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小儿子满仁挺会挑日子出生的，他出生后不久，出了月子就到了一九三八年一月三十号，便是除夕了。

一家人简简单单地过完年，大年初一，饶婉便收到一封**（国立交通大学/南洋大学堂)的同事发来的复电，说学校正在筹划迁校去重庆，让她时刻准备着，待学校搬迁后能继续为学校做贡献。这对饶婉来说简直求之不得，高兴了两天，失了两天眠，最后和我商量后也不管现在学校还没迁过去就迫不及待的收拾行李北上重庆。

而我之前还一筹莫展，也因这个消息兴奋起来，摩拳擦掌规划着去了重庆的生活。因为这几个月我一直想在贵阳重开一间钟表店，可在那民不聊生、四处战乱，百姓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年代，又是不像上海那样欧风美景、衣香丽影的大都市；很多人见都没见过钟表，有的甚至因为封建迷信特别排斥这个，所以钟表店一直没开起来。

如今既然**要搬到重庆，这么好的机会我自然要支持她，和她一起去，而且，我想在那里我们一家人的生活一定会好起来的。

可出乎我们意料的是，我们出发几天后就传来重庆被日机轰炸的消息。

在听到这个消息的那一瞬间我感觉我整个人都是懵的，我想我当时的脸色肯定也不好看。

饶婉也一样，当时我们正停下来休息，以便她给满仁喂奶。不想竟听到从北面来的人带来的消息。

我当时就打起了退堂鼓，因为退回贵阳的话房子还在，暂时还没卖，至少有个住的地方。

可我也不敢把我的真实想法说出来，而且我低估了饶婉的毅力，她只是那么一瞬的震惊后就没有其他反应了，照样继续往北走。她这样的精神就像当时已搬到长沙的西南联大和后来搬到重庆的**人一样无所畏惧，更或者她就代表了当时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华儿女的心声和精神力量！

我是自愧弗如。之后的行程每日自省吾身三百遍，才觉得把我这市井多年带来的和这些年做买卖患上的恶习给洗干净了。

北上重庆之路也因此变得越来越艰难，路上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南下避难的人，甚至有人见到我们在听了他们带来的消息后还不停下来坚持北上便骂我们神经病，我们也不为所动。

两个月后，四月初我们一家早已疲惫不堪，加上对市区的情况也不清楚便先在位于重庆边上一个叫杜市的地方落下脚。

杜市这个地方地势比较平坦，交通比较发达，临近的乡镇或者更远一些的百姓平常都会到这儿来摆摊做生意；同时这里距离当时的重庆市中心也不太远，如果半夜起来走路去，天一亮也就到重庆了，晚上还能趁着月色或者打着火把回来。而且当时已有很多重庆市区的百姓为了躲避日军轰炸逃难到此，还有一些外地逃难来的也会聚在此。一时杜市热闹起来，街上操着各地口音的人都有。

如此一来我们一家也租下两间民居住下，便也不会有人觉得很奇怪，不会有人好奇、盯着我们一家了。

稍稍休整，了解了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并与几户同样逃难来的外地人熟络后，四月二十八日，满娣过生日，同时也是满仁满一百零二十一天的日子，我一大早便上了街准备买两个蛋糕，扯两尺布给两个孩子庆祝一下，可逛了一圈我也没买到蛋糕，心中不免扫兴，只得买了些当地特产麻花、麻糖、三角糕和一匹换作从前我看也不会看一眼的粗布后回去。

可不知为何满娣却哭了起来，不仅她哭，满天也跟着哭得泪眼婆娑，起初我还纳闷，怪道这俩孩子在过去那两三个月的艰难跋涉中都很懂事一点也没喊苦喊累，这会儿这是怎么了？

后来饶婉告诉我。满娣这是为生活的巨大落差，不仅平时吃得不好，没有手纸用只能用竹片、树枝、树叶解决，就连过生日也没生日蛋糕就忍不住哭了；而满天则是我们当时在路上忘了给他过生日，现在也没记起来，所以委屈得哭了。我后知后觉，立即去给两个孩子赔礼道歉并讲道理，让他们知道现在不仅是我们一家还有整个国家的艰难情况，希望他们坚强一点，忍一忍，理解一下我们大人，因为今时不同往日，虽然杜市这里的物价水平相比当时的大城市来说低了许多，但受各种条件限制，物品物料依旧稀少，能买到那些小吃都已经很不容易，重要的是还不好买。讲清楚了他们才没哭了。那天晚上我和饶婉说起这事，两人抱头痛哭，但一想到一家人能平平安安的已是万幸，便觉得生活和未来还是充满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