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太学出来，他在父亲的布庄干了两年。

这两年，他把布庄里从来没有人理过的几本旧账翻出来，建了一套新的账目体系，把原本糊涂账里的水分挤干净，当年利润多出来整整两成。父亲当众夸了他，他没有太高兴——他知道，他在这里做的，是把一件本来该做好的事，做到它该有的样子，这不是进步，这是正常水平。

他真正想做的，是从零开始，做一件没有人做过的事。

景元二十二年，他二十三岁，攒了自己这两年的工钱，加上向父亲借的票据，凑了三万两，开始了第一次创业。

他做的是绸缎直销——绕开所有中间商，直接从苏杭的织坊拿货，然后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直接卖给京城的商户和大户人家。

他有一套完整的计划，把每一个环节的成本都算得很清楚，把可能的风险列了一张表，对应了一张应对方案。

他把那张表让沈韫看了——她那阵子在京城，随先生来参加一个文士的聚会，正好在，他就把表拿过来让她过目。

她看了很久，然后说："你的风险表里，有一项没有写。"

"哪一项？"

"朝廷政策。"

他说："漕运这几年是稳的，商部没有大的改革信号——"

"没有信号，不代表没有风险。"她说，"你一个人赌的是三万两，能不能在那个计划里，留出一个缓冲——万一政策变了，你有多少时间和资金可以周转？"

他想了想，说："缓冲留多了，利润就薄了。"

"那你权衡一下，"她说，把那张表还给他，"是利润重要，还是活下来重要。"

他把那张表拿回去，看了很久，最终还是没有做那个缓冲。

他觉得风险评估已经足够了。

然后漕运改道了。

景元二十三年夏，大运河改线，旧线水位骤降，他在扬州仓库里的第一批货，烂了大半，损失一万五千两。

他站在那个仓库里，看着那些发霉的绸缎，脑子里第一个念头不是悔恨，而是她那句话：没有信号，不代表没有风险。

他把那句话在心里念了三遍，然后出了仓库，找了一家茶馆，坐下来，把接下来的方案重新算了一遍。

给谭复生写了一封信，只有一句话：我估错了风险，开始想下一步了。

谭复生回信：你是我见过的，第一个在亏了之后，第一件事说"我估错了"而不是"老天不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