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是冷漠的。

好像从大姐上初中开始，我们就基本没太多在一起的回忆。放学回家、过年放假，她都在房间里看书学习，很少出来。后来上高中住校，上大学在外地，大姐和家里的交集就越来越少了。逢年过节才会回来，回来也是沉默寡言。有时候，我有意想和大姐套近乎，却感受到冰冷的疏离。

一次年后，她要回学校，我说：临走之前，我们抱一下吧。

大姐和我抱了，却弓着身子和我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浅抱一下就迅速撤离。我不知道大姐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明明小时候，我们还在一起玩捉迷藏，那么开心，睡在一起，那么亲密。

直到大姐读研一，她偶尔到学校来看我，我们促膝长谈了几次，我才明白究竟是为什么。

大姐研一，我高三，那时我已经没住宿舍，在校外租了房子。

大姐来学校看我。

我和她聊起小时候的事，向她倾诉和母亲吵架的琐事以及我内心的苦楚。

大姐对我说：

「你的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因为在我还是**岁的小孩时，就已经感受到。那会我在家是老大，你们两有什么情况，就像你提到的，总是我先挨打。

记得有一次我捡到了两毛钱，带着你们两去买饼干吃，结果在路上你摔了一跤流了鼻血。回到家，妈看到你流鼻血，问都没问，对我就是一顿暴打。类似的事情也有很多，这件印象最深刻，我觉得特别无辜。

还有一件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就是有一年冬天，家里太阳能水管坏了，爸爸在家，我刚好也寒假在家。爸爸在上面喊，叫我拿一把扫帚给他。我当时想屋顶上不好扫，拿一把长把的好用一点，拿给爸爸，爸爸也没讲什么就用了。

后来那把扫帚被扫的样子有点难看了，拿下来给妈看到了，拿到扫帚就用扫帚把打我，还讲一大堆我不孝之类的话，那会二姑也在，我觉得很伤心，当时我都已经二十二三岁了。

这都只是其中的一两件事情而已。

曾经也想做些什么去讨好家人，很多努力都说明做什么都是白搭。

在家看书，说我是为了不想干家务，把看书当遮羞布；那我就帮忙干活，又说一年给我交那么多学费，怎么不好好学习，然后就是一大堆不孝之类的话。

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自己是不被爱的，特别是我上三年高中四年大学的七年里面，妈妈养我就是要回报的。她一直都觉得我上高中了，就要回报给她了，可是我并不具备那样的能力，所以我在痛苦中度过了七年向家里拿生活费的时光。

这七年我在家话不敢说，吃饭都觉得是愧疚，她可以随便说我，各种难听，我都已经习惯。

到我读研，自己也拿了足够自己生活的奖学金，争取到学费全免，不要再向家里要生活费的时候，我才觉得自己解放了。我忽然觉得我的生命才刚刚开始，我可以不用再奢求家人给予温暖。如果我在生下来就可以自立，就不用忍受这二十多年的精神折磨。如果我可以选择，我会选择在出生的那天离开。

母亲总说：别人家的孩子天天想家，我家的孩子出门在外连个电话都没有。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确实是这样，打电话回家是我潜意识里没有的，也从来不会想家。家里没有温暖，充满伤人的倒刺，若不是责任逼我逢年过节必须回家，靠我的自觉恐怕永远也不会想起。

很多时候，我觉得跟家里人根本没办法沟通，不管做什么换来的都是一顿说，我一年不回去几次，因为我对家真是没有留恋，在外面有点委屈都自己消耗，如果想跟家人说说，她们永远都比你苦。

出门在外，家不是我的避风港，在外面受过的任何委屈对我来说相比较母亲对我的伤害真的都不算什么，这样的家我又怎么会想呢？

所以，我建议你嘛，不要再奢望家人认可理解什么的，做自己想做的，早点独立出来，我们家就是一个没有温暖的房子。」

大姐推心置腹的倾诉，让我几次泪崩。

她说的扫帚事件其实我知道的比她更全面。

当时我马上就要中考。母亲要求我考500分，又希望我和大姐一样考上当地省示范高中。

我对大姐说：省示范高中600分都不一定能考上，500分怎么可能，这样的要求不是相互矛盾吗？

大姐就在饭桌上说了这事。当时二姑也在。母亲觉得自己在亲戚面前丢了面子，脸色立马拉了下来。但大姐说的有理，又是在饭桌上，母亲不好发作。我看她暗沉下来的脸色就知道马上有大事要发生了。

果不其然，下午，母亲终于抓到了大姐的‘错处’，说大姐不该把好扫帚拿给父亲去扫阁楼，白白糟蹋了这么好的扫帚。当即大发雷霆，当着二姑的面也毫不顾忌，抄起扫帚就是一顿暴揍斥责。

这只是借着扫帚的由头宣泄饭桌上的怒气罢了，虽然这扫帚的理由也并不高明。

后来二姑和我闲聊还说到此事：何娇都这么大了，哪能说打就打，扫帚扫坏了不就只是一个扫帚，哪有侠们（孩子）金贵？

大姐觉得跟家里人根本没法沟通我深有体会。

曾经我也尝试过和家人沟通。

初中的时候，前桌同学和我们分享回家以后和父母说学校里发生的奇闻逸事，父母的搞笑反应，我当时觉得很羡慕，也想和他一样。

回家之后，我就和父母分享我们班的班主任姓□□不变的蘑菇头发型，班里的同学就给她起外号‘蘑菇头’和‘老宋头’。家乡话里，‘老宋头’是‘大蒜头’的意思。

我本想博得父母一笑，结果母亲却说：你一天到晚在学校里不好好学习，竟关心这些有的没的有什么用？精力都花在这上面，成绩能弄好吗？

父亲也不说话，一副恨铁不成钢，好像我犯了多大错的样子。

从那之后，我再也不愿和他们分享学校里的事了。

大姐还说：

「妈自己说内衣什么的穿宽松了就带回去给她穿，那我就带回去呗。那会我还在上大学，生活费都是她们给的，讲实话饭都不够吃。带回去她穿了两天，里面的钢圈出来了，你也知道家里面洗衣服的方式。

然后，妈就跟我讲，这个衣服都坏成这个样子了，她穿难受。

我当时就接了一句，要不是因为宽松了，我实在穿不了，我都还在穿。

我其实一直都不明白，为什么这句话有这么大的魔力，当天晚上就跟妈吵了一架，准确讲是妈在吵，我一直在解释，晚上妈就到楼上去睡了。

后来听说第二天妈就到你这哭诉。

第二天爸爸也给我打电话叫我不要跟妈怎么怎么。

你知道吗，我把那件内衣带回来给妈，虽然现在看来可能是有点旧，但对于当时的我来说，给了她我都没有钱买新的。本是一片好意，到最后我搞的里外不是人。现在我的衣服穿到宽松了，我宁愿扔掉，也不要带回来。」

这件事我听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版本，母亲跑到学校和我哭诉，泪水涟涟，说的是大姐看不起她，要不是内衣旧了，宽松了，根本都不会带回来给她穿。然后就上升到大姐不孝之类的话。

我了解母亲的性格，当时虽不知事情全貌，但我知道大姐一定不是母亲说的那个意思。看着母亲的眼泪我实在共情不了一点，简单敷衍了几句。

现在看来，‘内衣事件’和我的‘凉皮事件’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

母亲是极度敏感的，是难以沟通的。无论我们说什么，怎么解释，她听不进去一点，好像总是沉浸在自己虚构的负面情绪里，自虐而不自知。

这种感觉实在太难受了，像一团长满刺的乱麻，怎么理也理不顺，还扎的满手是血。

我和大姐有很多共同话题，那一次的促膝长谈，让我感受到了她的理解和温情。

她不是冷漠的，她只是在心里建立了一道屏障，不再留恋、不再期待这个冷漠的家能给予她温暖，表面看起来冷漠罢了。

那一天，我们躺在温暖的床上聊天，一起看杂志，很是温馨。

杂志的中间一页有一些趣味题。

比如：有两根不均匀的香，每根香烧完的时间是一个小时，你能用什么方法来确定一段45分钟的时间。

我想的比大姐快。

我说：把第一根香的一头点燃，同时把第二根香的两头点燃。在第二根香烧尽时，也就是半个小时，再把第一根的另一头也点燃，那么等到完全烧尽之后，刚好是45分钟。

杂志最后一页就是答案，果然和我说的一样。

大姐说：你真聪明。

我很开心，出租屋里充满了我们的笑声，当时的我可真是太开心了。

忽然，屋外响起了电瓶车驶来的声音。

我的出租屋是房东家院子里大门边上的一间，房东每次回来都会将电瓶车放在我的门口。我知道是房东。

我和大姐手上的动作同时停下，不再沉溺于刚才的温馨趣味题，屏住呼吸、全神贯注地听着屋外电瓶车的动静。房东停下，打开站架，关上电源，拔出钥匙，随即电瓶车发出一声‘嘀——’的响声，我的心也瞬间提到了嗓子眼。直到房东的脚步声走远，我们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我对大姐说：你知道我刚才是什么感觉吗？

大姐说：明明知道她不是妈，但心里就是害怕，明明我们没做什么坏事，却总感觉有什么东西要藏起来，不然马上就要掀起惊涛骇浪。

我说：对对对。

大姐说的是她自己的感受，却也精准地表达了我内心的感受。

外婆问：什么意思？你和何娇害怕电瓶车的声音是因为你妈？

我说：我可没这么说啊。

外婆像抓住了我无理取闹的把柄，说：这回可不是我说你啊。骑电瓶车的人又不是你妈，她人都不在，这种事怎么能赖上她呢？

我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外婆听说过吗？这叫创伤后应激障碍，英文简称PTSD。被蛇咬一次都能怕十年，更何况我们每天都待在这种环境下呢？

外婆嗤之以鼻：你这孩子撂得着（无可救药），你妈要是知道得多寒心啊。

外婆不懂什么创伤后应激障碍，我也不想和她争辩，继续说：外婆还不知道你去世后二姐都发生了什么事吧？

外婆：你二姐怎么了？

我说：二姐跟人私奔了，结婚了，怀孕了，父亲去找她她也不愿再回来了。

外婆：什么？她才多大啊。

外婆瞳孔地震，说我们都是不省心、没良心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