一根橡皮筋箍着。第三代的人接过去，说送到哪里。她说分成两份，一份送东跨院，一份搁门房，谁来取都行。第三代说门房那边我不常去。她说不用你来，谁来取谁取，搁一张条子贴在那只绿萝旁边就行。条子是当天傍晚贴的，第二天午前就有人来取了。

一院那棵老杏树是三月里动的土。动土这件事排了两年——新楼落成那年老楼要拆，拆之前有人提过一句：这棵树怎么办；当时院里办的是别的，机器进场，围挡一拉，那句话就没有下文。挪树是今年工程科的例行安排，排在绿化补种的清单里，一共七棵，三棵换位置，两棵移栽，还有两棵是长在车位上的，只能锯。清单送到老楼那间还留着的办公室时，眠眠正坐在窗下。她那年九十一，退休礼办过，门诊号早停了，一院这地方她来得一年不超过四次；那天她来，是因为那间办公室还没有腾。

清单是一张四栏的表，一共七行。第一行是编号，编号不是工程科自己编的，是照院里苗木的旧册子接着往下编的；第二行写位置，写的不是方位，是“东门内三步”“门诊楼侧门外五步”这样从门口起算的数；第三行是量出来的高和粗，量了两遍，取小的那个；第四行是处理方式。最后两行填的是锯。表尾有一行小字，是签的：工程科。签在这张表最下一行的下面，字很小。眠眠把表从窗台上拿起来看，先看的不是树名那一列，是那两行写锯的。她把表放回窗台，问送表来的人：这两行是谁定的。那人说：是院里绿化补种的时候就定了，跟老楼拆不拆没有关系。她哦了一声，让他走了。

工程科的人来量树。量树要围一圈，拉一根线，线的两头各插一根竹签，插在树冠外沿往下垂的点上；量树高要用望镜，望镜架在三轮车的后斗上，司机把车停在离树六米的地方，正好不压到草坪砖。量出来报数：树高九米二，胸径三十一公分，主干在离地一米八的地方分了两个杈，冠幅十一米。报完数工程科的人补了一句：这个数，挪不动。挪不动是三层意思：一是根，杏树的根浅，可它盘得开，主根往两边走了四五米，挖的时候带不住土球；二是枝，冠幅十一米，起吊的时候风一吹，枝子就折；三是土，这块地被新楼的施工压过两年，压得实，挖到底下六十公分是夯过的。这三条都跟眠眠说了。

工程科的人来量树。量树要围一圈，拉一根线，线的两头各插一根竹签，插在树冠外沿往下垂的点上；量树高要用望镜，望镜架在三轮车的后斗上，司机把车停在离树六米的地方，正好不压到草坪砖

围线那天早上有霜，草上白了一层，太阳出来以后才化。线是麻的，一小卷，用完收了回去。插竹签的时候，围外侧的两个孩子蹲在边上看着，一个穿红袜子，一个穿白的。看了一会儿，穿红袜子的那个问了一句：这树上有杏子么。工程科的人说：有，去年落了半地，扫不完，扫到边上堆成一小堆，后来烂了。他说这句的时候没有笑，那两个孩子也没有笑。等他报完数，穿红袜子的又说了一句：那它认得我们么。他说：认得，就是记不住。旁边的人听见的只有这一句。

说完问她：这棵树您觉得挪，还是不挪。她当时没有答，让他把图纸上那七个圈又看了一遍，问了一句：锯掉的两棵，哪两棵。工程科的人说是车位上那两棵，一棵在北，一棵在东。北边那一棵有八米，围挡期间把工地上的临时工棚挡住了三轮车的路；东边那一棵是前年夏天倒的，倒了以后虫蛀，从根蛀上来，现在只剩半边树冠。她说：那两棵锯。这一棵移。工程科的人愣了一下，说移要请外面的队伍，吊车进不来，只能用小型吊，六十吨的那种，租一天八千，加上根系处理和支撑，总价三万二。他说这个数不是为了多收，是照实报的。眠眠说：报。停了一下她又问了一句：那棵树移过去以后，还结果吗。工程科的人说：活是能活，头两年不结果，第三年看运气。她哦了一声，没有再问。

她没有立刻答。她先问了一句：这棵树移过去以后，根能不能够到水。工程科的人把图纸摊在窗台上，指给她看——新楼后面那块空地底下没有自来水的主管，只有一条浇绿化用的支管，埋深四十公分，管径小，夏天白天压力不足。眠眠听完又问：今天浇的水从哪里来。那个人说，侧门里头有一根龙头接着蓄水池。得到这一句，她把手里那张图纸往下压平，压出折痕的地方用指头抹了两遍，才说出那两个字。她说：这一棵移。

挪树定在三月第二个礼拜二。天没亮就开工，先搭架子：树的四个角各打两根支撑，支撑的木头是租来的，脚手架搭到六米高，搭完人退到二十米以外。挖土从早上六点开始，挖的是直径四米的圆，挖到六十公分深碰到夯层，夯层用小錾子一点一点剔，剔了三个钟头。剔出来的东西她后来去看了一眼，是一坨一坨的灰黑色的土，混着碎石，碎石上留着旧楼拆迁时的红色漆皮。土球起出来的时候日头已经上了新楼的屋脊，土球裹着草绳，绳上喷了水，水从绳缝里往下渗，渗到布底下，土球外面那一层是湿的。吊装用了一个上午，挪动的高度很低，一米二，挪了一个下午。挪完了撑杆，四根斜撑，顶头绑在树干的第二个杈上。工程科的人在当年的绿化台账上记了一行：老杏树移栽成活，长势中等，第三年待观。台账是电子的，一行，存着；纸质的那本在办公室的柜子里，前一年的写完了，最后一行是这棵树的，树名那一栏他写的是：老杏树，一院，原北楼前，移新楼后。

前一天他把树底下那一圈土先看了一遍。挖之前他让工程科把要挖的那个圆在地面上用石灰画出来，画完他自己沿着那道白线走了一圈，走的时候数步子，数到某一段就蹲下去扒开表层的浮土，看有没有根伸到线外头去。一圈走下来他找到四处，四处都有根出去，最远的一处伸出了线外大约四指。他让工程科把那四处记下来，记完说：这四处挖的时候慢一点。工程科的人说：不动它，挖不动就得剪。他说：剪不剪我不管，你们挖的时候别把它带断了就行。他那一天没有定剪不剪；后来也没有再提。他跟人说过一句：挪一棵树，挪的是土，也是那几根伸出去的根。他说完自己添了半句：土能带，根带不了。

前一天夜里下的霜，第二天早上地是硬的，铲子下去只留一个白印。工程科的人四点半就到了，车灯在院门口扫了两回。三轮车上装的是架子，脚手架的扣件一件一件往地上摆，摆完数了一遍，一共二十四件。搭架子搭到六米高，搭完人退到二十米以外，退过去以后那二十米用绳子拦了一段，绳子上挂两块塑料布，塑料布是旧的，边缘发脆，风一吹哗哗地响。院里的病人从门诊楼侧门出来，看见那两块布，都绕着走。七点十分眠眠没有来；第三代来了，站在绳子外头，站了一个钟头。

那棵杏树挪到新楼后面去了。新楼后面是一块原来堆土方的空地，现在铺了草坪，草坪往北接一条碎石路，路通停车场。移过去的位置不在正中，偏东四米，避开了一根新楼的排水管——排水管埋深八十公分，正好从树根底下过。工程科的人说这个位置是他选的：既在楼的背面，从窗户里看不见，又离楼够远，楼基打桩的振动到不了那么远。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加了一句：也不是躲着谁，是图个清净。老树挪过去以后，树下就有了一张长椅，柏木的，条子刷了油，院里统一做的，一共四张，剩下三张在别处。当年夏天，树的东边那根斜撑上爬了一层爬山虎，爬满了，撑杆变成了一根绿柱子。树活了，但没有结果。那一行往下是空白，往后是空的。台账以后大概不会再有这一行——电子的表格有列有格，这一行的位置不留给谁；这一行留在这本纸账上，是那面柜子里最后一行字。这本纸账明年还续不续，办公室还没有腾，续不续也没有人问。

挪完以后他们没有立刻走。工程科的人在树穴四周铺了一圈卵石，铺的是新河里捞上来的，石头先过了一遍水，把上头的泥冲掉；铺完又浇了一遍水，浇得比挪之前还透。浇完他在地上插了一根小木棍，棍子露出地面三指，用红漆在棍头点了一下，说这个是记水位用的，树活不活看它；看它没有用，看叶子。他自己也知道这句是白说的，说完还是插上了。他全程没有坐下，蹲着挪了一下午，站起来的时候扶了一下架子。挪完第三代问了一句：树要是活了，台账上要不要另起一行。工程科的人说不用，并到那一行里就行。第三代哦了一声，没有再问。

五月里眠眠又来了一趟。这回不是去办公室，是去那棵树底下。她走得很慢，从门诊楼的侧门出来，沿着那条碎石路一路走过去，走一百八十米，歇了两回。走到树下她站住，抬头看。树冠比原来稀了一些，原来十一米的冠幅，挪完第一年量是九米四，枝子稀了，可是绿得整齐。她抬手摸了摸最矮的那根撑杆，摸到杆子上那层爬山虎，叶子厚，厚得摸不出边。她在长椅上坐了一会儿，坐着的时候一直仰着头，脖子仰久了要往一边偏，她偏一下，又扳回来。看树的是工程科那个小伙子，姓什么她没有记住。她问：今年结不结。他说：说不准，根还没扎住，开春垫的树穴土今年下沉了两公分，还得再补一次。她说：补。她说这两个字的时候他愣了一下，因为这两个字她说得像在说一件别的什么。

陪她来的是第三代的媳妇，从门诊楼侧门出来一路跟着，跟到第二个拐弯就说不跟了，说里头路不平。眠眠穿的是一件藏青的夹衣，袖口那一边磨白了一条，是常扶东西扶出来的。她走到第一个拐弯处停了一下，指着地上的碎石路问了一句：这路是哪年铺的。第三代的媳妇说去年冬天。她说：去年冬天。她说：那年冬天她在市里住了三个月。她说完这句没有再说，扶着墙走完了剩下那一段。侧门到树下一共一百八十米，她歇了两回，两回都歇在那根撑杆底下。

他去拿铲子补土，补完把土拍实，又提了一桶水浇下去。她坐着没有动，等他浇完才问：这棵树在这院子里多少年了。他说：名册上写的是七十年，七十年前这地方是一片菜地。她没有再问。她把手放在长椅的扶手上，扶手是新做的，油漆味还没有散干净，她把手挪开，改放在自己膝盖上。阿砚是九点来的，没有坐轮椅，是自己走进来的，走得很慢，扶着一根木杖——那根杖是园子里第四代的那个孩子给他削的，削得粗，杖头包了一层胶皮。他来不为别的，是因为眠眠早上出门忘了带一件外套，那件外套搭在长椅背上。他把外套放在长椅的一端，自己坐在另一端。两个人中间隔了半个椅面，谁也没有挪。

补的土是从花坛那边挖的，挖的是表层那一层，底下掺了半筐腐叶土，掺完颜色对不上，土色深一块浅一块。他看了两回，又从花坛底下挖了一层黄的上来压在上头，铺平了才拍。拍实是拿鞋底拍的，一圈一圈往里收，收完了用脚在上面踏了十几个来回。他提水的那一段路有二十几米，水管是接着的，中间有一个活接头，螺丝松了半圈，一路上滴了七八滴，到树穴那边只剩小半桶。他把水倒在离根半尺的地方，倒完没有走，站了一会儿，看那水往土里渗，渗到看不见为止。

他仰头看了一会儿那棵树，说了一句：比在楼前头的时候矮。他说完想了想，又改口：不是矮，是看不见上半截了——从前站在楼前头，一抬头就看得见顶；现在从这儿看，前头是楼。他把杖横着放在脚边，用两只手扶着，说：往后每年春天都得来看它一回。她笑了一下，没有接他这一句。她看着那棵树，看了很久，久到影子从树的东边挪到了西边，久到那桶补上去的水在树穴的土上洇出一圈深色。她看着那圈水印从湿变干，等它收干到只剩一圈边，才开口说了一句话——这句话不是说给阿砚的，也不是说给那个工程科的小伙子听的。它比我先来的，让它住新地方。

眠眠那句话说完，院子里静了一会儿。工程科的那个小伙子把铲子杵在地上，没有插进土里，就那么杵着。眠眠也没有再说话。过了两三分钟，她说了一句别的：明年这个时候你们再来量一次，量完记下来。他应了，把铲子拔出来，插回花坛边上那个土坑里，插完拍了两下。阿砚在旁边坐着，一直仰着头。过了一会儿影子短了一截，长椅脚边那块地被照到了。他坐着没有动，也没有再提那个矮不矮的话。他把那根木杖横过来放在脚边，两只手搭在杖头上，等她把话说完才问：明年清明，你还来吗。她说：清明之前不来，开春以后来。

七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天，下午四点二十，沈园东厢的书房里没有别人。窗子开着，园子里的蝉叫得凶，蝉声一层一层压进屋，压到第二层被一台十几年前装的老空调挡回去——那台机器的牌子早不生产了，遥控器上没有字，是第四代那个孩子照着说明书一笔一笔认出来抄上去的，抄得歪，抄完自己念了一遍。书房里一张老写字台，抽屉四个，最上头那个搁着停了的挂钟，第二三个里是纸，最窄的第四个里搁零碎。孩子把第四个抽屉整个拉出来，抱在膝上，先摸出一把断了的塑料尺，又摸出两枚一块钱的硬币，最后从最底下摸出一副听诊器。

书房里那只挂钟停在小满下午三点一刻。他进来的时候先看见了它，看见了没有去碰它。这个钟停了有四五年了，是他不叫人来修的——屋里的人劝过他两回，他说不修。钟面有一层灰，玻璃上落着一点碎纸屑。他把抽屉拉出来的时候，玻璃面上那一层灰跟着动了一下，动出一道印，印是环形的，环的中心正在抽屉把手那一处。他把抽屉整个抱在膝上，先摸到的是一把断了的塑料尺——那把尺是他自己上个月断的，断在十四公分那一格；两枚一块钱的硬币是他早上从地上捡的；还有半卷旧胶布，胶布的胶已经走了一边，剩下的一边粘着绒毛。三样摸完他才摸到最底下那一副听诊器——摸到的时候他把它往外抽，抽到一半停了一下，先把膝上那三样挪到一边，腾出地方，才把它整个取出来。

孩子是先站在东厢门口看了一眼才进去的。沈园的门那时候不锁，他一推就开，门轴响了一下，他停一停，听听没人应，就侧着身子进去了。廊下的方砖被一整个夏天的日头晒得发白，砖缝里的草枯了半截，踩上去脆。他进来不为别的，是家里让他进来取一副眼镜盒，取的是老花镜的那一副，盒在写字台抽屉里，他不知道哪一个抽屉，就去摸把手——最上头那个把手上有一层灰，别的把手没有，他就拉了最上头那个。挂钟就在那儿。他把钟挪到一边，挪的时候小心，挪完又给它摆正。

听诊器是铜的，全长六十公分出头，接头那一节能转，转的时候有响声，很轻，像指甲敲了一下搪瓷碗边。膜片那一面磨得发亮，亮得能照见人影，边沿薄下去一圈，中间有一道细纹，是听了几十年听出来的纹。胶管离接头三指的地方裂了一道口子，裂过以后有人拿医用胶布缠了两圈，胶布黄透了，卷边翘起来，指头碰上去有一点黏。这副东西在沈家传了三代人。第一回进沈家的门，是小满的带教老师退休那年给的，人什么也没有多说，把它放在桌上，起身走了；小满接过来的时候，那位老人用指头在铜面上按了一下，按完把手指收回去在裤子上擦了一下。她记了这一下，记了三十几年，后来她自己也有这么擦过一次——在白露的门诊外头，她刚从楼梯上来，一只手还搭在白露的后脖领子上。

铜面上原先有一层乌，现在只在转弯的地方还留着，乌底下的黄是磨出来的。那两个耳件是球形的，球面上各有一处白，是磨的，磨的方向不一样——左耳那一片朝外，右耳那一片朝里。胶管的颜色比接头深，深得发黄，那道裂口就在三指远的地方，裂的两头往外翻，翻得不齐，中间那一段还连着。他把接头转了半圈，卡住；再转半圈，又卡住；转到第三圈才转到底，转到底有一下轻响。这一副东西在这院子里搁了多少年，从没有人给它上过油，也没有人数过它被擦过多少回。

家里有一个规矩：这些旧东西换人不换位置。老太太那本账搁在东跨院的樟木箱里，棉被压在它下头；银锁挂在谁身上，钥匙就在谁手上；这一副听诊器搁在书房第四个抽屉，谁也不许拿走——它不看人，谁想听都可以拿。小满接过来以后，规矩是她自己添的：每年开春她把这三样东西擦一遍，擦完摆回原处，位置一分不差。有一年擦到听诊器，她发现膜片那一面起了个小斑，起了以后擦不掉，她拿软布蘸了一点机油，擦完举在灯下看了很久——看的不是那块斑，是亮的那一圈。

规矩是老太太立的。她说的时候不多，前后两句话，句句是短句。立的时候她在东跨院，阿砚在门口站着，第三代也在，三个人听见的版本不一样。阿砚记住的是：搁着的东西不换手。第三代记住的是：不许拿出院门。小满记住的是老太太说完以后看了阿砚一眼，那一眼比话还重。这三句她都没有争，她只补了一句自己的：谁也不许把它卖了，卖了要还。这句是她后添的，添在阿砚那句后头。第三代的媳妇在旁边听见，问了一句：还不上怎么办。小满说：那就还到还得上。

孩子把听诊器挂在脖子上，两片耳件一左一右，胶管从领口垂下来，走两步甩一下。他先把它当剑，横着抽了两下，抽到自己脚背上，疼了一下；又当电话线，一只手举着一头，另一只手比划着：喂——喂，你听得见吗，喂了三声，没有人理他；第三样是当望远镜——他捏着膜片那一节，眯起一只眼往窗外看，从东厢看到西厢，看到廊下，看到影壁，最后看到院墙。他放下来说了一句：看不见，家里有墙。说完他不太满意，把胶管那头甩了一下，甩出一点声音来。

他还试了第四样：把两片耳件分挂在两只耳朵上，挂着不动。这一样挂了很久。挂上去以后左耳里有一点响，很轻，断断续续，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拿指甲刮一块木板；右耳里什么也没有。他以为是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就把听诊器摘下来，翻个面再挂。换过两回，右边还是空的。他不懂这是哪一头出的事，也不打算弄明白，就那么挂着，挂着的时候两只手垂在膝盖上不动。窗外那阵蝉还在叫，叫一阵停一阵，停的那一段里能听见墙那头空调外机的响声。

院子里一个人也没有。巷子那头有两个孩子举着手机在拍，其中一个把手机架在半块砖上，喊另一个再往左一点，说这一段要留着。孩子把膜片按在自己手腕上，按了很久；他还不知道这个该数什么，数到二十几换了一只手，换完数到十几就乱了。有一回他坐在门槛上，把膜片贴在门板上，贴在门缝那一段，贴了快两分钟，末了他说：里面有东西。他自己知道那是风。说完他自己笑了一下，又贴回去，把膜片翻到另一面又贴了一遍；贴到第二遍他说：这个也有东西。

拍手机的那两个孩子，一个八岁，一个六岁。手机架在半块砖上，那半块砖是从花坛边上掉下来的，砖面上沾着泥，架上去的时候滑了一下，六岁的那个用鞋尖抵住。喊“再往左一点”的那个喊了三回，第三回他嫌烦，把手机拿起来自己走了两步，找了个地方重新架，架完还回头检查了一遍画面里有没有人。拍完他们把手机凑在一处看，看完一起笑了，笑声跑出院门。院子里重新静下来。日头还有一竿子高，孩子在门槛上又坐了一会儿，把膜片翻过来看了看，翻回去，起身进屋，把那个抽屉关上了，关之前把挂钟的位置又摆正了。

阿望是五点半拄着拐过来的，拐靠在门框上，杖头包的那圈胶皮已经磨圆了。他没有问那孩子拿的是什么，只问了一句：哪来的。孩子说，抽屉里。他哦了一声，没有再说，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转身回东跨院去了。走的时候他把门带上，带到一半停住，又推开一条缝——这一家的规矩，屋里的旧东西不外拿，拿到院子外头就不算旧东西了。他也没有提那孩子拿它当剑使的事；他这个年纪看人，只看人拿东西的手稳不稳，那孩子捏着胶管的两根手指是稳的。

书房门口的日头已经斜了，门槛上那一块亮挪到了东边。孩子还站在门口，把胶管绕在手指上，绕紧了又放开。他走到书房门口站住，先看的不是孩子，是那只抽屉——抽屉已经关上了，关得跟原来一样。他没有再问那东西是哪来的。他站了大概半分钟，把拐往门框上靠了靠，靠到底才站直；站直以后他又看了一回那孩子的手，看的是右手捏胶管的那两根手指。看完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不是问孩子的：这副东西胶管上头有一道裂，你别使劲拉。孩子说：我知道。他说完没有再问，转身回东跨院去了。走到回廊中段他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书房门口；那孩子还站在那里，手里捏着胶管，没有放下。

眠眠在花厅靠窗那张藤椅上坐着，天热，她把袖子挽到肘上。她从窗子里看见那孩子从书房出来，脖子上挂着那副听诊器，从东厢一路晃到影壁，又晃回来，晃到窗根底下还绕了一圈。她没有起身，也没有叫人。她戴的是最旧的那一副老花镜，镜腿用胶布缠过一道；她隔着窗看了一会儿，看的不是孩子，是那根胶管——胶管上那道裂口她认得，三十几年前它就是这样的。她跟阿砚说过一句话：这副东西我认得，它比你们都经放。阿砚那时候说：它那时候就该换。他说这句的时候没有回头，手里的笔也没有停，笔尖在纸上顿了一下，顿出一个墨点。

藤椅是夏天的椅子，竹面上铺了一层凉席，凉席边上有一圈已经起毛的穗。她坐着的那一张正对着一扇支起来的窗，窗下就是院子。镜腿上那一道胶布她缠了多年，缠得顺手，镜架因此歪着一点点，她也不去正它。窗外孩子走到第三趟的时候，她把身子往椅背上靠了一寸，没有出声，也没有叫人。灶房那边有人在说话，说的是晚上吃什么，声音隔着窗听不清。

孩子在影壁那儿站住了，转过身，隔着半个院子冲花厅问了一句。问的是：这个怎么用。屋里三个人——小满在灶房门口，眠眠在窗后头，阿望已经走出去半截——谁也没有立刻答。小满把手在围裙上擦了两下，走过去把听诊器从孩子脖子上摘下来，捏了捏那道胶管，捏到裂口那一段停下，说：这个我教。她说完抬头往花厅那扇窗看了一眼；窗后头那位正把老花镜往鼻梁上推，推到一半停住了。园子里那棵老银杏的影子已经斜过影壁，蝉还在叫，那孩子站着没有动，等着有人告诉他第一句。

他问完这一句，又补了一句：要不要擦一擦。屋里有一点动静，是小满从灶房那边过来的脚步，围裙上的带子一路响。小满走过去，没有先答话，先把孩子的手翻过来看了一下指甲，看完才说话。她说：先去洗手。洗手在侧门那边，水龙头在门后右手边。孩子跑过去，水声响了好一会儿，回来的时候手是湿的，甩了两下，甩不干。小满把听诊器从他手里接过来，先捏了捏胶管那道裂口，捏完把两只耳件分开，用手心擦了一遍，擦完搁在掌心里看了一会儿，然后交回他手上。她说：拿的时候拎这儿，别捏这头。他照着做了一遍。她又说：教你，头一条，先擦手，一天擦三回，早上一回，中午一回，看完一个病人一回。屋里静着，孩子一声也没有出。

九月第一个礼拜二上午九点，最东边那个县的乡镇卫生院二楼那间会议室坐满了人。四十七个人，屋子的面积只够坐三十六；前三排是桌子，三张长条桌拼起来的，桌腿长短不齐，一张底下垫了两片薄木；第四排往后全是塑料凳，蓝的红的都有，从中心校借来的，凳面磨得发白。窗子朝北，正对着后面那排樟树，树上住着一窝喜鹊，吵了一上午。黑板右上角写着开班的日期，粉笔写的，写到一半被擦了一次重新写，写得比头一遍小。开班没有什么仪式，也没有领导讲话，桌上摆着七本教材和一沓纸，纸是提前印好的，印得不齐，右下角有一处缺。

来最早的不是年纪轻的。第一个到的是那个七十二的，来了三趟车，第二趟堵在半路上，第三次才到；到的时候手里拎着一个布袋，袋里是几本旧册子，说是留着路上翻的，他一路没有翻，册子角被汗浸软了。签到在门口那张桌上，桌上摊开签到册和一支笔，笔是圆珠笔，笔尖秃了，写出来的字要用力才显。签完他往里走，走到第二排就坐下了，塑料凳矮，他坐下以后手撑在凳沿上，等别人过去。屋里的吊扇开了两台，第三台没开；靠门口那一台开关接触不好，拨上去要等十几秒才转，转起来还有一股铁锈味。

这个县的村医培训不是新办的事。第一期办在六十年前，用的是一册油印的手册，纸薄，背面透字，整本钉在一个铁夹子里；那册手册如今收在县档案馆，和一院一批老讲义放在同一节柜子，柜门上贴着一张纸条，纸条上是打印的字：暂不外借。中间断过两次，最长的一次断了十一年，断的那十一年里，这个县的村医靠一张纸上的口诀和互相打电话撑着，夜里出诊带一只手电，电池要备两节。算到今年，是第七代。第七代这三个字是县里一位退了休的老防疫站站长先用起来的，他当着人面数了一遍，从第一代数到第七代，数完又数了一遍，数到第三遍才对上数——他数的是人，一期一期数下来，数出了三十七个名字。

那一节柜子在档案馆二楼最里头，靠西。柜子是木的，玻璃门，玻璃上贴着一张纸条：暂不外借；纸条边上另外贴了一条，是后加的，加的是一段透明胶带粘住纸条的上沿，粘过一回了，胶带发黄，压在纸条上的那一角已经起皱。册子不在门里，是从门上的小窗口递出来的。递册子的是一位值班的，递出来的时候说了两句：戴手套，翻完了合上，我在这儿坐着，不走。说完他把手里那支铅笔在桌沿上磕了一下，重新低头去抄那一叠索引卡片，一抄就是半页，中间没有抬头。册子的封皮上没有印字，是牛皮纸的手工封面，封面内侧贴着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三个县的名字，字是手写的，一笔一笔描过的。

学员的年纪差得很远。最大的七十二，最小的一个二十六。二十六那个是第七代里最小的一个，她管的村子只有二十几户，一个人管全村的血压和糖尿病，一台血压计，一个本子，一部手机。手机里有一个群，是这一期的群，二维码贴在会议室后门上，扫码的四十五个，还有两个是替家里老人来的，进了群没有说过话。那台血压计是柱式的，铜壳，袖带是布的，绑带上有两道洗得发白的线；县里这两年发下去一批电子的，发到村一级，多半搁在柜子里，落了灰，柱式的还天天在用——电子的读数准，可是村里人认那根水银柱，认了半辈子了。

她坐的是第三排，靠窗那一侧，桌上那份纸是提前印好的，边上有个错页角。她坐下就把纸折了一角当页码，折得很齐，折完用手压了压。屋里有人带了一叠病历来，说是顺路带的，坐下以后放在脚边，整整顿没有打开。那四十七个人里有一半是自己骑车来的，车停在院墙外头，早饭吃的是从镇上带来的两个包子，包子用报纸包着，包包子的人把报纸折成方块，折完压在碗底下。二十六岁的那个把手机倒扣在桌上，扣了两次才扣平。

上午讲高血压的规范化管理。讲的人不是县里的，是省里下来的，一位五十几岁的心内科医生，一堂课讲了三节，中间让人上台来量血压，上台的一共十九个。轮到那个二十六岁的村医，量了三次，第三次还是不对——绑带滑到了肘弯卡住，水银柱因此在表盘上摆了个头。她低头看出来是自己的问题：她穿的是一件带拉链的外套，袖口比手腕小一寸。她把袖子往上推了一截，重新绑，这回数对了。屋里有人笑，她没有笑，抬头看了一眼那根水银柱，又低头数了一遍，报了一个数，报完自己点了一下头。

三节课，第一节讲怎么量，第二节讲怎么记，第三节讲怎么追。那位医生讲得慢，一句一句说，说完一遍还要停一停，看底下有没有人在记笔记。上台量血压的是自愿举手的，举了十一个；后来他又点了八个，点的时候说了一句：站久了受不了的别上，坐着的举一下手。这样上台的一共十九个。有一个上台的时候手抖，绑带系了两次才系上，系上了又嫌松，自己解了重来。台上没有催他，那位医生一直站在旁边等，等他自己量完。他报数报错了一格，医生说：不用重来，记下来就是。台下有人小声说了一句什么，说完有人点头。

投影是县里那台旧投影仪，幕布发白，中间有一块洗不掉的黑印，是去年印字落的。课件主讲的人自己做的，三十几页，字很小，最后一页是随访要点，五条。带教的老师一共七个，坐在第一排桌边，面前各摆一台血压计和一沓表格。七个里有一个四十七岁的，在县卫生院带教十一年，名单上他排在第七。别的老师讲完就走，他这一位不走，讲完一节挨个上手，一个一个地纠：绑带的位置、表盘读数、给人量的时候表盘该竖着还是平着。纠到第四个他说了一句：记住，血压机是给谁用的，不是给表盘用的。说完他自己也拿了一台，卷起袖子量了一遍给大家看。

投影仪架在前面墙上，用一根木杆顶着，木杆是从后窗借来的，窗台上的花盆挪到了地上。幕布是白布绷在两根木条上的，木条一头长一头短，绷得不平，中间垂下来一道，垂着的那一道正对着幕布中央，打出来的字在那一道里就重。灯泡换过三回，第三回换上去亮了两天，第四天开始不亮，拆下来摇一摇又亮了，亮了半天又黑。项目组来的人换了第二只灯泡，换完当场试了一片，亮度才够。字小，后排看不见，后排的人把桌上的纸举起来照着看，举了一排。

中午在院子里吃盒饭，四十七份，塑料盒，米饭上头扣着两块红烧肉，一个素的。吃饭的时候那个二十六岁的村医问了一句：老师您是哪一家的。那个四十七岁的报了个医院名字。她又问：那您老师呢。他说了一个名字。名字说完院子里没有人接话——那四十七个人里没有几个知道这个称呼；有人擦汗，有人揭饭盒的盖，有人把空盒摞起来，摞到第七个的时候摞歪了，倒回去重摞一遍。有一个记性好的，把这个名字记住了；她吃完把饭盒盖上，回屋的时候把册子翻开看了一眼那七个名字。

饭是县里那家饭店送的，十一点四十送到，装在四只纸箱里，一箱十二份，抬进来放在廊下。米饭是现蒸的，压得很实，一盒两勺；红烧肉肥的多，那一盒里的肉切得碎，碎的那一盒最后给了灶上的人。菜只有一样是素的，是炒青菜，炒得重油。塑料盒是一次性的，回收的时候要分开，塑料归塑料，油纸归油纸；吃完的人自己把盒盖扣上，扣不严的用橡皮筋箍一道。二十六岁的那个吃了两口就停了，把盒里那块肉咬了一小口又放回去，盖上盖子。她要赶十一点五十那趟回村的车，晚了就要等到明天。

散了以后，那个二十六岁的村医回会议室拿帆布包，包里有一本签到册，塑料封皮，封面上一行手写的字：第七期。册子最后一页是带教老师一栏，填着七个名字，第七个名字后面用很小的字注着：省城一院进修三年。她把自己的名字填在学员那一栏最末一行，然后拿铅笔在名字后面添了三个字，添得很重，铅笔芯断了一小截，断了她也没有削。那三个字是一个人的人名。这一期第七代的带教老师，是白露的学生。回县城的班车上她把签到册摊在腿上，翻到第一页——第一页的日期在六十年前，名字是别人代填的，字比她的老，墨也淡了。她伸手把第一页和最后一页一同压平，让两个纸角对齐，然后合上册子。

下车以后她没有直接回卫生室，先沿着河堤走了一小段。堤上没有人，堤下有水，水面上浮着一层草。她走的时候一直捏着那个帆布包的带子，走到第二根电线杆的时候她把那三个字在心里念了一遍，念完发现自己把中间那个字记成了别的姓。第二天上午她照常开门，第一个来量血压的是村东头的老太太，量完她把绑带的位置往下挪了一寸——她昨天在县里学的，第一句就是这个。老太太问：今天绑得比昨天低。她说：低一点好。那一天量了十四回，只有那一回她绑到了肘弯，绑完她自己笑了一下，把带子重新系好才报数。收摊的时候她把签到册从抽屉里又拿出来看了一遍，看完锁回去。

第二年三月，项目组第一次下县。这一组六个人，组长五十几，组里最小的就是她，三十出头，分在心内。三个县，走完要十一天，行程是一张贴在群里的表：第一天最北那个县，第二天往南，第三天到最东边这个——她被分在最后这个。出发前一天她在屋里收拾行李，收出一件旧毛衣，是她奶奶压箱底压了二十年的，一直没舍得穿，衣领上有一圈起毛的螺纹；她看了一眼，又放回箱底。到了县里她才听人说，这一件毛衣当年是拿新毛衣的票换的，票是一个厂子发的，厂子早没了。她在县招待所住了三晚，被子叠得方方正正，枕头是荞麦皮的，荞麦皮捏起来沙沙响。

分工是一月里定下的，贴在群里的表，谁去哪个县一格一格填好。表上有六行三列，列是名字、县、日期。定的时候有两个人提了异议，说排得不均；组长说按里程排，最远的先走，走完往回走一段路最近。异议没有再提。出发前一天晚上组长在群里讲了四句：早睡、按时吃饭、车上有事说一声、别自己去那个不该去的地方。行李限重，寄存在车站的东西不能超过二十公斤；她那一箱称了重，超出一公斤二，把两双袜子挪到了随身的小包里，挪完又觉得不合算，又拿回来一双。

这个县跟她想的已经不一样了。城口新修的互通立交下面停着两排等活儿的电动车；十字路口那栋楼有十七层，玻璃幕墙上一层一层反着光；路灯杆上贴着二维码，红色的，扫出来是本地一个办事的小程序。往下走的村子变化更大：那家村卫生室当年是土坯房，墙皮掉了一半，门口一块木牌，牌子上的字被雨泡花了；现在是白瓷砖房，墙上刷了蓝色的健康宣传栏，栏上是打印的挂图，边角卷起来，用透明胶带重新粘过两回。血压计也换了，电子的，屏幕上一串数字，村医说这玩意儿好，能存；说完又补一句：可我不会教病人看。她把这句记在本子上，本子上那一行后面画了一个小圈。

城口的立交是三层，最上面一层走车，下面两层给行人。桥墩底下那一排等活儿的电动车一共十一辆，其中三辆的车斗上架着旧冰柜，冰柜的电线接着桥墩上一个插座，那插座上接着七八个插头。路口那栋楼的大堂有保安，保安问她找谁，她说找招待所，保安让她在门内的柱子上看路牌，路牌是铜的，字磨掉了一半。她从路口走到招待所用了七分钟，这七分钟里喇叭响了六回，回回都在她身后。她把手机拿出来过一次，看了看时间，又放回去。

最远那个村的小学她去看了一趟。学校的名字就是那个村子的名字，一块水泥砌的校门，字刻在门楣上，笔画里还留着石屑没有刷干净。二十六个学生，两间教室，屋顶是后来翻的蓝色彩钢板，一间教室里挂着一块小白板，白板的木框上贴了一条红纸，纸上的字是校长的字，写的是“卫生角”。她在那间教室里听了一节课，课是数学，讲的是两位数加减；听完她问校长这个学校谁出钱修的。校长说，是一个姓沈的老板，出钱修了十来年，一年补一回，雨季前补一回。说完他补了半句：老板自己不来，来的是他公司里的人。这个她知道——她小时候在阿望的书房里见过好几回这个学校的名册，名册一年一本，纸的，封面用红格布，扉页上是阿望的字，写着修缮的月份和数目。

她去的时候是第二节课下课后。学生从教室里出来，围了一圈，被校长赶回去两回，赶回去就在窗玻璃后面站着看。校长是中年男人，手上沾着粉笔灰，讲话的时候手指头上那点白一直蹭到裤缝上。那间教室的卫生角在靠门那一面，角上摆一只空的药箱，玻璃门上的漆掉了一半；旁边立着一本记名册，记的是每天喝水的册数，字是老师写的，一天两行，最后一行填到那天就断了。校长带她看了厕所，厕所是水冲的，蹲位三个，中间那个的门关不上，用一根铁丝绑着。她在那间学校一共待了四十分钟。

第三天下午她去了县志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在图书馆三楼，屋子不大，靠墙一排铁皮柜，柜门上贴着手写的标签。她要看的是六十年前那一段，翻的是九十年代修的那一版，两卷，简体横排，纸发黄，书脊用棉线装订，线头起毛了，翻开要用手压住半天才翻得动。管卷的是一位戴老花镜的女的，收了她的借阅证，登记簿上记了册次和日期。她坐着翻，桌上摊着手套一副、铅笔一支、小尺一把，还有一个小小的放大镜，镜腿是塑料的，一头长一头短。戴了手套翻得慢，一天翻不完半卷；她翻了一个半卷，手指头在纸上留了汗，把纸角洇软了一小块。

借阅的手续比她想的多。第一道是拿证件，第二道是填一张单子，单子上要写要看哪一段、要查什么，她写了三行；第三道是等。她坐在走廊的长椅上等了半个钟头，长椅靠着一扇窗，窗上没有帘，外头那一棵树的样子透过玻璃印在对面墙上，印得很淡，树叶动一下墙上就动一下。她数了三遍那片影子动了几下，数到第三遍自己停了，把手里的铅笔在手指间转了半圈。轮到她进去的时候那位管卷的女士已经把书在桌上摊开了一页，摊的是封面那一页，等她坐下才往里翻。翻的时候她提醒了一句：这一卷纸脆，翻的时候两只手。她坐下以后把那副手套的指头一根一根捋直，捋完才伸手去翻第一页。

图书馆的楼梯是水磨石的，从一楼到三楼一共五十二级，她数着上的。扶手是木的，木头被手摸得发亮，亮的那一段在拐弯的地方。编纂办公室的门是半开的，门上贴一张手写的纸条，纸条上的字是用毛笔写的，写得不齐，末了一个“室”字压在门框上。她进去的时候屋里有人在抄卡片，抄的是手写的索引卡片，一张一张翻，卡片盒有十来个。她等了十分钟，等那位抄完一段才开口问。借阅证是她前一天办的，硬纸壳的，壳子里贴着一张两寸照片，照片是她二十几岁的时候照的，照片上的她没有笑。

翻到文教与卫生那一节的时候，她的手停住了。那一节里记着六十年前的一次巡回诊疗，条目很短，四十来个字，末尾有一行附注，附注说的是一册手册：板费自筹，印三百册，三个县各一百册，巡回时随队带去。附注后面落着四个字。她盯着那四个字看了很久，看到眼睛发酸也没有眨眼。那四个字是她曾祖母的名字——她曾祖母祖籍就在这个县，这件事家里从来没有说起过；她小时候在东跨院的樟木箱边上见过那册手册的影印本，翻了两页就放回去了，当是旧书，翻完连灰都没有掸。

那一条只有四十来个字，记的是巡回诊疗的事：一支队伍三个人，一辆自行车，十七个村，走了十九天。队伍的名字她没有抄，她抄的是人数和天数，抄完又对了一遍，对上了才往下读。附注那两行她读了三遍。第一遍读字，第二遍读数，第三遍读的是板费自筹那四个字——三百册的纸钱是自己出的，出的地方没有写。她在本子上算了一下：手工印，一天一个人印一百五十份上下，三百册要两天。她算完在那一行后头画了一个很长的圈，画到本子边；圈画完她的手指在纸角上停住了。戴着手套的手心出了汗，汗把那一小块纸洇软了。

她掏出手机拍那一页，拍了三张：一张整页，一张附注，一张落款。拍完她把手机翻过来，屏幕朝下扣在桌面上，又想了想，翻回来重拍了一张——这张只拍那四个字，拍完她才把亮度调低。管卷的那位女的说，这一卷不外借，复印要开证明；她说我知道，我就是拍给我自己看。那位女的把借阅证收回去，在登记簿上写了还卷的时间，末了抬头问了一句：你是哪一家。她说：沈。她说这一个字的时候声音不大；对方也没有再问，把册子合上，用棉线重新绕回书脊，绕了三圈，绕完用指甲把线头按进线槽里。

她拍完把手机翻过去，屏幕朝下扣在桌面上。扣了一会儿，屋里的光斜过来，正好照在玻璃窗上，窗玻璃有一层灰，灰把外头那棵树照成了一团影，影子落在她摊开的纸面上。她把椅子往边上挪了半尺，躲开那一块影，挪完又打开手机，把三张里的一张删了——删的是那一张只拍到整页的。她说：这一张太虚。她重拍了一张，拍的是附注那一行小字，拍完把亮度调低。她请那位管卷的女士帮她看一眼那四个字的落款是不是全的，女士侧过头看了一眼，说：全的，一个不缺。她把这一句记住了。收起手机以后她把椅子挪回原处，坐下，又把那一页翻开了一次，从头看到尾，看的是版心那一行。

那天下楼她给小满打了个电话。她是在楼梯拐角打的，只说了一句：妈，那册手册是你曾祖母印的，三百册，三个县各一百册。小满在电话那头“啊”了一声，啊完隔了几秒才问：你怎么知道的。她说：县志上有。她挂了电话，在楼梯拐角又站了一会儿——三层到二层那一段，扶手是新换的不锈钢，旧的锈印还留在墙里，一格一格，像一列停住的火车。她想到那三百册里的一百册，此刻大概还在这个县某个村卫生室的柜子上，柜子上落着灰；谁翻开过，谁也不知道上面印的是谁的钱。

那天晚上在招待所，她把那三张照片放大看了三遍。第三遍她看出来一件事：四个字里第一个字的墨色比另外三个浅，淡得不多，隔着屏幕才看得出来。她把这一张单独存了。她后来想，这多半是那枚字模用了太久，边上磨损了，印出来的头一个字总要缺一点。她没有再往下想。她洗了把脸，灯绳拉了两下才灭。睡下以后她把被子往上拉了拉，枕头是荞麦皮的，压不动，她把枕头翻了个面，翻完把手机从枕头底下抽出来，看了一眼时间：十点四十。

腊月初七那天下午四点，沈园的门房开了铁皮信箱。信箱挂在门房外墙上，投信口是一个巴掌大的长方形，边上有一道被雨锈出来的褐线；那天信箱里的东西不多，几张广告单子，一个快递袋，还有那一个信封。广告单子归了垃圾箱，快递袋归了门房自己，那个信封门房捏了捏，说这个轻，就搁在了窗台上。窗台是水泥的，上面摆着一盆快死的绿萝。搁到第三天，第四代的一个孩子放学回来，替门房把窗台上的东西往里收，收的时候把这个信封也收了进来。

信箱每天开一回，是四点钟开，开完用一根铁丝把投信口别起来，钥匙挂在他腰上的一个活环上，那个环走路的时候碰着腿，叮一下。那天他开之前先用袖口把投信口边缘擦了一下，擦下来一层浮灰，擦完才把盖掀开。盖是铁皮的，掀的时候有锈，锈住了一处，他用另一只手在底下托着，托了两秒才开利索。信箱里的东西有五件：广告单子三张，一张是卖空调的，一张是招聘，一家保险公司的；快递袋一个，寄件那栏的字是手写的，写得很潦草。剩下就是那一个信封。

四点开信箱是有道理的：四点以后园子里的人多半在外面，门房一个人，收进来的东西也只进不出。他开信箱有一个习惯，开之前先看投信口那一圈——那一圈上落着灰，灰是均匀的，均匀就说明这一圈昨天到今天没有人动过；要是有一处灰被蹭掉了，说明有人贴着门缝往里塞过东西。塞东西的人他认得出来：塞得急的会蹭掉上头那一处，蹭的形状是竖的；塞得慢的蹭的是底下那一处，形状是横的。他看过二十几年，看出来的次数一共有四五回。这一回他开之前看的是底下那一处，灰没有被蹭掉。他把盖掀开的时候用另一只手在底下托着，托了两秒才开利索。开完他数了一遍：五件。三张广告单子，一个快递袋，一个信封。他把广告单子和快递袋分开归了手，最后才把那个信封拿起来，捏了捏。

信封是牛皮纸的，巴掌大，边角磨圆了，四个角有两处起了毛。上面没有收信人，没有地址，也没有邮戳；封口是粘过的，粘的是糨糊，糨糊早就脆了，边上掉着一层白渣，一碰就往下掉。封口骑缝的地方有一个圆印，直径不到一公分，看着像是被图钉压过——那种旧式的图钉，钉尖带一个小小的圆帽。信封里头有纸，是两张，跟信封一样旧，纸边发毛，摸上去有点扎手。有两处地方被虫蛀过，是很小的针眼，透光，透出来的亮点只有芝麻那么大。整封东西薄得能透见手心，抖一下能听见纸和纸摩擦的响。

那个快递袋是寄给第三代的，他下午回来拆了，拆完里面是一卷线，装在塑料筒里，筒盖上没有字。他把线搁在门房那个靠墙的架子上，搁完又拿起来看了一眼里头的单子，看完仍旧搁回去。广告单子门房没有扔，搁进了窗台底下那个纸箱里，纸箱里还有上个月的两张和一把旧剪刀。第四代的那个孩子放学回来收东西，先用袖口把窗台上的浮灰蹭了一道，蹭完再去拿那三样；那一下蹭得很用力，蹭出来的白痕留在窗台的水泥面上，后来擦不掉。

这封信在沈园里转了一圈。第一圈是小满收的：她把它拿起来翻了个面，看见没有字，问了一句这是哪儿来的，门房说不知道，她就搁在花厅的条案上，压在一沓药盒底下。第二天来收药盒的人把它带到了后厨，灶上的人拆开看了看——不外封的药盒本来就要拆——拆完撂在窗台上，说不是单子。第三圈是阿望，他那天在东跨院晒被子，把窗台上那堆零碎归拢了一下，归拢的时候抽出来看了一眼，说了一句：这是空的么；也没有再问。第四圈是第三代，他来收废纸，收的时候顺手把它卷进了纸堆里，收到院门口被小满叫住了。

那两箱药是小满从医院带回来的，带回来是要分的：一箱是她自己的，一箱是替别人捎的，下午还得送回一批。所以那天下午灶房里拆盒子的声音一直有，拆一只响一声，拆完摊在案上按大小分堆。分药盒的是灶房那位做了几十年的师傅，他拆到最后剩几样零碎，把它们往窗台里侧推了推，推齐了才洗手。他在这园子里做事做了几十年，各家丢在窗台上的东西他都见过，见了归拢，归拢了也不问。那天他手上正拿着一卷胶布，胶布用到最后，卷芯上剩一圈。

小满把它从纸堆里抽出来，摊平，问他：你就这么收。收纸的年轻人有点不好意思，说上头连个字都没有。她说：没有字是别人的事，不是你的事。他把纸堆抱走了，信封重新放回条案上。放回的时候她把封口那道脆了的糨糊轻轻按了按，按实了，怕它散；又把那两个针眼对着窗子照了照，照完拿指甲在针眼边上抹平了一圈。这一转，就转到了腊月十二。那天阿砚坐在条案另一头翻一本旧册子，他眼睛这两年不行了，翻书要拿一只放大镜压着；他把放大镜搁下，伸手把那个信封拿了过去。

收纸的年轻人那天是顺路来的，来的不止一家，隔壁两家的也在一堆里，合起来有六十多斤。他带着一只布袋，布袋是粗麻的，装了一半，剩下的只能抱在怀里。他说这一片旧院子多，家家都攒纸，一个月能攒一二百斤，攒够了他骑车拉到街口那个回收点，价钱是一斤六分。小满让他把那堆纸抱到廊下去，抱着走；廊下有一块干的地方，纸堆放上去不沾地。他抱过去的时候特意走得很慢，怕上头那一沓散了。放好了他问还要不要别的。小满说这一堆里挑出来的那一张不要了，别的照旧。

他先掂了掂，又举到窗前往光里照。纸薄，光透过来，里头的字透出一层灰影，两张纸都是平的，没有折痕。他从抽屉里取出一把小刀，挑封口那道糨糊，挑得很慢，一点一点往下剔，挑下来的渣落在条案上，落成一小堆。挑完他把封皮打开，翻过来看了看背面——背面也没有字。他抽出两张纸，没有先看，先递给她。她接了，展开。两个人隔着一张条案坐着，一个九十四，另一个也是九十四，中间隔着一副放大镜和一只从前的线轴。那两盏灯照着两个人，一盏照一张脸。

小刀是从写字台第二个抽屉里取的，取的时候他把上头那一层东西挪开了才够着；刀柄上原先缠过一圈胶布，胶布烂了，剩下的那一片拿剪刀修过，边缘不齐。挑封口他挑得很慢，从左上角往下，一刀一刀往下剔，剔下来的渣落在条案上，堆成一小堆；堆到第三堆的时候他换了个方向，从右上角往下。两条路走通，封皮就开了。封皮上原先那层糨糊只剩一层底子，底子上有一道压痕，是当年封的时候用手指头抹出来的，抹出一个弧。他看完那道弧，把封皮翻过来看了看背面，背面也没有字。

墨水她认得。蓝墨水，钢笔，笔尖劈过一小岔，所以每一笔的收尾上都有一点分叉；这样的墨水如今买不着，玻璃瓶的，瓶底沉着薄薄一层。她在白露书房的抽屉里见过两瓶，是老主任留下来的，瓶口的胶塞干了，摇一摇还能响。纸也认得：那时的信纸有三种，竖格红线的一种，打铅笔格子的横格纸一种，普通的白信纸一种；打格子的那种是写文章用的，写信的人不大爱用。这一张打了格子，却没有守格子——那行字从左到右斜着往上走了半分，写完没有署名，就把整张纸剩下的大半留白了。

那两瓶在白露书房的抽屉里，是老主任留下来的，一瓶的胶塞是红的，一瓶是白的；红塞的那瓶少了小半瓶，白塞的还满着。她第一回见这一瓶蓝墨水是在一间屋子，屋子的窗台上放着一只搪瓷缸，缸沿磕掉了一块瓷。她说到这儿停了一下，问阿砚：你记不记得那个缸。阿砚想了很久，说：记不得缸，记得缸里没有水。她说：那时候写字的钢笔都是拿蓝墨水灌的，灌一缸，笔一蘸就是一下。她又说：现在买不着了，超市里连那一格都空着。阿砚哦了一声，没有接。

两张纸上头只有一行字，写的是：还记得那年的一碗汤吗。没有落款，没有日期，末尾连一个句号也没有。字是钢笔写的，蓝墨水，笔画瘦，起笔不重，收笔往上挑了一点。她把那张纸看了两遍，第二遍看得很慢，从头看到尾，看完又从尾看到头。她记得那年冬天那碗面：一门脸很小的铺子，进去要低头；一大碗清汤宽面，汤上头浮着葱花，碗边有一处豁口；两个老人一人一碗，吃完谁也没有说话。回来的路上其中一个说了句什么，说的是什么她记了六十年没有记起来。

那行字从左边起笔，写到右边一行字的三分之一就停了。她念了一遍，念完又念了一遍，第二遍是闭着眼念的。念到“那年”两个字的时候她停了一下，停了一下又接着念完。念完她睁开眼，看见阿砚的手放在条案上，手背朝着灯。阿砚说了一句：别念了。她说：我就念一遍。她伸手把纸往灯底下推了半寸，让那一行字正对着光，光从纸背面透过来，那一行字变成了一排影。她看着那一排影，看得比看字的时候久。

她把纸按在条案上，压平，两只手压着没有动。阿砚没有问她信是谁寄的，她也没有说。过了一会儿她把纸折好，折成三折，收进衣襟里那个小布口袋；那个口袋从前装的是老花镜的备用镜片。她收完抬起头，说了一句：这句我认得。她没有说认得的是字，还是那碗汤——阿砚也没有问。到今天为止，这封信是谁写的、寄给谁、走了多少年才落到这个院子里，沈园里没有一个人说得清；它只躺在花厅条案的第三个抽屉里，底下压着那本六十年前的手册影印本。

那个抽屉是花厅条案上三个抽屉里最里面的一个，拉开的时候有点卡，要往上提半公分才拉得动。里头原本是空的，如今搁着那本六十年前的手册的影印本——影印本是照着县档案馆那一册复印的，复印的那一段前后各留了两行的空白，纸边上有一道剪的痕，剪的人手生，剪歪了一点。影印本旁边还搁着一沓散纸，散纸上抄的是同一段文字，抄的是铅笔，字比影印本上的淡，淡了很多，一段抄了三遍，三遍的字迹不一样，最早那一遍最重。那个抽屉她后来没有再开过。第三代有一回来找东西，把手伸到最里头，碰到那一本，摸了一下，问了一句：这是什么。她说：是旧的。他就没有再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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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5章 一院的老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