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知微把U盘锁进抽屉的时候，手指停了一下。她盯着金属把手看了两秒，转身走到办公桌前打开电脑。屏幕亮起，弹出几条未读消息，都是周默发来的。

“微博上有新话题起来了。”

“有人翻你三年前的旧帖，说你是靠关系上位。”

“还有人贴了一张模糊照片，说是你在国外期间参加过非法集会。”

她一条条看完，没有点开链接。这些声音不大，但持续不断，像雨后渗进墙里的水，慢慢腐蚀着表面的干燥。

她拿起手机拨通周默的号码。

电话很快接通。“沈总，你看到消息了吗？”

“看到了。”她说，“我们得做点事。”

“你想怎么应对？发声明吗？”

“不是发声明。”她说，“是让所有人看见我们在做什么。”

第二天上午九点，周默背着帆布包走进公司顶层会议室。他进门就拿出三台手机摆在桌上，一台对准门口，一台对着窗户，最后一台放在自己面前录音。

沈知微已经坐在会议桌旁。她穿着灰蓝色西装，胸前别着那枚珍珠母贝胸针。桌上摊着几张手写纸，字迹工整。

“我昨晚列了个计划。”她说，“叫‘微光行动’。”

周默坐下，翻开随身带的笔记本。“具体做什么？”

“第一，联合三家公益基金会，成立女性创业者扶持基金，首期投入五百万。这笔钱不走项目包装，直接给审核通过的申请人。”

“第二，组织金融知识普及活动，去社区、去职校讲课，内容不做美化，就讲最基础的风险识别和合同常识。”

“第三，邀请几位有过职场困境经历的女性，公开对话媒体。不是控诉谁，而是分享她们是怎么走出来的。”

周默听完没说话，低头在本子上记了几个字。

“你不觉得太温和了？”他抬头问，“现在网上骂你的人，不会因为你捐了钱就闭嘴。”

“我不是为了让他们闭嘴。”她说，“我是为了让愿意相信的人，有理由继续相信。”

周默看着她。她的眼神很稳，没有情绪起伏，也没有刻意强调什么。

他收起笔。“我可以帮你联系几家媒体朋友，安排首场活动的报道。”

“不要通稿。”她说，“现场不设主持人，也不提我的名字。只放一个标识，写‘微光行动’就行。”

“如果记者追问呢？”

“你说实话。这是我们发起的，资金来自我个人账户，后续每一笔支出都会公示。”

周默点头。“那什么时候开始？”

“下周六。第一站去城西的职业培训中心，讲小微企业融资避坑指南。”

“我去踩点。”他说，“顺便找几个愿意出镜的学员。”

“还有一个要求。”她补充，“不选背景干净的典型。谁都可以来，哪怕曾经失败过，被骗过，被排挤过。”

周默合上本子。“你知道这种人最难找吗？她们通常不愿意再提起过去。”

“所以我才要做。”她说，“有些人沉默太久，不是因为没事发生，是因为没人愿意听。”

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周默带着摄像机去了职业培训中心。他见了六个报名参加讲座的女性。有人做过个体户，因合同陷阱赔光积蓄；有人在公司被架空职位，被迫离职；还有一个刚从外地回来，想重新开始却没人敢雇她。

她们起初都不愿露脸。周默没劝，只是把活动流程念了一遍，又把沈知微写的那份公开信读了出来。

信里只有一句话反复出现：“我知道那种感觉。我不希望下一个人还要再经历一次。”

那天晚上，他在剪辑室看了一遍采访素材。有个中年女人说到一半哭了，然后擦掉眼泪继续讲。她说：“我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可今天有人问我，还想不想试试看。”

他把这段视频发给沈知微。

她回复：“用这个开头。”

周六早上七点，沈知微提前到达培训中心。教室还没开门，她站在走廊尽头等。周默过来时，手里拿着麦克风测试仪。

“设备都好了。”他说，“记者十点到，直播平台也准备就绪。”

她点头，走进教室。里面摆了三十张椅子，已经坐了二十多人。有人低头翻资料，有人小声交谈。黑板上写着今天的主题：如何看懂一份真实的财务报表。

她走到后排坐下。

八点半，讲座开始。主讲人是程雪阳推荐的一位会计师，穿着简单衬衫，说话直接。他从一张假账单讲起，一步步拆解作假手法。台下有人记笔记，有人举手提问。

中间休息时，一位戴眼镜的女士站起来说：“我去年被人骗签了一份合伙协议，钱没了，官司也输了。我想知道，当时有没有可能早点发现不对？”

没人回答。教室安静了几秒。

沈知微站起身，走向讲台。她没有拿话筒，声音也不高。

“我三年前管理的基金暴雷，就是因为一份伪造的审计报告。”她说，“我当时没看出来，不是能力不够，是有人故意把问题藏在细节里。比如用不同字号的字体标注数据，或者在附注里加一句不起眼的话。”

她顿了顿。“后来我才明白，不是我们看不懂，是有人不想让我们看懂。”

台下有人抬头看她。

“所以今天我们来做这件事。”她说，“不是教你怎么成为专家，而是让你知道，你可以质疑，可以追问，可以不轻易签字。”

没有人鼓掌。但有人开始拍照，有人低声跟旁边的人说话。

直播观看人数在十分钟内突破八万。

当天下午，#微光行动#上了热搜。不是靠买，是靠转发。有学员把现场照片发到社交平台，配文：“第一次有人认真告诉我，普通人也能学会保护自己。”

周默把热搜截图发给她时，她正在回公司的车上。

“效果比预想好。”他说，“多家媒体主动联系，想跟进系列报道。”

“别让他们聚焦我。”她回复，“重点是那些站出来讲话的人。”

“可你今天说了那么多话，以后还能装冷面投资人吗？”

她看着窗外掠过的街景，很久才回了一句：“我不是装的。我只是以前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

三天后，第一家合作基金会发布了资金使用明细。五百万中，首批八十万元拨付给十二名女性创业者，每人额度五到十万不等，全部附带一对一法律咨询支持。

同时，一段未经剪辑的对话视频流出。是活动结束后，一位年轻女孩追到门口问她：“你恨他们吗？”

画面里，沈知微停下脚步。

“恨过。”她说，“但现在更想做点别的事。”

女孩问：“是什么让你改变主意的？”

她刚要开口，手机响了。

她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来电显示是医院。

顾南舟的名字跳在屏幕上。

她按下接听键，听到他说：“你母亲当年的用药记录，我们找到了审批签字的人。”

她的呼吸慢了一拍。

“是谁？”

“药剂科主任签字的，但审批栏有第二个签名。你看一下附件。”

她点开邮件。扫描件清晰显示，在特殊营养支持剂的使用申请单下方，有两个签名。

第一个是科室负责人。

第二个，是陆明川的字迹。

她记得这个笔迹。大学时期他帮她整理过申报材料，写的就是这种略带倾斜的行书。

手机还贴在耳边，她听见顾南舟说：“这种药根本不属于临床常规治疗范围，必须由直系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但他不是家属，也没有患者授权。”

她握紧手机。

陆明川不是被迫沉默。他是参与了让她母亲无法正常接受治疗的过程。

而这一切，发生在她流亡海外、完全不知情的时候。

她缓缓闭上眼。

心跳加快。

记忆回响启动。

画面闪现——三年前冬天，她在机场接到母亲病危通知。电话里护士说：“家属签了停止靶向治疗的同意书，我们现在只能提供基础护理。”

她当时以为是医疗决定。

现在她看清了文件上的签名位置。

陆明川的名字，签在“家属确认”一栏。

她睁开眼，手指在屏幕上滑动，调出周默昨天发来的活动反馈表。其中一页提到，下一场讲座将邀请一位曾因误诊失去亲人的父亲分享经历。

她把那份用药记录截图转发给他。

“把这个加进去。”她在消息里写，“不需要解释，只需要让人知道，有些决定，不该由错误的人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