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前的最后一个月，我不接任何人的电话，也不回复任何一条消息。

一连小一个月，我都让自己努力埋头在知识的海洋里。

时不时扎个猛子，不是为了游的最快，只是为了练习憋气。

上不上的了岸不说，至少别被大浪拍死在海里。

一个月下来，一口气只剩下两分。

把手机关机塞到被子里，一阵沉沉的闷哼声从中传来，不出几秒，就彻底消失不见。

我知道，那是它垂死前的挣扎。

如同日前我母亲的回光返照。

打母亲去世后，我就开始无意这届高考。

原因无它，纯是我清楚自己几斤几两，在卷生卷死的黄城一中，凭我的那仨瓜俩枣，好学校是完全考不上的，撑死也就是摸得到一个末流三本的命。

一个月冲刺到省二本，那是电视里才有的情节。

之后我的状态基本就是浑浑噩噩，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唯一的好处是，题海战术可以让我从负面情绪里略微抽离。

高考前的最后一个下午，刚上完最后一节晚自习，在接受完老黄由衷的祝福后，下课铃声如约而至。

这次，没有人往食堂狂奔。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人发了疯一般的撕书，慢慢的，这种病毒急剧在高三学子间扩散开来。其中也有变着花样的，将书本往那摇摇欲坠的吊扇上扔。

顷刻间，纸屑在教室里漫天飞舞，伴着时不时的狼嚎。

我自顾自的收拾好每一本书，独自穿梭在教学楼，一楼三楼不断的往返。

最终，收获了十一块八。

最后一个晚修我没有报名。

因为我认为，想要临时抱佛脚，首先得看得到佛。

我短短十八年的人生里，与佛无缘，一路同行的，只有那数不尽的魔。

铺盖早就被我零零碎碎的搬走了，今晚，我打算回出租屋。

回去路上的最后一个十字路口，远远的就看到了一辆写着老风味夹馍的小车停在对面，身子顺时针转了九十度，正好是绿灯。

“姑娘，着急吗？油还没热，还得一会。”

下午五点半，刚出摊的样子。

“不着急。”

“行，那你先选个菜吧。”一只粗粝的大手从玻璃器皿顶部递过来个筐。

我打开一侧玻璃门，安静挑选着食材。

生菜，土豆，韭菜，鸡肝，香肠，辣椒，感觉差不多了，又将筐放到顶上。

“这辣椒可辣呦，那个尖椒要好点。”大叔好心提醒着。

“没事，我吃得了辣。”

大叔也没坚持。

随着时间推移，锅里的油逐渐冒起一层青色黑烟，一个圆形烧饼顺着锅边溜了进去。

“高三了吧。”

低头看了看胸口那醒目的黄城一中，从嗓子眼里轻轻回了声，“嗯。”

某天，黄城一中不知是哪个大聪明出了个主意，突然就要实行校服制，在我即将离校的最后一年。

准确的说，最后五个月。

后经多方打听，文娱委员带来不知已经是第几手的消息，说是跑操期间，在楼上看着的各路神仙嫌画面不好，整齐度不高，统一服装看起来更精神些。

周一国旗下的鲶鱼精拿着话筒，美其名曰，“让人一看，就知道你是我们黄城一中的学生！”

这是我第一次深刻体会到一种现世思想的具象化——衣服，其实是身份的外在体现。

当天下午的班会上，班主任说道，校服的事不强迫，大家自愿。

但他的表情出卖了他。

一周后，身在高三的我第一次穿上了校服，斥资三百二，冬夏各一套。

对此，我很是不愿。

三百二十块钱，我母亲一月工资也不过才九百。

尽管大家已经换上了统一的外皮，跑操期间依旧状况百出，你踩他脚了，他快她一步了，不整齐的问题依旧明显。

楼上的各路神仙脸色杂糅起来，就像一盘西红柿炒鸡蛋，红一块黄一块的，与高一高二的外皮很是相衬。

“明天高考加油。”大叔一手递给我刚做好的夹馍，另一只胳膊轻轻弓起，攥紧的拳头里饱含他真心的祝福。

“好的。”我笑着回道。

穿过马路，再向前直走五百米左右就到了目的地。

这是母亲生前租的出租屋，已经租了近九年。

前些年母亲搪塞我的理由是说，为了方便平日打工，在城里有个落脚的地。

对此我是不信的。

进城打工，为什么要半夜摸黑搬走？为什么单单就我俩？在村里住的不是好好的？

不久的将来，我理解了母亲搪塞我的良苦用心。

村里的事情向来都是用纸包的，更何况，那股阴火甚至不屑用纸来包。

我的父亲出轨了矿上做饭的一个女人。

而那女人，又恰巧是隔壁村的一个寡妇。

据说那寡妇叫红儿，男人在矿上遇难死了，手里拿着一笔不少的抚恤金。

据说我父亲和她是初恋，当初红儿的爹嫌他穷，把她嫁给了同村的郎中。

没多久，她第一次当了寡妇。

再没多久，她带着个女儿又嫁给了同村的一个老实巴交的汉子。没过两年，那男人在一场轰鸣的炸药声中，再没出来过。

据说，我那闻声而来的父亲搂着矿洞前哀嚎不止的她好一阵子。

据说，他俩早就好上了。

在母亲携我搬家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