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章 土地承包,民营企业,改革开放持续强劲发展的基石

在这里,爸爸不妨展开来说。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蓬勃发展,初始,或许多重要领域,是由下往上推动的。

分田到户、土地联产承包,个体户、小商小贩、个体工商业、万元户、小微企业,

直至南方、全国各地雨后春笋、遍地开花的民营企业。

所有这些,所有这些中下层基础,奠定了四十多年来改革开放持续强劲发展的基石。

这才是四十多年来改革开放持续强劲发展的真正基础、真正根源、真正奥秘。

我曾经提出过“由洋务运动到改革开放”的概念。

其实洋务运动与这持续强劲发展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是完全不能同日而语的。

这持续强劲发展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首先是由稳定、富足,起码是温饱的农业、农村和雄厚、开放、勤劳耕耘的民营经济奠定的坚实基础。

这是洋务运动所没有的。

缕 兰:对。

桃花源:洋务运动主要集中在上层经济,集中在官僚、权贵及朝廷经济。

改革开放,虽然也同时背负着庞大的上层经济,雄厚的民营经济这些中下层基础足以充盈其损耗并还有着相当的溢值。

先来看看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近代化的第一块基石。

洋务运动在古老的自身无法摆脱的自我闭合的暴力死循环的**帝国大地上,

兴建了第一批大型的新式工矿交通企业,

引进了一些先进的近代生产力和某些生产关系。

它在抵御外侮和抵制外国的殖民侵蚀等方面起过一定作用。

随着先进生产力和机器生产的引进,产生并逐渐培育起中国第一批近代企业家、技术力量和产业工人。

引进和传播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西学,

使封闭的**殿堂打开了缺口,

新的风尚、新的价值观念和新的人生道路开始出现。

近代化,是在外国殖民侵略的刺激和驱使下开始的。

近代化的发展,通常都是由基础层次如技术、器具、经济等领域开始起步。

不过,人们当时并不是基于这种认识来首先发展技术、“洋务”的,

也不是一开始就不自觉地沿着这条轨迹走的。

事实上,人们当时的起步是多元的、无序的,

把发展“洋务”作为整个近代化的起点这条发展轨迹,是当时整个社会势力相互较量和综合平衡出来的。

在这种过程中,谁有幸暗合这种走向,基本上是偶然的。

本来,买办商人有着最大的优势,再就是某些朝中官僚。

太平之国的骤然兴起,客观上崛起了一大批地方实力派,

这些地方实力派的务实性和当时有幸亲身实践的契机,使他们较早、较快和较全面地接受了当时的“洋务”思想。

于是,当时的洋务火花有幸点燃到他们身上;

也正是由于他们的意外插入,使洋务运动出乎意料地迅速兴起。

缕 兰:有道理,

爸爸。

桃花源:中华**帝国后期,或者说相对于前中华**帝国的后中华**帝国,

豪强世族等各类离心**集权的社会势力都受到严格的管控和禁锢,这些社会势力极其弱化无从发展起来。

太平之国的骤然兴起,客观上打破了这种禁锢,促成了洋务运动地意外兴起。

洋务运动的意外兴起,有天国运动给了地方实力派崛起的机会一面,

更是外国殖民势力撬开了自我闭合的暴力死循环的古老**帝国大门的结果,

也由此开启了之后一系列的近代化嬗变历程。

一般来说,在和平时期,混乱、无序、分裂,有着较大的消极性,

但在社会变革过程中,特别是在新的社会潮流的萌芽、酝酿时,混乱和无序却常常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通常,任何新生事物,都是依藉意外的变故突破旧秩序的羁绊而获得出乎意料的发展的。

洋务热的意外兴起,就是如此。

缕 兰:精辟。

桃花源:洋务运动主要集中在上层经济,集中在官僚、权贵及朝廷经济,有着自身无法摆脱的内在困窘:

一是经营管理极其**。

二是由于派系之争,以及地方与清廷的矛盾,洋务运动你争我夺,相互倾轧。

再者,洋务派面对着一个无法摆脱的悖论。

一方面,面对强大的外洋,洋务派只能暂时妥协;

面对落后的自己,先进的外洋,洋务派暂时只能开放、引进,甚至是“买办”。

另一方面,面对“外侮”,意味着要自强,意味着御侮,甚至是盲目排外。

在这种历史背景的大倾斜中,即使正常的外交,也有一个倾斜的根子,因而不得不沾上“买办”的嫌疑,

同时又似乎只能是“买办”。

况且由于当时的**,这种“买办”已不仅仅是客观性的,而且有了更多的主观成分。

这时已不再是“由于个别性的失误影响了洋务的声誉”,而是这场洋务运动本身已在发生着某种本质性的霉变。

也就是说,已不再仅仅是“为守旧派反对洋务派添置了口实”,而是“有些讽刺其实已是事实”。

洋务运动的根本困窘,则在于清政府本身。

应当说,由上层组织建设有着较多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也更符合中国传统的心理,有着较大的认可性。

其实,人们对上层组织建设的认可,是潜意识地以抽象的合理的理想政府为前提的,是对这种理想政府所组织的建设的认可。

事实上,由清政府、**政府来组织建设,一开始就包含着自身所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

如**总是伴随的派系、贪污、垄断等**现象以及僵化、守旧等必然属性。

就如汉武时期的盐铁官营、官垄断经营的经典争论。

再者,清政府插上“建设”这一因素后,犹如注入了**催化剂,加速加重了它的腐化和程度。

洋务运动的广泛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为清政府的腐化提供了新的土壤和机会,从而加速加深了它的腐化和危机。

不过,洋务运动是近代化的第一块基石。

社会的发展同任何事物一样,并不总是直线性的,而是表现为多方面、多层次。

其中有两种形式最基本,也最重要。

一种是向另一层次升华的超越式发展;

一种是实体的轮回和反复。

洋务运动带来的结果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从另外一个层次上对原有**社会的结构、秩序和组织形式的否定。

再者,洋务运动还直接导致了地方洋务实力派、官僚资本的崛起。

这些地方洋务实力派、官僚资本其实就是地主豪强世族另一种新的形态。

洋务运动导致和加剧了**官僚派系以及官僚资本的生成和发展,

是之后一系列演进和动荡的一个重要的内部基源。

缕 兰:爸爸,

很受教益。

桃花源:一个世纪之后的改革开放,新的一轮“洋务运动”。

从洋务运动到改革开放,“历史是一面镜子”,

上个世纪洋务运动特别是其后近代的艰难嬗变,对今天的改革开放提供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强劲发展,初始,或许多重要领域,是由下往上推开的。

农村改革的成功,根本原因是把以耕地为主要内容的农村资产、产权的使用权、支配权,

直接分解到最基层,直接落实到个人、农户,

也就是说,它实行的实际上就是农村资产、产权最彻底的即直接落实到个人、农户的用益物权形态。

但城市改革、国企改革却没有这么做。

它实行的开始是以厂长负责制为主要内容的国企改革,后来对中小国企推行过经理人买断,等等。

结果徘徊了几十年,不仅没能真正解决国企改革、发展的问题,反而还严重侵害了工人的劳权,

导致了严重的贫富分化和诸多社会矛盾,是以后一系列**和各种社会问题的重要基源。

究其原因,以厂长负责制为主要内容的国企改革,它不是一种用益物权形态,

也就是说,它不是一种独立的资产、产权形式,

它既没有解决好国企发展的动力问题,也没有解决好国企发展的责任心问题,实际上是失去了监督、约束,

并且在具体运作上还不规范,同时权利没有直接分解到最基层,直接落实到个人、职工,等等。

如此多的弊端、缺陷,如何能有成效?!

对中小国企推行经理人买断,也是同样问题多多,矛盾重重。

等过去几十年再回头看看,当时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承包经营权”,对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平稳和健康起到了多么大的基奠意义。

当然也有人说现在农村的现实状况并不好,

但是农村如果没有一开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奠定的坚实基础,

如果农村一开始就如城市国企经济改革一样也疯狂的强行侵占农田,其实际状况会更加可怕得多。

是否可以说,正是凭藉“土地承包经营权”独立起来的健康的农村公民社会,

已是并将继续是民间维权、自治的最基础的最坚实的一块基石,

也是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平稳和健康的重要社会力量。

其实,现在来看,无论是农村、农业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承包经营权”,

还是城市由下往上推开的个体户、小商小贩、个体工商业、万元户、以个人、夫妻店为主体形式的微型企业,

以及某些合伙、以职工持股会为主体的等等形式的民营经济,

所有这类的中下层经济形式,这才是现代经济形式、社会性质的经济形式真正的初级形式,

或一些变相、准形式,或在具体的现实条件下具体的实现形式。

只是这些,并不是当初人们主观的意图、设计及导向,却客观上暗合了、偶合了真正的现代经济形式。

不过,在当时确定“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承包经营权”时,明确规定土地不能随意交易。

这是非常明确的,是有清醒的人的。

这可能会影响一部分效率和速度,但效率和发展速度不是、也不应该是唯一的诉求、目标。

缕 兰:有点深奥,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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