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开学，第四代收拾行李，从家里带出来一只碗，裹在三层旧报纸里。碗是粗白瓷的，白里带一点黄，比现在吃饭用的碗小半号；碗口一圈有一道磨出来的亮边，是几十年蹭出来的；碗底外沿缺了一牙。他把报纸拆开，缺口正朝着手心，瓷茬早就磨圆了，摸着不割手，缺口里积的茶垢是灰黄的，抠不出来。碗用报纸包得很仔细，每一层都折过边，折得方方正正，报纸上的字褪得发黄，日期还认得出，是十年前的。包碗这件事是临出门前一天晚上在堂屋里做的：报纸先裁成比碗口大两寸的方块，铺一层，碗口那一圈再压一层，四个角往里收，收成一个方包，拿一根棉线十字捆一道，捆完打一个死结。捆好他掂了掂，说比我那本书还沉。

报纸是从墙角那捆里抽的。那捆报纸用麻绳十字捆着，绳头已经磨成了毛的，是搬进来那年秋天捆的，捆完没有再动过，捆的时候绳扣朝着门。抽报纸要先把绳解开，解开不难，难的是解开以后照原样捆回去。他坐在堂屋的凳上解绳，解了两回才把绳头挑开，挑开的时候绳头扫过纸面，纸响了一声。他妈坐在灯下挑，挑出两张摊在桌上对光看，看完又把一张推回去，说这一张不齐整。她挑的时候捏着纸角，捏得很轻，纸角上没有留下指印。剩下那一张上有块油渍，油渍正压在字的当中间，油渍那一块不作数，另取。取完她把报纸一张一张摊在桌上，摊到桌沿没有了就搁在凳上；她说够了。他说够了，碗不用再兜。临了他妈起身把凳子挪回原位，挪的时候凳脚在砖上响了一声。

临出门那天早上他去了一趟后灶。后灶上那一位正在收拾，听见他说要带走一只碗，把抹布往灶台上一撂，抹布搭在锅沿上没有掉下来。灶上那一位过来看了一眼，看的是碗底那一处缺口，看有两三秒，然后问他：缺口朝上搁过没有。他说搁过。灶上那一位把手在围裙上擦了两下，擦完说，那你这回是走远门。他说走长途。灶上那一位没有再问，转身从碗柜里把碗取出来，取的时候两只手，一手托底，一手扶沿，托得很平。碗离柜子的时候有一点响，是柜门合上的响。碗交到他手上，那一位在他手背上按了一下，按完把碗放开，转身去揭锅盖了。揭到一半又回头补了一句，说路上别拿钢丝擦，钢丝擦了釉就发乌；他说知道，又说了一遍：知道。

剩下那几张摊在凳上，谁也没有先收。天黑得早，他把凳子搬到窗根底下，借院子里那点亮又看了一遍；纸面上的字只剩一层影，认得出日子的没有几张。他妈在灯下补一件旧褂子，他替她把线咬断一根，咬完把线头并回她手里。挑出来的那两张他卷成卷儿，塞进碗的纸包外头，塞进去又抽出来看了一遍，看完仍旧塞回去。剩下那几张她收成一摞，对齐了边，蹲下去把墙角那捆旧报纸解开。绳子绕了几十年，绕的方向是从上往下；这一回他从下往上绕，三圈才绕上去，打结用了两次牙咬着绳头。捆完他把捆挪回墙角，挪的时候把靠门那一头转过来——绳扣朝着门，是搬进来那年定下的。他拍完手上的灰站起来。

出门是在天还没有亮透的时候。行李背在身上，碗的纸包揣在怀里，揣的位置是靠左那一边，贴着肋骨。他妈站在院里，没有送过道，只站在阶下看着。他从她身边过去的时候她说了一句：到了先写信。他说我知道。她又说：信里不要写碗。他说那写什么。她说：写你到了没有。他走出两步她又补了一句：碗也不要写。他停下来问她为什么。她说：写出去人家就知道你带着什么。他背上那一只纸包硌了一下，硌完他走了。出院门的时候天边刚起一线白，门房那个大爷把铁门开了一半，开的角度只够一个人侧身过去。他侧过去的时候纸包碰到门框，响声是他自己听见的。走到坡下他把纸包取出来托在掌上掂了掂，掂完仍旧揣回去，揣的位置没有换。

这只碗在沈园待过的日子，比在场的多数人都长。头一程在老太太手里，装咸菜，装针线，装刚从地里拔回来的青菜，端碗用两只手，碗沿不大，一手能托住。第二程是小满，碗里装家里人分好的药包，一年装一回，装完摞在碗里端到桌上；再往后是第三代，碗里装螺丝、扣子、硬币，还装过一阵旱烟，装烟丝的那半年碗底熏黄了一层，怎么刷都刷不净。第三程就是这一只，碗跟着他去了外地的学校，进了宿舍，放在书桌角上，紧挨着台灯。装箱那天它被放在箱底，底下垫的是一床用不上的薄褥，铺一寸厚，正好卡住碗，让它在路上不磕。

第三代装旱烟是那半年才有的事。烟丝是散的，装进去要压实，工具是一枚顶针，顶针太小，压得慢，第三代就拿它在手心里转，转四五圈压住一层，压到半指厚算一装。装满以后拿一张报纸卷一个卷儿把碗口封住，封完拿一根麻绳绕两圈，绳头塞进圈里。那根麻绳在碗底外沿留了一道印子，绕在缺口下头半寸的地方，绕了两道。后来碗传到他手上，绳已经烂了，烂成几缕灰，抠不下来，拿指甲一点一点刮，刮下来的是灰白色的屑，落在桌上像一层薄粉。碗底那道印子到如今还在，淡的，像一道旧的水线。那半年过去以后他把烟丝倒了，倒完拿碱水泡碗，泡了两天；泡完刷出来的那层黄还在，刷不掉，就留下那样了。那以后碗再没有装过别的。

第三代在家的那些年，碗其实不大用。添碗是他媳妇做主添的，一次添两只，都是蓝边的小碗，添完把原来那只也一并挪到了柜子第二层。有一年年里来客人，客人多出一双，灶上那一位从柜子里把碗取出来用过一回。取碗的时候她先看的是缺口，看清朝向，把缺口转到墙那一面才盛。盛完端出去，那一只在桌上没有人问是从哪儿拿的；吃完了她收回来，仍旧转过去，转到缺口朝墙。洗碗的时候她用凉水冲了冲，冲完倒扣在架子上，扣了半刻钟才翻过来，翻过来又拿旧报纸擦了一遍，擦完仍旧搁回原处。

碗底那圈缺口，家里问过的人不只一个，答案也只有一处是一样的：是老太太磕的，磕在旧灶前头那级砖沿上。那一级砖后来拆了，砖砌进了花厅东墙下头，砌得整整齐齐，砖面朝里，看不见字。她磕的时候手里正端着这只碗，够灶上的东西够完转身，碗底在砖沿上蹭了一下，崩了一牙。那年她已经不管灶上的事了，还自己端碗；谁也没有看见，看见的人后来也只说听人讲过。讲这一段的人换过几个，说的都不多，说来说去就那一句：她在灶前头够东西，够完转身，碗底在砖沿上蹭了一下。就这一句，谁也没有添，谁也没有减。旧灶那一级砖沿高出地面两寸，碗底又薄，蹭上去不是碰，是别了一下——别一下，瓷就顺着茬走。传下来的是这圈缺口，缺口一年一年磨圆，形状没有变过，还是一个月牙。

讲这一段的人，屋里有三位。第一位是从前灶上帮厨的那位，第二位是那年秋天在园子里做过短工的一个远房，第三位是从前跟着老太太的那位。前两位讲的时候都要先说一句“那时候我不在灶前头”，说完才讲。第三位讲得最少，只说过一句：她那年手上没端稳。屋里人后来问过那位做短工的，为什么非要先讲不在灶前头。那位想了想，说，先讲清楚这一句，后头的话才有人信；要是先讲别的，后头的话就有人不肯听了。屋里人又问那位做短工的，你当时到底听见没有。那位说，我听见的和传的一样，就那一句。他说完又补了一句：我搬了一下午的砖。还有人问第一位：她后来在灶上退下来没有。第一位说退过，退了两年，退出灶上的事她还要自己端碗，那一段就在那两年里头。

屋里人后来还是问了第三位，问的是那两年灶上的事归谁。第三位说：那时候灶上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帮厨的，一个是我。屋里人把这一句又问了一遍：那你为什么不去顶。第三位说：她端碗端得动，没有叫我，我就不去；她要是叫了，我一定去。屋里人说：那这一条是你自己赌的。第三位说是的。屋里人又问：那两年你离灶上几步远。第三位想了想，说十几步，都在东跨院那边；她说她每一回端碗出来，我都在院里看得见。看得见的人只有我一个。屋里人问到这儿就没有再问。那位做短工的坐在门槛上把这几句听完，起身的时候说了一句：这个我作证，我那时候在坡上搬砖，坡上能看见东跨院的门。他说完又补了半句：看见门不等于看见人。

孩子第一回听见这个说法的时候，牙已经磕了不知多少年。他问那还装东西吗，家里说不装。他又问那怎么不扔。没有人立刻接这句；隔了两天他妈妈才说，说的是一条规矩，不是一条道理：这只碗不许进垃圾桶，要用就用，要不用就搁起来。说“搁起来”的时候她把碗翻过来，缺口朝上，搁进碗柜里，说这样不藏灰，谁进厨房都看得见，看见了就不会顺手拿出来。这条规矩是她自己立起来的，立之前有过一回教训：有一年家里搬家，锅碗捆了一大堆，捆的时候没有看，捆完搬到新厨房才拆开，拆开就有一只碗裂在碗心。那只缝过的粗碗搁在柜子最里头，后来没有人再用；缝碗的那道痕到现在还在，只是没人提。柜里这只碗从此一直缺口朝上放着，柜门一开就看见；三年里换过位置，缺口还是朝上。

规矩立起来以后的第三年，家里有人动过一回。那天是取一只盘子，碗柜的门被整扇拉开，拉门的人个子高，手先摸到最上头那一格。摸到碗的时候他把碗端了出来，端出来看了一眼，看完没有说话，又放回去了。放回去的时候缺口朝下了——这个是他后来自己回想起来的，想起来的时候他已经出了厨房，站在廊下，站了一会儿。是当天晚上眠眠回来看见的。柜门敞着，碗缺口朝下搁在第二层。她没有问是谁动的，把碗拿出来，缺口朝上放回去，放完把柜门合上，第二天早上才把这事说了。说了以后没有人认，她也没有再追。这一家人追究一件事，三天里没有人开口，四天就过去了。这件事过去以后柜门框上多了一条小木条，钉在合页上头一点，钉上以后门推不严，只留一条缝。

那条缝留了十几年。头一个冬天就显出坏处：风从缝里灌进去，先吹的是那一格的后背；吹一夜，碗背上落一层灰，灰顺着釉往下走，走到碗心停住。灶上的看见了，拿旧报纸把缝糊了一层，糊到开春纸就脆，脆了掉渣，渣掉在碗里。屋里为这一层渣说过两回话：一回怪门房钉木条的那一位，一回怪灶上纸糊得太厚；两回都没有下文。屋里有个人出了个主意，把木条往上挪半寸，挪到合页下头一点，门就推得严了。挪完谁都以为这件事过去了，合上柜门仍旧是原来那一声响。合上以后屋里人才明白：那一条缝不是留给人看的，是留给自己看的；不必问是谁，也不必追是谁，进厨房的人一弯腰就看见了。后来立的那一句交代，就是从这一条缝里长出来的。

碗往下传的时候要交代一句，这一句是三代人传下来的，没有记在纸上：接碗的时候说一句——碗底有个缺。谁接谁说，谁说谁记着，说的人不必多说，只要听见对面“嗯”了一声就算交代完了。从前是小满说给第三代听的，第三代说给第四代听；如今是第四代在电话里说给更小的那几个听，电话那头“嗯”了两声就没了下文，他还要追问一句：记着没有。问他记着哪一条，他说记着不能进垃圾桶，记着别拿它盛汤。挂了电话他自己坐了一会儿，把碗从柜子上拿下来搁在膝盖上，用指头摸了摸那个月牙，摸了摸又放回去。

那一个冬天他回来，在堂屋当面跟更小的那几个说了一遍。规矩和在电话里一样，只多了一句——碗不许盛汤。这句是他自己添的，添完他自己也愣了一下。他说的是他在学校的那半年，有一回盛过一次，盛的是挂面汤，盛完把汤倒回锅里，碗底留下一层油。倒完他在水龙头底下冲了很久，冲到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冲。屋里那几个人听得认真，问他汤是谁的。他说是同宿舍的，从家里带的。同宿舍的那位接着说了一句，说的是那以后他每回盛汤都拿搪瓷缸子，缸子只有一个。说完他让更小的那几个也学一遍，学完再各说一次；说了四次，四个人都说对了，他才把碗收回柜子。收回以后他还问了一句：记着哪一条。问的时候他背对着他们。

电话那头嗯完，他还要补两句。头一句是：这碗现在在我这儿，不在柜子里。第二句是：我下学期搬宿舍，碗跟着搬。补完他自己觉得啰嗦，把听筒换到另一只耳朵上，那一只耳朵听不清，嗡的一声。挂了电话他在楼道里站了一会儿，站到上课铃响第二遍才上楼。上楼的时候把碗从包里拿出来看了一眼，碗口朝上，缺口朝里；看完塞回去，塞的时候拿两只手，一手托底，一手扶沿——这个动作他是在家里看惯的，看惯了很多年，自己做的时候才发觉。

他在学校用这只碗。宿舍的锅小，面煮出来比他家的咸，他就多添半锅水，捞出来装在这只碗里；碗小，一次只装小半碗，他端着碗坐在床沿上吃，把膝盖当桌子。室友看见这只碗，问怎么不用新的，食堂有新的卖，五块钱一只。他说这个不能用。室友问为什么，他一时说不上来，就回了一句：不能给新的。室友说那你就洗干净用。他说洗干净的，缺口朝里扣着晾，晾干了拿软布擦一遍，擦完缺口还得朝上放，放完他才搁到柜子上去。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只是听家里交代过太多回。这一年多里他洗过十几次；洗的时候不用钢丝擦，只用软布蘸小半勺碱泡一刻钟，泡完用温水冲三遍。冲完他一定把缺口翻出来看一遍，看瓷茬上有没有新崩的口子，看完才扣过去晾。

室友后来又问过一回，问的是那个缺口会不会割嘴。他说不知道，从来没有正好对着嘴。这个回答室友觉得不算数，蹲下去拿手指在缺口上按了一下，按完甩了甩手，说，也不算利。他笑了一下，没有再解释。解释不了的事他试过两回，一回是跟同乡说，一回是跟管宿舍的老师说；两回说到一半都改了口，改口以后只说这只碗传了四代。老师信了，同乡没信。同乡是第二年转走的，转走那天把碗还给他，还的时候说了句：这个我拿不了。他没有强留，留的那一秒他想过一句别的说法，想不出来，就让人拿走了。人走以后他把碗拿过来看了看，看的是缺口；看完他去水房洗了一遍，洗完拿软布擦干，擦完照旧缺口朝上放回柜子那一格。

缺口他自己试过，试的是三回。第一回拿食指，瓷的那一面朝手心，试完指头上留下一道白印，白印过了两刻钟才消。第二回拿拇指肚，那一处的釉比别处薄，摸上去有一处微微的凹，凹得很浅，要用指甲盖才划得出。第三回他把碗口朝下在桌沿上磕了一下，听的是响不是疼；响是闷的，闷里带着一点空。他说不上来那个空是什么意思，就把碗翻过来再看了一遍，看完去洗了手，回来仍旧缺口朝上放回柜子那一格。他后来动过一回念头：再买一只替这一只。那只买回来要跟这一只摆在一处，摆在一处不像话。

他后来在手机上买了一只一样的粗白瓷碗，店家说是厂里剩下的老款，一年只出这么几箱，样子笨，厚，釉面发乌。到了以后拆包，碗底外沿光溜溜的，一牙也没有；同型号的碗，一只缺一只不缺，缺的那只是当年磕的，店家并不知道，客服问了两遍缺在哪儿，他说不清。他说不上来，是因为那只碗进这个家的时候就没有人照相，也没有人记过；那圈缺口是它唯一的来处。他把两只碗并排放在桌上，看了很久，最后收起一只，送出另一只。送出去的那只他没有说是哪一只，家里也没有人问。那只碗后来落在那个县城的一个人家里，盛过米，盛过面；那边的人不知道它有个缺口，也不知道该缺口朝上搁着。传过去的只有一只碗，和一句没头没尾的话——这碗别扔。

送出去的那只托的是同乡。同乡在本市，托的是他在老家开车的表哥；托的时候他说的是这碗结实，用惯了，别摔了。同乡问是新买的还是家里带来的。他停了一下，说，家里带来的。同乡就没有再问。他也没有说这一只不是那一只，只说这一只也带着家里带来的话——碗别扔。这句话他前后说了两回，两回说的不是同一只碗。到那边以后，那个人把碗摆在灶台上，摆在靠墙那一面，碗口朝上；盛米盛面都拿这一只，盛完拿清水冲，冲完倒扣在灶台的一角。那边的家里也不知道该缺口朝上搁着，只知道这只碗不用换。添碗的时候那边也添了两只新的，添完把这一只挪到柜子下层，挪到最里头。那边回话只说了一句：碗收到了，是好的。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店家是按箱发的，一箱十二只，他买的是第二箱的头一只。装箱那天他跟店家说了两遍要一样的，店家说这一箱剩下这几只都是一样的。他不放心，又问了一遍：有没有磕过的。店家说装箱的时候一只一只查过，磕过的另外装箱。他说那就好。说完他自己也听见这一句问得没有道理，还是又问了一遍；店家这回没有再答，答了一句：兄弟，你到底要什么样。店家的口气不好，他也没有恼，说，我要跟原来那只一样。他这一句说完，自己知道这话是空的。

十一月的一个早上，门房那个大爷在门缝里摸到一个牛皮纸包，塞得很深，再晚半天就要被风卷到台阶底下。纸包上没有寄件人，收的那一栏是手写的五个字：沈园门房转。拿回去拆，里头是十一张照片，全部背面朝里，用一个旧报纸筒卷着，筒口箍一根橡皮筋，橡皮筋老化了，一拉就断，断口起毛。照片是黑白的，四边留着白边，白边上有照相馆裁下来的齿孔，齿孔一排二十七个。牛皮纸包的角上卷了毛，封口没有胶，是拿一根棉线捆的，线上打了一个结，结打得很紧，像是捆的人知道这包东西经不得拆。那天的东西先在门房锁进一只铁皮抽屉，抽屉上头压着半块砖；拆是隔了一天才拆的。

铁皮抽屉里原先放过三样东西：一串旧钥匙、一本收据、一副断了腿的老花镜。纸包塞进去以后占了半格，抽屉就推不严实了，他拿那半块砖挪了挪，挪到上头，压住了。那半块砖是上回修门槛剩下的，一直压在抽屉上头，压了两年，砖面上落了一层灰，灰上又落了灰，压出来两个深浅不一的印子。拆是隔了一天才拆的；第二天早上他先把半块砖搬开，搬开以后蹲在那里看了一阵，看的是纸包上那个棉线结。结打得很紧，绳头压在绳身底下，压进去半寸。他没有先动结，先拿手指在纸包上按了按，按出一个坑，坑里的气出来的时候纸响了一声。响过他又按了第二下，这一下按得轻，听不见了。拆的时候是拿剪子从背面挑的线，挑了两下挑不开；第三下换了个方向，一挑就开了，线抽出来的是一整根，没有断。

门房那位大爷，园子里的人多不认得他的姓，只叫他大爷。他在这门房待了多少年，登记簿上有：册子第一页的上头记着一个日子，记的是他头一回值夜，那天起就一直没有断过。纸包塞进门缝的时候他正在烧水，壶在炉子上响。响声里他听见外头有东西被风推着走，走得慢，擦着台阶。他出去看，看见的是纸包在门缝里露着一角，那一角已经卷了毛。他用鞋尖把它往里拨了半尺，拨完回屋把壶提下来，壶盖已经烫手，他拿一块布垫着提的。提下来他没有开门，先把火压小。

纸包进了抽屉以后他没有立刻回屋。他站在门口把两只手在裤子上擦了两下，又低头看了看自己的鞋，鞋上沾了一层土，他就在门槛外把土磕了磕，磕完把门带上。屋里还剩半块干馍，他站着吃完，喝的是凉水。天黑下来以后他把抽屉又开了一回，看的是那半块砖还压在上头没有；砖挪了半寸，压得比白天实。看完他上了楼，上楼以前把门房那一盏灯的灯绳拉了一下。这一夜他起来过一回，起的是两点多；下楼梯的脚很轻，走到门口站了站，没有开门就回去了。

十一张一张一张摊在门房那张办公桌上。先看背面：每一张左上角一行收信人，底下两行地址，地址写法很旧，是从一个县邮局的支局寄出来的，钢笔写的，收笔的地方顿一下。邮戳盖得很浅，六几年的样式，圆圈里三行小字，日期只认得出前四位。前六张好认——小满一张，阿望一张，白露一张，林渺一张，还有两张上头写的是“沈家”两个字，后头空着，空得工工整整，末尾连句号都打了。摊的时候没有人先动正面，先看背面是老规矩——照片这东西正面会认错人，背面不会。桌上那盏台灯是旧式的，灯罩擦得干净，光照在白边上，白边泛黄的地方能看见照相馆裁下来那道毛口。

六张里有四张看得出是谁。第一张小满，站在银杏底下，左手扶着凳子腿；第二张阿望，站在她右边，身子侧着，只照进半个肩膀；第三张白露，那年她十二三岁，穿一件蓝布衫，肩膀上一块补丁，针脚粗，是别人给她缝的；第四**渺，眉眼还小，站得最靠边，半张脸让前头的人挡住了。剩下两张上头写的是“沈家”，人是两个，认不出；屋里有两种猜法，一种说是老两口年轻时候的样子，一种说是别的人。猜到后来就都不说了——那两张正对着桌沿，坐着的人手一伸就能碰着，碰着的是别人的相片，就都收了手。桌上那一盏台灯是旧式的，灯罩擦得干净，光照在白边上；白光里照片上的黑是灰的，灰得匀，一层一层往后退。

十一张摊开以后，正面是一张一张挨着看的。看的次序照着背面写着的收信人排下来：谁的名字在前，就先看哪一张。看见正面的时候屋里没有人先出声。第一张看完，摊的人把它挪到左手边，挪的时候两只手捏着纸角，捏的是白边那一头；白边厚，捏着不伤相片。第二张看完，第三张接着来。看完四张，那两张写着沈家的仍旧背面朝上扣在桌上，没有翻；屋里有人伸手把其中一张翻了个面，翻完又扣回去，扣的时候正了正边。这一段前后不到一刻钟，功夫全在手上——挪一张要两只手，扣一张要一掌，压在纸上的指头不能抬，抬了纸就跟着走。

剩下五张，五张的收信人都是“沈砚”，字迹一样，顿笔的位置也一样；只有第五张写作“沈家×砚”，中间那一个被折痕压住。阿砚把其中三张摊在窗台上对着光看，看完说这不是给我的。他说邮戳的日子正是他在外县的那三年，那三年他住工地，睡的是活动板房，收信地址写的是工地那一个，从没有往这座园子寄过一封。第五张他拿在手里多看了一会儿，说背面这些字是照相馆的笔迹，认得出；认得出也不顶事，地址错了就是错了。他把五张叠起来，叠齐，搁在桌角，说等弄明白了再说。叠完他又把最上头那张抽出来看了一眼，看了背面那一行字，才又压回去。屋里人问要不要给园里管邮务的回个话，他说不用回；回一回人家就要问地址，一问地址，这一摞就得散。

屋里有个人问他：那五年你也在外县，怎么就没有寄过一张。他说寄过，寄的地方不是那一家，寄的是另一个地址。说完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是一只旧信封，纸已经脆了，边上缺了两角，上头的收件人是他自己，字是他母亲写的。他说这一张才是那五年里寄到的，其余的都退回来了，退回来的时候信封上盖一个蓝章，章上的字他至今认不全。他把那一张纸放在桌上，压在最上头那张底下，压平，压完用手掌在上头按了一下。他没有再说别的；他这一句搁下以后屋里安静了一会儿，有人把茶碗端起来又放下，放下的时候碰了一下碟子。他也没有再问那章上认不全的字。屋里人把那张旧信封举到灯下看了一遍，看完照原样压回去。

那一摞照片加上这一张旧信封，当天散以前是分开收的。照片仍旧叠齐，叠完搁在桌角；旧信封另搁一处，搁在离灯远的那一头，压在一本册子上。收的人问过一句：这一张要不要单放。单放的人想了一想，说不用；它跟那一摞是一件事。收完他把册子推过去压上，压的是信封折过的那一头。往柜子里放是第三代放的，放在最下头那一格的最里侧；原先那只装铁钉的小盒挪到上头去了。挪完他把这一格合上，合上以后在格外头贴了一张纸条，纸条上什么也没有写。

十一张之外另有一张，写“顾屿眠收”的，那一张是她自己早年收在相册里的，不在报纸筒这一卷里；这一张她留下了——她不要人寄，也不必人送。她拿着照片在灯下翻了半个钟头，认出照片上是她自己，站在正中间，左手搭在一个人的肩上；照片后头是那年秋天，园里那棵银杏还没有现在这么粗，树底下有一条长凳。她把照片夹进那本旧相册，夹到那一页空着的地方，夹完用手指把照片压平，压了三遍才把相册合上，合上以后手掌在封面上按了一下。按完她把相册往柜子那一格放回去，放的时候用下巴抵着柜门，抵到门合上。那一格是空的，别的相册都塞满了，只有这一本还插得下；她每年换一回，换的时候把旧的一本挪到下头，两本摞着。

照片上除了她还有两个。左边那个是她小时候的个子，肩膀刚到她耳朵，站得歪，一只脚在前一只脚在后；右边那一个比她高半个头，一只手搭在她后背上，掌根压在肩胛骨上，压的那一处她的肩胛骨是塌下去的。她认了很久才把右边那一个认出来，认出来以后把照片往灯下又推了一推。旁边的孩子问这是谁，她说是我认得的人。问的人又问，她说是家里从前的。说完她没有再往下说，把照片往自己那一边挪了半寸，挪到灯正照着的地方。

最后一张找了很多年。收信人那一栏写的是“沈家×砚收”，中间那个字被折痕压住，压得很实，只露出下半截；末了一个字是“砚”。地址写的是一个早已改了名的街道，门牌是一位，门牌后头还有一格，格子里是空的。屋里前后查过：族谱上的人，户口本上的人，园里那本记着人的册子，还有几十年的旧报纸合订本。前头“沈家”两个字是老写法，从前寄信家家都这么写，查不出人；中间那个字看不见，谁也猜不出，猜过十几个，划掉十几个。这样查了三年。查的第三年入冬，最后一张从一只旧箱底翻出来又看过一回；那回是把折痕压平了才看的，压平以后仍旧只认出下半截。压在折痕里的那几笔墨色比旁边的字深两分，是被人反复描过的缘故；描的人大约以为描得重一点，邮就不会走错。

查的第三年入冬那一回，翻的是园子东头那只旧箱。箱底压着一床棉被，被子底下有一个牛皮纸的包，包里是几十年前的票据，票据捆成四小捆，用棉线捆着。那一张照片就夹在票据里头，夹在一张交费单的后头。压平折痕的那一回，屋里来了四个，四个人轮着拿，拿一次手要抬起来一回，抬到第七回才有人想出别的法子：用两本书夹着，夹一夜。第二天早上取出来的时候折痕软了，拿两块玻璃片压着看——玻璃是照相机上拆下来的，取景用的那一块，边上还有黑漆。那一夜屋里没有关灯；灯下头那条案上别的都收了，只留下那一摞票据和那两块玻璃。四个人轮着看的时候都不作声，看完一个挪开一个，挪开的时候都绕着案角走。

那四捆票据看完仍旧照原样捆回一处，棉线从原来那个孔穿过去，结还是原来那个结，只是线头短了；那一夜里断过一次，接上了。玻璃片拿旧报纸包了三层，搁进柜子第二格，扣针挪到上头去了。四个人前后脚走的；最后一个没有走，坐到天亮，中间起身过一次，把玻璃片取出来看了一遍，看完仍旧包上。天亮以后第三代来关灯，关灯以前他把条案上剩的灰用袖子擦了一遍。屋里那两个人问他看出什么没有，他说就那一笔是描的；描的人不是想让人认出来，是怕邮走错。说完他就走了。

找到它靠的是一件不相干的事。那年第四代里的一个媳妇带着孩子回园里过年，孩子刚满六岁，户口是年前落的，名字是家里长辈给起的。门房那个大爷翻登记簿，翻到那一页，拿铅笔在名字上画了一个圈，画完抬头说，单子上写的就是这个姓这个字；你们家户口上带这个字的有两个，一个九十好几了，一个刚上户口。屋里人问他怎么知道那孩子带这个字，他说年前抄过一遍户口，抄的时候多看了两眼。说完他把铅笔夹进簿子，夹在封面和第一页中间，夹得平平的。屋里人看着那个铅笔画的圈，谁也没有先说话。

那本登记簿很厚，一年的用量一本，写满了换一本，换下来的堆在窗台底下，堆了半人高。最底下那一本封面上有人拿圆珠笔记了年份，字迹很淡，淡到要斜着看才认得出；后来那一摞换过一次位置，换完最底下的一本不见了，谁也说不清是什么时候不见的。大爷说那几本他记不得，年份太多，长得都差不多。他翻簿子有个规矩：先按日子找，找到了再按名字找；按名字找要在名字后头打一个勾，勾是他自己画的，画得很小，像一个逗号。有一年他一个人守了三十天门，那三十天的簿子是自己记的，字迹比哪一年都工整。那三十天里园子里没有来一个人；没有人来，他照样一天记一行，行末照旧点一个点。这些都记在后头一张空页上，换簿子的时候一并撕了。

那几张撕下来的空页没有丢。门房窗台底下有一格，木板上垫着一层旧报纸，那几张纸垫在上头，垫了十几年，压得平，纸角上落了一层灰。有一天管事的去门房叫人，翻那一格，翻出来三张。三张纸上都有字，一行一行，行末点一个点；他把三张并在一处看，看出上头记的不是名字：一张记的是代收，一只布包，转后门；一张记的是有人问后门怎么走，没有进园；第三张只写了一个数，三。他拿着那三张去问门房那位。那位正在给炉子添块煤，添完拿火钳把煤拨平，拨完才说：那天来了三个人，在门外头拍门，问完路就走了；叫他们的名字我也不知道，记一个数就算是有个数。管事的问：那一张呢。那张是半个月前的事，有人托他收一只布包，收的时候人不肯留名，只说往后有人来取。往后没有人来取。

那年冬天，全家把那十一张照片摊在条案上，摊了满满一桌。倒到最后，报纸筒底那一头还塞着一张纸条，是当年洗相馆随照片退回来的单子，单子上有一行铅笔小字，是那批人自己写的落款，落款那一行是：沈砚顾屿眠存。单子上没有别的，也没有写这些照片是要寄给谁，还是洗出来自己留的。那一摞十一张是按摊开的次序摆的，从左往右排，中间有一处是空的：第五张和第六张之间空着一格。空的那一格留给谁，屋里人各有各的猜法；说到一半又都自己停了——桌上那五张写着“沈砚”的还没有着落，谁也不好先把话说满。那个六岁的孩子，是第四代的孩子；第四代是第三代的孩子；第三代是第二代的孩子；第二代是老两口的孩子。他祖父的祖父，就是此刻坐在灯边的那两位。屋里十几口人谁也没有先开口；过了很久，那位九十几岁的把老花镜往鼻梁上推了推，问了一句：这单子上除了落款，还有什么。管事的把单子重新举到灯下看了一遍，说，落款底下还有一栏，那一栏是空的。

那张单子是照相馆随照片退回来的，纸是薄的，一折就断，折过的地方起了毛。单子上有一行铅笔字，笔尖钝，写得慢，一个字一个字往下按——按下去的地方纸背凸起一个小点。落款那一行是：沈砚顾屿眠存。落款底下还有一栏，那是照相馆原来填收件人的一栏，填了要退照片；照片退回去了，这一栏就空在那儿，空了以后照相馆也没有补。屋里人看着那一栏看了很久，有人问管事的能不能想法子填，管事的说，不能，填了就是假话。

那一格空在第五张和第六张之间。摆的时候是按摊开的次序从左往右排的，第五张是写着“沈砚”的那几张里的一张，第六张也是。摆到第六张以后，管事挪了一下，把中间空出来的那一格往两边各推了半寸，推完站直看了看，觉得正好。屋里十几口人围着看，谁也没有伸手去补那一格。有人小声说了半句，说的是这里头要是也有一张；后半句咽了回去，咽回去以后他自己往后退了半步，退到门边站着。有人后来问他那半句是什么，他说没什么，就是一句没说完的话。

园子大门进来有一道过道，过道西墙原先挂着一块牌子。牌子是杉木的，巴掌厚，一尺见方，上头刻着七个字，刻得深，笔画里填过黑漆，填了三遍；如今漆掉光了，字口磨得圆了，边上起了毛刺，摸上去像砂纸。牌子底边离地五尺二——这个高度不是量出来的，是六十年前有人抬手比着刻上去的，那人个子矮。春天有人拿刨子把毛刺刮了一遍，刮完字口浅了一线，字反倒更认得出。牌子下头那面墙上还有一道旧痕，比牌子小一圈，浅得多，是从前挂别的东西留下来的；那一小片白得干净，是常年没被雨淋着。刻字的位置是他拿一根旧竹竿比出来的，竹竿上那道刻痕是老的，刻的时候他还没生。

那七个字是楷体，横竖都不粗，横细竖粗。六十年前刻字的那位个子矮，站着一抬手刚好够着上头，刻到最下头一个字的时候得蹲下来，蹲下的时候一条腿支着，一条腿跪着，膝盖底下垫着一块布。字口里填过黑漆，填了三遍，填完拿布擦平；厚的地方能拿指甲刮下薄薄一片漆皮，薄的地方刮不下来，只能拿刷子。刮下来的漆皮积在墙根下头，一小堆，被风吹散过几回。最末一个字的右边那一竖比别的竖长出一厘，长得不大对称，有人说正是不对称才认得出。

第四代里做工程的那个回来以后说，在园子里他要做三件事，头一件是刻一块牌子。他说家里如今进进出出的都是些什么人呢：在外头做事的一年回来五六趟，读书的孩子考完试回来一趟，娶了媳妇的、嫁了人的，一年见着一两面；园子里进出的还有县里来办事的、上门剪树的外人。他说不认得人不要紧，规矩得让人看见。他自己量过位置：过道西墙，牌子底边离地五尺二，人走过去抬眼能看见，看久了不晃眼。这三件事他记在一张横格纸上，落在同一行前头，后头空着；空着的地方后来又添过两次，一次添四月，一次添六月，添完仍旧空着一大截。

那张横格纸是从工地上的记录本上撕下来的，撕的是没有写字的那半张，边上带着装订孔的两个洞。抄第一行的时候用的是圆珠笔，抄完把笔帽扣上，想了想又拔开，在“第一件”后头点了一个点。第二个点是四月添的，第三个是六月添的。三个点都在行末，行末那一竖线是他自己划的，划得很直。纸的下头空着一大截，空的那一截有两指宽，边缘没有裁，毛着的。他留着不裁的理由后来才说出来：留着看还添不添。

木料是他自己去挑的。西街靠河那头有一家老木匠铺，一个人做活，屋里全是刨花，脚踩下去没到脚背，老板耳朵背，说话得提高半个调。铺子里有杉木，有松木，有两块桐。他挑的是杉木，纹理顺，没有节，剖开一面看，另一面也顺；长九寸八，宽九寸八，厚七分——比旧的那一块小一圈，小出来的那一圈留着给旧料露在外头。老板问他做什么用，他说刻字。老板说刻字用梨木好，纹细。他说家里挂了六十年那块就是杉木，杉木就杉木——他说这话的时候把手在木面上从上到下摸了一遍，摸到两头才松开。这一家是他前后看了三家才定下来的：头一家便宜，第二家木料是干的，第三家离得最远，骑了四十分钟车去看，看了半天没定。回来那天下着小雨，铺子门口一地的木屑被雨打湿了半边。

头一家便宜，他看了十二块，头一块不合。头一块是桐，桐木轻，端在手上不压手，他拿手背敲了两下，声音是空的。第二家的木料干得过头，刨花一碰就碎，碎成粉；他蹲下去捻了一撮，捻完把手上的木粉在裤子上抹了抹，抹不掉。第三家离得最远，骑了四十分钟车，那天下着小雨，铺子门口一地的木屑被雨打湿了半边，他站在干的那半边看了半天。回来的时候鞋已经湿透了一只，走路的时候那只脚不沾地；到家以后他把鞋垫抽出来搭在灶台上，搭了两天。

样本字是他自己写的。他在小本子上写了十几张，一张一个字，写满了两页；最后挑出一张拿去给铺子里那位看。那位看了说字是好字，就是笔画收得太紧，刻出来显挤。他说紧一点好，远看粗。定下来以后他每天下午过去，刻了七天，崩了两次刀：第一次崩在“做”字那一竖上，补了两次料；第二次崩在“的”字最后一笔。刻完他把字口里的木屑拿软刷扫干净，扫了三遍，扫完又用手把每一个笔画里摸了一遍，看有没有毛的。字定下来以后他拿小刀在废木头上又试了两天，试完才上正式的料；刻的时候不描线，照着心里那个样子走，他说描了线反而刻不出那个劲。刻的时候他退到过道对面站着，看一眼走一步，走一步再看一眼。

刻的那七天里，头一天他从早上八点刻到中午，刻了三个字；第二天接着往下刻，刻到“人”字那一撇的时候刀刃上粘了一层木屑，木屑把刀口堵了，拿布擦，擦完布上留下一道印子，印子是一道竖的。刻到第四天他手腕开始发酸，酸的时候把刀换到另一只手上，换完发觉劲不对，字口浅了一层。浅的那一笔后来补了，补完他自己看了看，看不出来，只是摸上去那一处比别处平。刻坏的那两回他把刀放下，先看木料，再看刀，最后才看墙。

挂上去那天出了岔子。他叫了两个工人来卸旧牌子，工人带了凿子和锤子，锤子举起来要往墙面上顶，他妈从过道那头过来了，说了三个字：那不能。他停下手。工人问为什么，他说不知道，等他问。他说取下来你打算搁哪儿。他说搁柜子，园子正屋西墙下头那一格。她说，不搁柜子。她这一句说得很轻，手扶在墙面上，扶在那块牌子的上沿，扶了很久才把手拿下来——她年轻的时候在这过道里站着，等远路回来的人。那两个工人问要不要先在墙上划个记号，记着新牌子挂哪儿，他说不用记，我量过三遍；四十几岁那个话多，又问了一句这园子从前归谁。

他妈是从过道那头过来的，走得不快，鞋底在青砖上擦出一点声。她过来的时候手里端着一只搪瓷缸子，缸子里是水。她走到跟前站住，先看了看工人手里的锤子，再看了看他，最后看的不是他，是墙上那块牌子。她说完那三个字，工人把锤子放下来放在地上，放的时候锤把朝墙，让开半步。屋里人问她为什么。她说，我认得它。说完她把缸子放在墙根下，缸底磕在砖上响了一声，响完她没有走。

开了以后才知道为什么。原来挂在那里的并不是当初那一块：当初那块木头在几十年前那场大雨里烂了底，烂到只剩半寸，后来换了新板，油漆也是那时候重上的；旧的那一块没有扔，也没有进柴房，压在新板背后，两块木头顶着，一压压了几十年。要取就得两层一起取，两层一起取，那面墙得重新刮一遍大白。她说不刮。谁也没有再问。问明白了，几个人站在过道里都没有说话。她隔着新板摸到背后那一块旧板，手指头顺着边摸了一圈，摸完把手在围裙上擦了一下，说，那就都别动，谁也别去揭。

当年换板的那一年是开春。园子里合成一家以后，木头烂得比人想的快，烂的是下头那一截，上头还是好的，漆也还亮着。换了板的人是从外县请来的，请了三天，来了两个；第三天才发现旧板不能整块卸，卸了就要伤墙面，卸了还得把墙面刮一遍。最后是把新板钉在旧板外头，钉了六颗钉子，钉的时候从旧板外边穿过去，穿到墙里，穿得很深，钉完拿锤子把钉帽敲扁。那六颗钉子如今还在旧板外头，钉帽锈成褐色，敲扁的那一处摸上去比别处凸。

最后是两层一齐挂：新牌子钉在旧牌子外面，四颗圆钉，从墙面直接打进木头，垫木片没用——垫了木片两块木头顶不上，板会翘。七个字留在外头：先做人，再做别的。字口是新的，白的，木头还发潮，摸着有一点凉。钉完他退开三步看，看见了底下那一圈边：旧牌子的边比新牌子大出半个指头，木色深，字口圆，漆掉得精光，边角被钉穿的两个小眼还在，锈成褐色。他站在那儿没有动。漆还没有上，杉木的味道重，站久了鼻子发酸；他说这个味道他小时候在这园子里闻到过，冬天烧暖气的那几天也是这个味，头一回闻见的人都问是不是漏了柴。后来有人问了一句：底下那一块还认得出么。他说认不出，认得出位置就行。旁边有个人说了一句：新的是我们这代人的；底下那一块，才是它的底。

漆到第三天才上。上漆的是他自己，从楼底下翻出来一罐杉木清漆，那罐漆开了口，面上结了一层皮，皮拿小刀挑掉，挑的时候皮卷成一个筒。刷第一遍他刷得薄，薄得看不出颜色；刷第二遍厚了些，厚了字口里的木纹显出来。刷完他退到过道对面看，看那七个字——字口是新的，比底下的旧牌子亮一大截。看完他回身要走，走到一半又回头看了一次，回来这一回是站在牌子底下，抬头看的。

沈园和顾家老院从前只隔一道墙，一百四十米长，青砖的，一尺二厚，墙头压瓦。墙是七十年前砌的，砌墙的砖两家各出一半，砖钱记在账上，那一笔到今天在附录里还翻得到。这一家人在这墙两边各住各的，各烧各的灶，各叫各的爷。墙补过三回，每回补的都是灰口，砖没换。拆是拆了的，拆的那一年前前后后花了十九天。拆完，从大门到西头是一条路，一条道走到底，不用绕，也不用再问一声这是哪一家。墙根下头当年有一条排水沟，也是两家各掏一段，掏到中间不留接缝；沟里的水从园子里流出去，落到外头那条河。墙头压的瓦仰着一半扣着一半，谁也没有量过谁多一片，账上也不记这个。

补的三回一处一处数得清。头一回补的是靠东那一段，那一段临巷，巷子里的人走得多，灰口被踩得松，铲开一层是灰泥，灰泥底下的砖还是好的。第二回补的是靠西头，那里有几户人家把柴堆在墙根，堆得高，高处的灰口被雨淋得开裂。第三回补的是中间一段，那年冬天上冻，冻裂了半尺，裂缝是斜的，从砖缝里穿过去。补的灰是自己调的，石灰里掺了河里的沙，沙是从墙根下头那条沟里捞的，捞上来先在水里洗两遍。三回补完砖都没有换，拆的时候砖还是原来的砖，颜色深浅不匀。

拆墙是这两家的后辈议的，议了三回。头一回议的是拆不拆，有人说这道墙当年砌起来是防外人的，防的是外头的野孩子和野狗，不是防家里人。第二回议的是钱谁出，两家各出一半，那一半记在哪一本账上，议了一晚上定的是记在园子这本里，事项那一栏写“拆中墙”。第三回议的是留不留一段，议到第二天早上才有定论：靠老银杏那三米留着。留的理由不是怀旧，是挖墙要动那棵树的根，动根就伤树；工地上的人说，伤一棵一百年的树，家里人不会答应。三回议的地方不一样：头一回到第三回，一次在东头那间小屋，一次在饭桌上，一次在正屋廊下。议一次挪一个地方，挪到第三回，是因为老在一个地方坐着容易把话说僵，僵了就议不下去。

头一回议在东头那间小屋，去的人不多，五六个。小屋从前放农具，里头堆着几把旧锄头和一卷蓆子，墙角有一只木盆，盆里的水是绿的。议到一半有人从兜里掏出烟来，抽了两支就不抽了，说屋里烟大。开抽的是这边一位老人，议到第三句他说了一句硬的：这道墙不是这两家砌的，是上上头的人砌的，砌的时候两家还不是一家。说完他把烟摁在窗台上摁灭了。没有人接他的话。散的时候椅子摆回原处，摆得歪，谁也没有再正过来。

那三米如今还在。墙拆到那里停的，墙基没有往下挖，露在地面上半截，青砖的，砖缝里长着草，草细，一年黄一回。墙基两旁新铺了路，铺的是旧砖，比路面高出半指，走上去脚底能觉出两块砖的宽；下雨不积水，因为当中留了一条一寸半的缝。夏天有人在那三米墙基顶上坐着——通常是第三代带着孩子。孩子骑在他脖子上，问这上头原来是什么，他说原来是一堵墙。孩子问墙那边是什么，他说墙那边是另一个园子。墙基顶上的砖被人摸得发亮，亮的那一段正好两拃长，是小孩子蹲着玩蹲出来的；家里人有制止过，制止过几回，制止不住，后来就由它去了。

夏天那三米墙基底下阴，砖缝里的草长得比别处旺，青的绿的一起长，长到一指高就不长。坐在上头的人要是不出声，从底下走过的人不抬头看不出来，上头有人，下头也像没人。墙基的两端各摆了一块石头，一块红的一块白的，是前两年垫桌脚垫剩下的，摆上去以后压住了一头一角。有孩子问过为什么摆石头，孩子祖父说是压着；压着什么，没有人再往下说。那两块石头搬开过一回，搬开的时候底下压着的草已经枯了，枯成一圈黄，搬回去以后原样压住，压得住的只有那一圈。

合了以后门房并到一处，只留一个大门。门改成电动的，轨道埋进青石缝里，闸杆是木的，刷黑漆，包铁皮。闸杆是从前两家里头那根旧门杠改的，门杠是榆木的，包上铁皮就重了，一个人抬不动，抬的时候两手托。轨道开缝那天碎了两块青石，那两块垫在门槛底下，垫了三个月，垫出一块平的。门楣上头空着一片——按园区的规矩，园子要有门牌。管事是街道派下来的，五十来岁，大家一律叫他“师傅”，没人问过他姓什么。他来量尺寸，量了三遍：第一遍拿卷尺，第二遍拿一根木条比，第三遍他站到大门外头退到马路对面看，看完回来说，得往上抬半尺。抬完他问名字：两家合成一个园子，得有个新名字，旧的两个名字不能都用，用两个等于没合。他拟了三个字。

两边的门房并到一处以后，两家的门房钥匙合成一串，一共三把：一把是从前东边那一家的，一把是从前西边那一家的，第三把是合了以后新配的。三把钥匙不一样长，串在一个铁圈上，铁圈是从前那串上拆下来的，拆的时候钳子夹出一道印子，印子到现在还在。管事接手的时候把三把钥匙数了一遍，数完在簿子上记了一行，记的是三。往后那把最长的用得最多；最短的那一把这两年没有用过，门上那个锁眼积了灰，灰积到里头划一根火柴那么厚。

名字定的是“沈顾园”，两家各出一个字。拟的时候也提过别的，提的都被否了：提“同心”的，说太俗；提“东园”的，说外头已经有叫东园的；提“和园”的，说和字开口太大，铸在牌子上不雅。最后这三个字是眠眠定的，她只说了一句：各出一个字，别的都不必加。有人问为什么不干脆用两家的堂号，她说堂号是老人给下一辈的，园子合了，堂号合不了。她定完就不管了，后来半年没有人再提名字的事。

定名字那天她是在花厅里的，花厅那时候摆着一张大桌，桌面上摊着纸。她听人把三个字说了一遍，听完只说了一句，别的都不必加。有人还想再议，她说名字定下来就不用再议；名字这个东西，议得越多往后越难说。她定完把桌上的纸收起来，收成一叠，收完压在茶杯底下压着。那一叠纸后来没有再拿出来。收完她走到窗边站了一会儿，窗下就是过道，过道那头有人在扫叶子，扫帚擦着地砖响，响了几下停了。

牌子是新做的，白底黑字，铸铝的，一尺二长、七寸宽，边上两道凸线，四角拧螺丝。师傅拿冲击钻在门楣上打了四个眼，塞进膨胀螺栓，拧上螺母，前后不到一个钟头。螺母拧完他拿手推了推，牌子在墙上晃了一下，晃幅不大，隔着一尺就停住了；他说这个紧度能用二十年。他去洗了手，回来又抬头看了一遍，看的是牌子的下沿压得平不平。装完他说，门柱上那两块旧的得取一块，不然三个牌子并排不好看。他说的是那两块：左边一块是旧钢管焊的架子，架上手写的白漆两个字“沈园”；右边一块是木的，木上刷绿漆，漆上贴字贴的“顾家老院”，黑纸剪的，纸边卷起来一截，翘着。

门柱上那两块旧牌子，是他头一天来的时候就看见了，看见了没有说话。装完新牌子他退到马路那边看了一眼，看了回来才说那两块得取一块。他这一句说得很轻，像是说给自己听的。说完他就走了，走的时候把扳手和冲击钻都收进一只铁皮盒里；盒子的提手坏了一只，坏的那只是用一段铁丝弯成环挂上去的，铁丝拧了三圈，拧得紧。铁皮盒提在手里晃，晃的时候盒里的钻头互相磕，磕出一路细响。

谁也没有去取。师傅又来过两回，第二回提起，第三回不提了；他不提是因为三个月以后没有人再找他，两块旧牌子还挂在原处，一左一右，中间隔着八寸。第二回来他还带了一卷纸尺，量过门柱到闸杆的距离，量完把纸尺卷起来塞回兜里；那回他说轨道松了，来紧一紧。紧完他走了，闸杆抬落三回，抬到顶那一声卡还是照旧。有一天上午下大雨，雨大，门楣上新牌子淋了水，铝面上的黑字亮了一下。有人从外头进来，抬头看见了三个牌子：新的是白的，两块旧的一块铁锈红，一块掉漆发灰，漆皮翘着，被雨一淋，那两个字反倒显出来了——左边的“沈园”，右边的“顾家老院”，都还认得出。认得出以后他站在雨里看了两分钟才低头进门，进了门还在回头看。他后来跟人说，那两块牌子比新的那块旧，雨水都冲不掉。

第二回来紧轨道，他带来的是一把活动扳手和一小罐黄油。黄油抹在轨道接缝那一处，抹完拿一只旧牙刷来回拉了十几下，拉出来的黄油是黑的。他紧完以后蹲着看闸杆抬落，抬了三回，第三回落到底的时候他没有听见那一声卡，就把手伸到接缝那儿摸了摸，摸完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黑。他说这个不算好，不算好他也没有再弄；弄完他问管事的，这轨道一年上多少油。管事的答不上来，说没数过。

九月末一个晴天。上午八点，院子里开始搭棚子：四根钢管从东墙根拉到西墙根，中间搭上蓝布，蓝布是新买的，白底蓝条，挂上去被风鼓起来又落下去。桌子从正屋搬出来，一张一张摆，先摆正厅，正厅摆了八桌，摆不下就往院子里搬，院子里又摆了十二桌，合计二十桌；桌布是新洗的白细棉，桌角各压一只小碟。二十桌摆完是十点半，筷子还没摆。请柬印了两百五十张，发出去一百二十七张，发剩的一百二十三张收在桌上一只铁盒里，盒盖开着。碗筷是上午十点从库房搬出来的，库房那几年锁着，钥匙一直在管事手上；搬盘子是四个人一趟，前后两个人使一股劲，把一摞碗抬平，中间的两个人扶边。蓝布两头拿麻绳系在钢管上，系完打结，结打在朝里的一面，外头看不见结头。

桌子是从库房外头那间敞屋里搬的。敞屋从前放农具，门宽，一次能抬出一张。抬的时候底下两个人先把桌腿收起来，收到桌肚底下，用麻绳捆一道；上头一个人骑在桌上接。二十张桌子分四趟搬完，最后一趟是院子东头那两张，搬完骑在桌上那个不肯下来，说要在上头看一眼。看完他下来了，下来的时候裤腿上蹭了一道白，白印子在裤腿外侧，走三步掉一点，走过廊下就看不见了。

名字定的是“百岁”，那两个字她不许人写。这一条她想了三天才定下来：到那一天，她和他都九十九岁零十几天，虚岁到一百，实岁还差三百五十几天不到一百岁；所以这一场不是办一百岁，是办“到一百岁”这件事。她说办的理由只有一条——园子里如今进进出出的人多，往后再办，得提前一年定桌子、定人；这一场先办，往后那一场还有。她说这话的时候在花厅里，桌上摊着一张名单，她拿铅笔在名单上头画了一道，横贯整张纸面。画完把铅笔搁下，笔尖朝外。有人主张照旧例把这两个字印在红纸上贴出来，眠眠不许；红纸是给过寿的，贴了就成了给谁过寿。她让人在请柬上用黑字印，印在正当中，印坏的那几张也留着，没有扔。

那三天她没有出门。第一天在花厅，第二天在北屋，第三天在廊下。廊下摆了一张小几，几上摊着名单和一支铅笔，她坐在藤椅上，腿上盖着一条薄毯。这三天她做的只有两件事：一是把名字定下来，二是把请柬上那两个字从红纸上挪到黑纸上。挪的时候她先把红纸裁成条，裁了两指宽；裁完把红纸收起来，收进抽屉，抽屉里还有一沓红纸，是别的年月留下的，红纸放久了边上发脆。

那一天来了二百三十七口。五个县里来的六十一个，外县赶来的二十四个，园里的、学校的、老同事、老邻居和几个孩子，加起来一百二十来；剩下的不在这些数里。请柬提前一个月寄，寄的时候按地址分组：寄到县里的一共四十七封，寄到外省八封，其余是市里和本县。二十桌坐不下，后来在廊下又加了三张折叠桌，加完还是有人站着。站着的人大半是从县里自己赶来的——他们没有收到请柬，也没有接到电话，是听说了自己来的。来的人里有一半是没见过面的，纸上的名字几辈人都有，有从县里医院过来的，有当年在这园子里做过短工的；到收盘子的时候数过两遍，两百三十七，两百多个人，比请柬上打勾的还多出一百一十个——多出来的都是没拿请柬自己找上门的。签到簿一共三本，一本记园里的熟客，一本记生客，还有一本记当天临时添的；三本分开记，收在一只木匣里，匣子就搁在门房窗台上。

门是一早上开的，开的是铁门，开门以前管事把轨道上的碎屑扫了一遍，扫帚是旧的那种苕帚，扫出来的东西顺轨道缝堆在门边。园子里从前没有用过一个册子记来客，从前来的是熟人，认得的就进，不认得的问一句。头一回办事是九月里，管事自己去买的三本，一本厚两本薄，薄的写不了几个人。买回来他先在封面上记了日子，记完拿笔在日子上头点了一个点，跟过道那张横格纸上点的是一样的点法。

签到簿收在一只木匣里，匣子是原先装账本用的，边角包着铁皮，包角的那一处磨得发亮。写签到的是门房那位大爷和两个帮忙的年轻人，三个人的字不一样，一样潦草：大爷写的是老派横，一笔一画，写一个名字要停两回；两个年轻人写得快，笔画连着，名字末尾常常拖出一个尾巴。写完大爷总要回头看一眼，看清了名字后头那一笔有没有勾；勾了的算到，没勾的再问一句。问的时候他不抬头，问的是“哪个”。

最远那个县的人来得最齐。从那个县到市里，从前要走两天，班车一天一班，要转三次车；如今高速一个半钟头就到，出站打车，导航直接点到园门口。车停在园外那条路上，路边停不下，得往里挪三百米。五个人是坐高铁来的，其中一个手里拎着一只化肥袋改成的包，包口用尼龙绳扎着，扎了三道。进门的时候他先在门口那盏灯底下站了一会儿，抬头把门楣上那三个牌子看了一遍——新的白，左边一块旧铁，右边一块旧木。他拎的是几斤腊肉和两瓶自家酿的酒，装在那只化肥袋里；那腊肉在县里腌足了一个月，风干了，比自家灶上挂的更咸，他说不敢放在别处，只能自己拎着。登记的时候他报名字报得很慢，报完又补了一句：我姓的那一支，姓没变。

登记的时候他报名字报了两遍。第一遍管事没听清，让他再说一遍；第二遍管事写下来，写完念了一遍，念给他听。他听完点头，点完又补了那一句：我姓的那一支，姓没变。补完他站着不动，像是在等什么。管事把笔搁下，说，你请进。他这才拎起那只化肥袋往里走，走的时候鞋底在门槛上磕了一下；磕完他回身把门槛看了一眼，看的是门轴那一边。

不拜堂，也不行礼，就是吃饭。眠眠端一壶酒，从正厅第一桌起挨桌走，走到第二十桌走完；她每桌倒半盅，倒的时候不看杯子，看人——看谁跟前没有杯子就先给谁倒。壶嘴要抬高一点，高了不洒，低了会顺着杯壁往下淌；倒到第十桌她换了半壶热的。二十桌走完回到正厅，站着喘了两口气。有人请阿砚讲一句，他讲了一句短的：家里人不必谢我；我这一辈子做得最对的一件事，是八十岁那年答应下的那一场。说完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杯底和桌面磕出很轻的一声。屋里问他哪一场，他说是从出生到白头那一场；说完他自己愣了半秒，像是要接着往下说，没有接着说。

倒到第十三桌的时候壶里的酒已经凉了，她把壶交给身旁的一个人，说换一壶温的。那人换了一壶回来，她接过去先在掌心焐了一下，焐到壶身不凉才走。走到第十六桌，她在那桌站的时间长了一些——那一桌坐着一位背对着光的老太太，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跟她同年辈。那位抬起头看她，她笑了一下，把杯倒满，说了句慢点吃；说完她站着看那一位吃了两口，才走。走的时候她把半壶的重量换到另一只手上，换手的时候壶里晃了一下，酒洒出一滴，落在她手背上，她拿围裙擦了。

阿砚在正厅那把太师椅上坐了一整天，没有挪窝。他坐的那把椅子是从正屋原样搬来的，椅背上有两处漆磨掉了，露出底下的木色；扶手一处包浆亮得发乌，是几十年手摸出来的。午饭后太阳从正南照进来，屋里亮，他眯着眼。他没有心思数人头，他在数每一桌添了几次饭。头一回添饭是十一点二十，第二回是十二点四十，下午两点以后没有再添——添不动的有四桌，桌上只坐了七八个人，吃得慢。他记得最清楚的是靠东那一张桌，坐着四个从县里来的，其中一个是当年修那三个县的一个，六十多，膝盖上盖着一条布；那一桌添了三次饭，剩的菜都打包了，菜用一个红色的塑料袋装着，袋口拧了两道。

数添饭是有本子的——他那本子是空的，夹在膝盖与椅面之间，谁也看不出来。数的时候他心里数，也拿手指在扶手上点，点得慢，怕点重了别人看见。数到下午两点不添了，他把那一页在心里过了一遍：几桌添三回，几桌添两回，哪一桌添一回，哪一桌没有添。这一页他记不住，他记的是靠东那一张——一桌四个人，其中一个膝盖上盖着一条布，布是他自己带的，叠得方方正正，铺开的时候四个角都垂到凳子外头。

夜里封账。封账是每年一度，这一次提前到十月头。那一本账的来客那一栏，规矩是写人名，一户一行，写“某某携家三口”。记账的人把请柬放在手边，一封一封对，对到后半夜。请柬一百二十七封，全对上了；对完他算了一遍，来客二百三十七。他把笔停住，把院子里的三本签到簿又翻开对了一遍，还是二百三十七。多出来的一百一十个，簿上没有名。门房那个大爷翻簿子翻到天亮，说了一句：这我也不知道，他们自己上门来的。天亮以后记账的人又去问那位大爷，那位把簿子往前推了推，说推也没有用，簿子上真的没有；请柬的铁盒又打开数了一遍，一百二十三张，还是那些。他坐在花厅门口，膝上摊着那一页，最后在来客那一栏的横线上头落了笔。账上那一行后来填的是两个字——自至。

那一夜花厅的灯换过一次。换灯的是他自己，搬了一只凳子踩上去，踩上去的时候凳腿在砖地上打滑，滑了一下；他扶住墙站住，下来找了另一只凳子，那只凳子腿是齐的。灯罩擦过一遍，擦完再上去装，装上以后先在纸上照一照，照清楚没有暗角才下来。灯下头那张桌子他从酉时坐到寅时，中间断过两回，断的时候他到院里去站一站；院里的风从东边过来，站在院里能听见门房那盏灯的灯罩在响。

十月二十六，天阴着，一早上日头就没露出来，园子里的湿气贴着地砖不肯散。满月宴十一点开席，桌子摆十四张：正厅六张，院子里八张。棚子还是九月末那一副，四根钢管撑着一块蓝布；那一场的桌布收在库房，今天两头拉着抖开，抖平了铺上去，铺完用图钉别住四个角。院子里八张桌的桌脚底下各垫一块旧布——石头地不平，垫高半指，菜端上去不晃；垫布是包东西挂秤用的，四个角磨得起了毛边。棚顶积了隔夜的露，早上有人上去用竹竿从东往西推了一遍水，一道一道推完，栏杆上的水落下来，落在地上听不见响。

名单是提前半个月排的。排的时候一家一户排，一户坐一桌；坐不下的拆成两桌——有一户来了十一口，拆成两桌，两桌挨着，中间不隔桌布，菜上完以后把中间那一格挪开，两桌合成一桌。排完核对了两遍，核对的是桌数不是人数；人数是当天早上临时添的，添的人坐在廊下那三张折叠桌上，坐折叠桌的人比坐正屋的人先吃完。

那天早上管事到得最早，六点半就到了。他先在花厅里看了一遍，看的是桌布的四个角——桌角各压一只小碟，碟是圆的，压不住布角；今年改用压玻璃砖的，玻璃砖是园子里前头拆墙剩下的旧砖，磨了四个角，磨成方的，磨完洗净。压上以后布角不动了。他挨桌走了一遍，走完把空着的桌布卷了卷，卷到中间再放开；放开是为了让布上的折印散开，散开要搁一会儿，搁到布面平了才摆碗。

席到两点添饭一遍，两点半开始走。走的第一拨是县里来的，一次走了三张桌。班车在园门外那条水泥路上候着，车头贴一张红纸写“沈园”，四十分钟一班，赶不上就得多等一趟。走的人上车前都朝门房那边看一眼，看的是那块立式班牌，蓝底白字，玻璃后头落一层灰；从前的班牌写的是车次，不写站名，那时候一天两班，是一辆绿漆的中巴。管事立在花厅门口，每走一拨在名单上划一道，划到第七道的时候笔尖顿了一下，又往下划；一拨是一拨，名字后头照旧记坐的是第几桌。

班车是县里客运公司的，牌子是旧的，牌子下头贴一张白纸，纸上用红笔题着班次，笔迹褪了，题的是上午三趟下午两趟。那天客运公司多派了一趟，多派的那一趟是加的，车上没有座位，人站着，站着的多半是老人；开车的把后门也开了，让人扶着门框。班牌是立式的，蓝底白字，玻璃后头那层灰是去年落的，落了一年没有人擦；擦的时候用的是报纸，报纸擦玻璃不出印。

走的最晚的一位是从最远的那个县来的。六十多，深蓝棉袄，袖口磨白了一圈，脚上一双解放鞋，鞋帮上有一道干了的泥。他吃得慢，一顿饭吃了一个半钟头，添过两回；添第二回的时候管事问够不够，他说够了，坐下又吃了半碗。起身时桌上剩着小半碗饭，一碟没动的青菜，一块没动过的肘子。凳子他自己推进了桌底下——园里的老规矩，谁走谁把自己的凳子推进去，推不进去的留给下一拨。他背上那只包是化肥袋改的，袋口拿尼龙绳扎了三道，包角磨得起了球；包是他媳妇给缝的，缝口走的是一道直线，针脚密，密得看不出头。

他添的第二回饭是半碗。管事添的时候用的是一只大海碗，添完他说了句够了，坐下又吃了半碗——这半碗是他自己盛的，盛得少，盛的时候把碗沿在锅边磕了一下，把浮着的菜叶磕到边上。他起身的时候把凳子推进去，推进去以后又回头把凳面上的布抽了一下，抽得平，抽完才走。他那只化肥袋改的包一直放在脚边，走的时候还在脚边；后来管事发现包角上有个洞，是走的时候被门轴挂开的，挂开了一寸长的口子，管事拿针线给缝了两针，缝在洞的两头，缝完他举起来看了看那道针脚，针脚密，密得看不出头。

管事送他到铁门口。电动闸杆抬到一半他要弯腰出去，管事把杆一路抬到顶，让他直着走；杆顶到头会有一声卡，是轨道里的接缝。走出二十来步他回过头，抬手指门楣上头那三个牌子，问了一句：白的那块是新的。管事说是。他说我上回来的时候还没有；停了一下又说，那两个我还认得。说完转身走到路口站着等车。车来了他上去，管事看着车尾灯拐过弯才回来。回来的时候院里已经暗了，比九月末那一场黑得早，园子里的日子就是这样，一个月一个月往短里走。门房那一盏灯照着路面，照得比从前短，从前那盏灯照得到公路口，一照半里。

管事回来以后把闸杆放下来，放到一半停了一下，又放到头。放到底之后他站在门里听了一会儿，听的是轨道里那一声卡。这一声从合园起就有，起先响，后来闷；闷是因为轨道缝里落了土。他前些天拿铁丝把缝里的土掏过一遍，掏完还是闷。他想再掏一回，掏的时候得趴在地上，地上有潮气，就先把这件事搁下了。搁下以后他去巡了一圈园子，巡到花厅把灯开了，开完又关了。

园子空了。十四张桌一张一张收，桌布两头一兜，两个人抬一张，抬到库房门口码好，码成两摞，中间留出一条走人的道；蓝布没人去拆，风从东边过来，把布掀起一下，哗的一声，落下去了。地上有瓜子壳，有踩碎的糖纸——满月是备了糖的，一颗一颗拿红纸包了，散了一地。管事拿扫帚从东头扫到西头，扫到第三张桌底下停住，蹲下去从四条腿中间捡出一只红纸包；纸角皱成一团，包着的那颗糖落了灰。他没有扔，把糖倒进桌角那只小碟里，纸搁在一边。院门外头偶尔过一辆车，车灯从门缝扫进来一道，横着过去就没了。

瓜子壳收了两簸箕。地上还有一小片是碎的，碎得太细扫不起来，他拿扫帚归拢的时候归到一处，扫完用簸箕一收，簸箕底下留了一层碎屑，碎屑里混着糖纸上的红纸，红纸在潮气里泡软了，软纸贴在地砖上，扫不动。他最后拿一张硬纸片一片一片铲，铲了七八片，铲完扔在院门外的筐里。铲完他站在院里看了一眼，看的是地上还有没有反着光的地方；有，是几片瓜子壳的碎面，亮亮的，要过两天才看得出来。

正厅主桌靠里那一侧，照老规矩先摆一副碗筷。这一副是给不在的人的，从没有人明说，规矩是老太太在的时候定下的：摆一副全新的，细竹筷是新的，粗白瓷碗是园里常用的那一种，碟子一只，茶一杯，茶倒半盏；饭不盛，只把一只空碗反扣在碟上。菜也上，每一道分装在小碟里，齐齐一排，摆在它面前。这一席上没有人动它。管事收拾到这一桌，先去问了一句，问的是北屋门口那位——她坐在藤椅上，身上搭一条薄毯。管事说：这一副照旧摆回去。她说：摆。管事又说：菜撤不撤。她说：菜照撤，碟子空了照样摆回去。管事说：茶呢。她说：茶换新的，倒半盏，饭扣着不动。管事应了，先收茶缸，再收碟子，最后把那只空碗反扣回去，扣的时候碗底朝上，和摆的时候一样。

摆的位置这两年挪过一次。原来是靠墙那一侧，挪到靠里那一侧，挪的时候动的是桌子，不动那一席。挪的理由是扫地的进不来，桌子挪开以后，墙根下的那条缝能扫着了。挪完那两年年年都摆。摆的时候先摆那一副，再摆主桌；主桌的桌布比别的桌布新一块，新的是去年才换的，换下来的那块没有扔，卷起来搁在库房那一摞桌布的最上头。谁问起过为什么新，谁也没有说。

剩下的是没吃完的菜。席上的菜不许倒，倒了招东西，这是几十年的规矩；拢到后灶，拢完看还剩多少，剩下的一律装盒。装盒用了三只：第一只白色泡沫饭盒，新的，盖子扣进去那种；第二只是一只不锈钢方盘，盘沿有个小豁，盛点心用了十几年；第三只是那只旧锡盒，盒盖压出一个花纹，扣不严，要拿一根橡皮筋勒着。装进去的东西也清楚：肘子剩了小半块，一条鱼剩了头和半碗身子，一碗鸡汤，面上滚着一层油花，炒青菜装了两小盒。三只装满摞起来是不高的一摞，不高也得端，端的时候两只手托底，沿口硌手，隔着一层报纸还是硌。

装盒的顺序是按桌上的次序来的，一桌一桌拢，拢完才往后灶送。拢菜的是后灶上那一位和两个帮忙的，三个人在厅里转，转一圈手里就满了，满了先端到廊下的条案上摆好，摆完再回去拢第二圈。第二圈拢完，条案上排了六盒，六盒里挑出三盒留下，剩下三盒是当天晚上灶上自己吃的。那三盒没有用泡沫盒，是拿搪瓷盆扣着的，扣在案板上，盆底一圈压出印子，印子在下头那口大锅的锅沿上。

分的时候管事问了一句谁要。第一盒给门房值夜的那位——他没上席，守着一夜的门，饭是后灶单做的。第二盒给后灶上那一位；灶上那只旧围裙如今挂在第三个人身上，下摆一块一块洗得发白，袖口两道补丁，补的线是白的。第三盒管事端着没处搁，问了第二遍，屋里没有人应。他把它搁在后灶的灶台上，拿一张流水单压住，在单子上记了一行：十月廿六，满月席，十四桌，剩菜三盒。写到“盒”字后头他停了笔——后头该写收的人的名字。从前的流水单上，剩菜那一栏只写个数，写几个盒就画几个圈，不写名字；今年多了一格出来。他抬头看了看空院子，又低头把笔尖挪回原处，把那一格空着，把这张单子压回盒盖上，压了两回才压稳。客都走了，园子里剩下的就是这三盒菜。

那张流水单压回去以后，他没有立刻去洗手。他把手上的笔在单子边上蹭了两下，蹭掉一点墨；然后把三只盒子的盖子一一扣上。泡沫盒那一只扣进去的时候有一声轻响；锡盒那只扣不严，橡皮筋绕了两圈，绕在盒腰上，绕完他拉了一下试了试紧。盒子摞起来是不高的一摞，摞好他又把最上头那一只拿出来掂了掂，掂完以为拿错了，放回去；放回去以后又拿出来掂了一次。掂完他端起来，往后灶去了。

作者有话说

显示所有文的作话

第547章 老两口的一百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