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车在坑洼的土路上颠簸，我靠在哥哥肩上，半梦半醒间听见王伯和哥哥说话。

“你阿妈是上海人？”王伯的声音从车头传来，被风吹得断断续续。

“嗯。”哥哥应了一声。

“那你们这是去投奔外祖家？”

“是。”

王伯没再问。我睁开眼，看见他的背影坐在车头，脊背微微佝偻着。马蹄踏在冻硬的车辙上，得得得地响，像是有人在远处敲着什么东西。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歪过头问哥哥：“哥，你见过外婆吗？”

哥哥低头看我，想了想，说：“见过两次。”

“什么时候？”

“小时候，外婆来过江湾。后来——”他顿了顿，“后来妈带我去过一次上海，那时候你还小。”

我从草帘子里坐直了，往他身边凑了凑：“上海什么样？”

哥哥没马上答。马车轮子碾过一块石头，颠了一下，他伸手扶住我的肩。等车稳了，他才说：“有电车，在街上跑，叮叮当当地响。楼房比江湾的祠堂还高，好几层，一扇窗户挨着一扇窗户，晚上亮起来，像……”他皱起眉头，像是在找词，“像天上星星落下来，挂在那儿。”

我听得愣住。江湾最高的房子就是镇上王家的当铺，两层楼，青砖黑瓦，我站在底下仰头看，脖子都酸了。几层楼该有多高？我实在想不出来。

“我们去上海那次，是姨妈结婚。”哥哥又说，“在教堂里。”

“教堂是什么？”

“洋人的庙。”哥哥说，“尖顶的，顶上有个十字架。里头都是长条椅子，一排一排的，坐着人。前面站着个穿黑袍子的洋人，捧着本书，念着些听不懂的话。”

我想了想，问：“那姨夫呢？”

哥哥嘴角动了动，像是要笑：“姨夫是新式的书生，戴着花边眼镜，镜片后头的眼睛笑眯眯的。他给过我糖，用纸包着的，花花绿绿的纸，剥开来是甜的，含在嘴里化开，有橘子味。”

“橘子味的糖？”我咽了咽口水，“你吃啦？”

“吃了。”哥哥说，“姨夫摸了摸我的头，说，怀瑾，以后常来上海玩。”

我没说话。那时候他大概想不到，再来上海是这样来的。

“清嘉，”他说，“别怕。外婆会收留我们的。”

我点点头，又往他身边靠了靠。他身上有股旧棉袄的味道，我闭上眼睛，听着马蹄声，听着风声，听着自己的心跳。

江湾到上海，说是很近，走大半天就到了。

我不知道过了多久，哥哥推了推我：“清嘉，到了。”

我睁开眼，从草帘子缝里往外看。先看到的是路，不是江湾那种土路，是平整的、黑黝黝的石子路，宽得能并排走好几辆马车。路边竖着杆子，杆子上头挂着灯，一盏一盏的，排着队往远处去。

再往前看，就看见了那些东西——那些哥哥说的东西。

电车从远处开过来，叮叮当当的，车顶上还拖着两根长长的辫子，搭在头顶的电线上，一路走一路擦出细细的火花。车身上漆着字，我看不懂，只看见车窗里坐着人，男男女女，挤着，有的往外看，有的低头不知道在看什么。

路边走着的人，和江湾也不一样。有穿长袍的，有穿短褂的，还有女人—穿着大裙子，蓬蓬的，拖到脚面，外头罩着毛茸茸的披肩，头上戴着帽子，帽檐上还插着羽毛。她们挽着男人的胳膊，踩着高跟鞋，笃笃笃地从石板路上走过去，看也不看旁人一眼。

“这是哪儿？”我小声问。

“上海。”哥哥说。

马车慢下来，在人流里穿行。我把头探出草帘子，往外看，看也看不够。有个卖报的孩子从车旁跑过，手里挥着报纸，嘴里喊着什么，喊得太快我听不清。有辆汽车按着喇叭从旁边挤过去，吓得马打了个响鼻，王伯连忙拽紧缰绳，嘴里低声骂了一句。

我忽然觉得，其实来上海也挺好。

这个念头冒出来的时候，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可我没把它按回去，就那么让它待在那儿，暖暖的，像揣着个小火炉。

“下车吧。”王伯把马车停在一家面馆门口，回过头来看我们，“两个娃子都饿了吧？这都要擦黑了。”

面馆不大，门脸窄窄的，里头摆着四五张桌子，有两三张已经坐了人。灶台在门口，大铁锅里滚着水，热气腾腾地往上冒。

老板是个胖胖的中年人，系着围裙，正往锅里下面条，看见我们进来，抬了抬下巴：“坐。”

“来，娃子们，过来吃碗面条。”王伯把我们领到靠墙的一张桌边，自己也在对面坐下，“吃完再送你们去大陆新村，总不好让人家觉得咱江湾人都不给饭吃。”

他掏出一个大洋在手里攥了攥，又塞回兜里，另从自己身上摸出几个铜板，数了数，放到桌上。

面很快端上来。三个大碗，清汤寡水，飘着几个油星，没有菜，没有肉，只有面。面条是粗的，白生生的，卧在碗底，上头撒着几粒葱花。

我端起碗，先喝了一口汤。烫的，咸的，有点鲜，不知道是什么熬的。我饿了一天，这一口汤下去，胃里暖起来，手也不抖了。我拿起筷子，低头吃面，吃得很快，顾不上烫。

吃到一半我抬起头，看见王伯正看着我。

“吃吧，多吃点。”他说，低头开始吃自己的面。

哥哥吃得不快，一口一口的，嚼得很慢。我看看他，他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眼睛红了一下，又很快好了。

吃完面，外头的天已经黑透了。王伯结了账，带着我们出了面馆，重新坐上马车。

“大陆新村不远了。”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