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北城。

九月的北城还是热的，热得不像话。

三月记得那天她从出租屋出来的时候，热浪扑面而来，像有人拿了一个巨大的吹风机对着她的脸吹。她穿着一件白色短袖，一条牛仔短裤，脚上一双帆布鞋，背着帆布包去上班。包里装着一个馒头当午饭，馒头是早餐剩下的，有点硬了，但舍不得扔。

她在城南的一家小公司做文员，月薪三千八，房租一千二，剩下的钱要吃饭要坐车要交话费，每个月都是紧巴巴地过。她不抱怨，因为她觉得自己已经算幸运的了，至少有一份工作，至少能养活自己。

比她小时候强多了。

那天下午三点多，她正在整理上周的合同归档，手机弹出一条新闻推送——

“北城中环高架发生严重车祸，一辆黑色宾利连续追尾三车，驾驶员疑似沈氏集团继承人沈渡，目前伤者已被送往北城第一人民医院抢救……”

三月的鼠标停在屏幕上一动不动。

沈渡。

她知道这个名字。北城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名字。沈氏集团是北城最大的地产企业，沈渡是沈家独子，二十六岁就接掌了沈氏的半壁江山，商界杂志上的常客，无数人羡慕的天之骄子。

但也仅此而已。他和她之间隔着的不是一条河，是一片海。她从不觉得自己会和这样的人产生任何交集。

她把新闻划掉，继续整理合同。

下班的时候，她在公交车站等车，站台的广告屏上滚动着新闻。画面上是车祸现场的照片，那辆黑色的宾利被撞得面目全非，车头完全变形，挡风玻璃碎了一地，触目惊心。

旁边两个等车的女生在讨论。

“听说沈渡是O型RH阴性血，这种血型特别稀有，全北城的血库都凑不够他需要的量。”

“那怎么办？”

“医院在紧急征血。这种血型一万个人里才有一个，能找到算运气好。”

三月的耳朵嗡了一下。

O型RH阴性血。

她是。

她记得很清楚，因为大学体检的时候医生特意跟她说过：“小姑娘，你的血型很稀有，以后万一有什么事需要输血，一定要提前告诉医生。”

她从没告诉过任何人她的血型。因为没有人问过。

公交车来了。

三月上了车，找了最后排靠窗的位置坐下。车开了两站，她站起来，按了下车铃，在司机和乘客诧异的目光中下了车。

她站在站台上，手机握在手心，屏幕上是北城第一人民医院的地址。

距离这里，四站公交。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

她给自己找了个理由——献血而已，又不费什么事，顺便做件好事，说不定下个月的运气会好一点。

但她的心跳得很快。

她后来想起这一天，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在那个时间点、那个路口、做了那个决定。也许是那天太热了，热得人脑子不清醒。也许是那个馒头太难吃了，难吃得让她觉得自己的人生需要一点改变。也许什么都不是，也许就是命。

她在命里写好的那一页，翻到了这里。

北城第一人民医院，抢救室外。

三月赶到的时候，走廊上已经站满了人。

沈家的人、沈氏集团的高管、警察、记者，乌泱泱的一片，把走廊挤得水泄不通。有一个穿黑衣的保镖拦住了她，问她来干什么。

“我来献血，”三月说，“我是O型RH阴性血。”

走廊上忽然安静了。

所有人都在看她。

穿着白色短袖，牛仔短裤，帆布鞋，头发随便扎了个马尾，脸上没有化妆，额头上全是汗。站在一群西装革履的人中间，她像一个走错片场的路人甲。

但她确实是他们要找的人。

沈母是从VIP病房区走出来的。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连衣裙，头发盘得一丝不苟，整个人散发着一种“生人勿近”的气场。她走到三月面前，上下打量了她一眼，目光里没有恶意，但也没有温度。

“你是RH阴性O型血？”沈母问。

“是。”

“愿意献血吗？我们不会亏待你。”

三月想说不要钱，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不是因为想要钱，是因为她觉得在这种场合说“不要钱”太像在讨价还价了。

她说：“我愿意。”

沈母点了一下头，对旁边的护士说：“带她去抽血化验。”

采血化验、交叉配血、一切流程走得又快又急。三月的胳膊被扎了一针又一针，她没有喊疼，因为她看到走廊尽头那扇紧闭的抢救室门上，“手术中”三个字亮得刺眼。

护士带她去献血室的时候经过抢救室门口，门开了一条缝，她下意识往里看了一眼。

她看到了一张惨白的脸。

那张脸她只在杂志和新闻里见过，但现在杂志上的意气风发消失得干干净净，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的血污和氧气面罩下几乎没有血色的嘴唇。他的眼睛闭着，睫毛很长，像一把折扇合拢了，静静地躺在那里，不像一个活人，更像一尊被打碎又仓促拼起来的雕塑。

三月的脚步慢了一下。

她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不是心动，不是心疼，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闷闷的、涩涩的东西，从胸口一路涌到喉咙口，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她后来把这种感觉归结为“命运”。

命运递给她一根线，告诉她：从今天起，你和他之间，有联系了。

献血椅是那种能调节角度的躺椅，躺上去很像牙科诊所的那种。三月把胳膊伸出去，护士在她的肘窝处消毒、扎针，暗红色的血液顺着透明的管子流进血袋，温热的，带着她身体的温度。

她看着自己的血流出去，想到了很多事。

想到了小时候奶奶给她做的红糖水，红红的，甜甜的，喝完就不冷了。

想到了父母说她“多余”时她躲在被窝里哭，哭完自己擦干眼泪，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

想到了便利店里那个追出来还她十块钱的少年，笑起来眼睛弯弯的，说“你多找了我十块钱”，她把钱接过来，脸红了，说“谢谢你啊”。

她的血一点点流进血袋，像她二十三年的人生，一点一点地被抽走，被装进一个透明的袋子里，贴上标签，送进抢救室，输进一个陌生男人的血管里。

血袋从250cc到400cc。

护士问她：“还能坚持吗？再抽的话你可能会有反应。”

三月说：“抽吧。”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拼。

她真的不知道。

血袋满了以后，她从献血椅上坐起来，头晕得天旋地转。护士扶她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了一会儿，给她倒了一杯红糖水。她捧着纸杯小口小口地喝着，红糖水是烫的，烫得她舌尖发麻。

走廊上传来骚动。

有人在说：“血到了，送进去了。”

又有人说：“沈少的血压上来了，稳住了。”

还有人说：“救过来了，救过来了。”

三月端着纸杯，纸杯被她捏得变了形，红糖水洒了一点在手背上，她没擦。

她笑了。

笑着笑着，眼泪就掉下来了。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可能是献血后人太虚了，控制不住情绪。可能是松了一口气——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活下来了，而她刚好是那个帮了他一把的人，这种感觉很奇怪，像在别人的故事里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沈母再次出现在她面前。

这一次，沈母的表情比刚才柔和了一些，但也仅此而已。对于一个纵横商场几十年的女人来说，情绪是奢侈品，不能轻易展示。

“谢谢你，”沈母说，声音不大，但很清晰，“你想要什么报酬？钱，还是别的什么？你尽管提。”

三月张了张嘴。

她想说“不用了”。

她想说“我只是顺路过来看看”。

她想说“举手之劳，不用放在心上”。

但这些话全部堵在了喉咙里，像一块石头卡住了。

她看着沈母的脸，想起走廊尽头那张惨白的面孔，想起他闭着的眼睛和长长的睫毛，想起护士说“血到了，送进去了”时走廊上所有人松了一口气的表情。

她忽然想到了一件事。

一件荒唐透顶的事。

一件她从来没想过、也绝不应该想的事。

但那天太阳太大了。

那天太热了。

那天她刚抽了400cc的血，脑子缺氧，整个人都是晕的。

她嘴比脑子快。

“我想嫁给他。”

这四个字从三月嘴里说出来的时候，她自己都被吓了一跳。

走廊上再次安静了。

所有人都在看她。

沈母的表情像被冻住了，眼睛微微睁大，嘴唇抿成一条线，整张脸上没有一丝表情，但那沉默本身已经是一种强烈的表情。

空气像被抽干了一样，闷得人喘不过气。

三月的脸从白变红，从红变紫。她想说“我开玩笑的”，想说“不好意思我刚才胡说的”，想说“对不起我不该提这种过分的要求”。

但她一个字都没说出来。

因为她知道，她不是开玩笑。

她不是。

她从来没有这么认真过。

沈母沉默了很久。久到三月以为她已经忘了自己说了什么。然后沈母转过身，对旁边的助理说了一句话。

“查一下她的背景。”

月兑完衣服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水渍发了一整夜的呆。

她想，她一定是疯了。

一个公司文员，月薪三千八，住月租一千二的隔断间，冰箱里永远塞着超市打折的速冻水饺——她居然对北城最有权势的家族说“我想嫁给他们家的继承人”。

她一定是疯了。

她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是湿的——不知道是汗还是泪。

手机亮了一下，是一条未知号码发来的短信。

“明天上午十点，沈氏大厦三十二层，面谈。”

三月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

她想拒绝。

她应该拒绝。

她必须拒绝。

但她打了两个字：“好的。”

发送。

她把手机扣在胸口上，心跳得很快很快。

她想，也许这就是命。

命让她今天下了那辆公交车，命让她走进了那家医院，命让她躺上了那个献血椅，命让她说出了那句话。

都是命。

她闭上眼睛，在心里对那个还在ICU里昏迷不醒的人说了一句——

“你好呀，沈渡。”

“我叫三月。”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醒过来，也不知道你会不会记得我。”

“但我希望你好好的。”

“你活着，就很好。”

下一章预告：

沈氏大厦三十二层，一纸婚前协议摆在三月面前。“婚姻存续期间，沈渡不承担任何夫妻义务，女方不得干涉男方私生活，离婚时女方净身出户。”

签字，她就赢了。

但她不知道，她将要签下的，是一辈子还不完的债。

作者有话说

显示所有文的作话

第2章 献血椅上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