臂弯里还残留着余温，她孱弱的像森林里迷失的小鹿。趁着她熟睡，用手指轻轻地拂过发丝，她到底是不是那朵”小雏菊“。

我叫薛既明，“知常曰明”，大智若愚。

“既明，今天练琴练得怎么样？”父亲的声音从餐厅传来，伴随着银质餐刀划开盘子的声响。我数着脚步走过去，正好第十七步——和上周他摔碎母亲青瓷花瓶时一样。“爸爸，练得还挺顺利。”我垂眼盯着他的袖扣，那是一对嵌着黑玛瑙的蝙蝠，翅膀上刻着华明唱片的logo。据说这能带来好运，但自从他戴上它们，母亲就再没进过餐厅。“那就行，先吃饭吧。”“妈妈还没回来呢。”“我说了，先吃饭。”他的餐刀突然在瓷盘上刮出尖响，像极了上周录音棚里那段失真的母带。那天他烧掉了歌星沈小姐所有歌曲的底片，火光照亮他袖口的血渍——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打断歌星沈小姐手指时沾上的。

我的父亲是“华明”唱片公司的董事长，不苟言笑，一针见血，他从来不会多说一句话，但是对我的功课却格外在意。我怕他，听到他的脚步声我就从头到脚地的战栗。

我的母亲是名画家，但是已经很久不画画了，我看过她原来的画作，明明每幅画都是鲜明的澎湃的，而现在的她却常年坐在种满黑玫瑰的花园里发呆。我极力的乖巧和克制，希望能缓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一切都无事于补。

13岁那年，我在钢琴大赛上得了一等奖，我开心的一整夜都没有睡。不是因为荣誉而是我和父亲可以更近一步，父亲答应带着我一起去哈尔滨出差，我知道哈尔滨的冬天很冷，但是我的心很热。

我在公园里随意捡着石子，发泄似的扔进水池里，宣泄着自己的不满。父亲又去忙工作了，来哈尔滨已经2天了，和父亲相处的时间加起来还没有半个小时。

我踢着积雪往前走，忽然听见微弱的哼唱声——是《茉莉花》，但调子倔得像是要把每个音符都钉进冰里。长椅上蜷缩着一个小女孩，辫梢系着褪色的红头绳，嘴角还有尚未擦净的血迹。雪落在她睫毛上都没化，仿佛连寒冷都怕惊醒她。

我鬼使神差地摸出口袋里的手帕，慢慢地将手向她的嘴角凑近。我大口呼吸的声音惊醒了她，她睁眼的瞬间——我看到了母亲画里那种黑玫瑰被点燃时的颜色。

“你的表情是在害怕我？不是应该可怜我吗？”女孩的眼睛仿佛看穿了我的心，让我不自觉后退了一步。

“不是的，我只是在担心你，你的嘴角……”我不知道在紧张什么。

“那是最好的，我最讨厌别人可怜我。”女孩突然从长椅上蹦下来。咯吱咯吱的踩在雪粒上的声音，像马尾草拂过我的心痒痒的。

“啊”在摔倒的一瞬间我三步上前拉住她的臂膀。

“你是不是腿上也有伤啊？你的嘴角还有血迹。”

“跟你没有关系。”突然女孩挣脱了我的手，顺势倒在了雪地里。

我竟然有点生气道“你在逞能什么？明明自己都遍体磷伤了，还要装什么无所谓，我是在关心你，为什么没有人在意我的关心。”

随即传来了哭泣声，我瞬间晃了晃神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对不起，我不是在跟你发脾气，我只是在担心你，你穿的这么单薄，还受了伤。”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颓唐的搓了搓手。

“我们去吃烤红薯吧。”

烤红薯的摊子冒着白气，在零下二十度的空气里像一团蓬松的梦。她捧着红薯，指尖冻得发红，却固执地不肯戴我递过去的羊皮手套。

"烫..."她小声吸气，却舍不得放下，像捧着什么稀世珍宝。红薯的甜香混着她嘴角淡淡的血腥气，竟有种奇异的和谐。

我盯着她被热气熏得湿润的睫毛，突然问："你叫什么名字？"

她咬下一块红薯，烫得直吐舌头："小雏菊。"这回答快得像排练过千百遍。

"骗人。"我忍不住笑了，"哪有叫这种名字的？"

"怎么没有？"她指向远处教堂围墙下——积雪中竟真有一簇冻僵的白色野花，"你看，它们明明快死了，还硬撑着开花呢。"

风突然卷起她的红头绳，像面小小的旗帜。我想起母亲画室里那幅《雪中火》：画的就是这样倔强的红，在纯白里烧出一个洞。

"那你呢？"她突然反问，"大少爷叫什么名字？"

我还没回答，远处传来汽车喇叭声——父亲派司机来找我了。再回头时，她已经不见了，雪地上只留下半个没吃完的红薯，和一朵被掐断的、冻得发脆的小雏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