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天起，我和哥哥在秦云阁住了下来。

腊月二十那几天，阁里开始忙起来。庆妈让人把楼上楼下的灯笼都换成了新的，红绸子扎的，挂得满满当当。姑娘们也在裁新衣裳，花花绿绿的绸缎铺了一桌子，你一言我一语地商量着样式。楼下大厅里摆了水仙，幽香幽香的，从早到晚飘着。

“今年过年要热闹热闹，”庆妈说，“去去晦气。”

可那晦气没去掉。

正月十八那天，有个常来的客人喝多了酒，在楼下嚷嚷，说什么日本和尚在上海被打死了，虹口那边乱得很，日本兵可能要动手。庆妈让人把他扶走，回头对我们说，别听醉汉胡说。

正月二十，街上的传闻多了起来。有人说日本军舰开进了黄浦江，炮口对着外滩；有人说日本领事提了什么条件，要中**队撤出闸北。来阁里的客人少了，来的也都匆匆忙忙的，坐下没一会儿就走。

正月二十二，庆妈把几个管事的叫到一起，说了很久的话。我趴在楼梯口偷听，只听见几个字，“囤粮食”“别出门”“万一”。

正月二十七那天晚上，天阴得很重，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我躺在那张屏风后面的小床上，睡不着。哥哥在旁边翻身，也睡不着。

“哥，”我轻轻喊了一声。

“嗯？”

“会打仗吗？”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不知道。”

我说：“我怕。”

他没说话，只是伸过手来，在被窝里握住我的手。他的手很暖，手心有薄薄的茧。

第二天，正月二十八。

晚上九点多钟，我已经躺下了。阁楼里隐约传来笑声和胡琴声，和往常没什么两样。我迷迷糊糊快睡着的时候，忽然——

轰。

那声音太大了，大到不像声音，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胸口炸开。床猛地跳了一下，我整个人从被窝里弹起来，耳朵里嗡嗡嗡地响，什么都听不见。

哥哥已经冲过来，一把抱住我。他的嘴在动，可我听不见他在说什么。窗户纸在抖，抖得哗哗响，桌上的茶碗也在抖，叮叮当当的，像要碎掉。

嗡嗡声慢慢退下去，然后我听见了别的声音——远远的，轰轰轰，一下接一下，像夏天的闷雷在天边滚，可那雷不停，一直滚，一直滚。

炮声。

那一夜，炮声响了一整夜。

第二天天亮，街上全乱了。

阁里的人都挤在楼下大厅里，没人说话。庆妈站在门口，隔着门缝往外看。我趴在她身后，从门缝里挤着往外瞅。

街上的人在跑。拖儿带女的，背着包袱的，有的连鞋都没穿，光着脚在石板路上跑。一个女人的头发散着，怀里抱着孩子，孩子哇哇地哭，哭得撕心裂肺。有个老头被撞倒了，倒在路边，没人扶他，人从他身边跑过去，一个接一个。

远处有黑烟升起来，浓浓的黑烟，一团一团的，把天都遮暗了。

“闸北烧起来了。”有人小声说。

后来几天，断断续续有消息传来。说外面打得很凶，把日本兵堵在闸北没让过去；说日本飞机在天上扔炸弹，商务印书馆被烧了，东方图书馆也被烧了；说吴淞那边打得最惨，死人堆成山。

那些话我听不太懂，可我知道，外面在死人，很多很多人。

炮声有时近有时远，有时停几个时辰，有时响一整夜。阁里的人都躲在屋子里不敢出去，窗户用棉被堵上，怕玻璃碎了伤人。灯笼都摘下来了，晚上不敢点灯，怕招来日本飞机。

庆妈让人把后院的柴房腾出来，说万一不行了，就躲到柴房里去。柴房没有窗，黑漆漆的，只有一堆一堆的柴禾。我进去看过一次，待了一会儿就出来了，那里面太闷，喘不上气。

二月头上的某一天，哥哥忽然说想出去看看。

“不行。”姨妈的脸一下子变了，“外头在打仗，你出去找死？”

“我就到街口看一眼。”哥哥说，“不会走远。”

姨妈不同意。可第二天一早，哥哥不见了。

我找遍阁里每个角落，找不到他。我在后门口站着，等了一上午，等到手脚都冻僵了。中午的时候，他回来了。

他站在后门口，我差点没认出来。

他的脸上有一道黑灰，衣裳上全是土，眼睛红红的。他看见我，愣了一下，走过来，伸出手，把我抱住。

他身上有股味道，我说不上来是什么味道，像是焦糊，像是血腥，又像是别的什么。

“哥？”我小声问，“你去哪儿了？”

他没说话，只是把我抱得更紧。

那天晚上，他跟我说他看见什么了。

他说他去了闸北那边，没走到最里头，被兵拦住了。可光是在边上，就看见了很多东西。他说街上到处是死人，他说有个孩子，比我还小，坐在路边哭，身边躺着一个女人，一动不动，血流得到处都是。他想过去拉那个孩子，被一个当兵的拉开了。

他说他看见日本飞机从头顶飞过，飞得很低，翅膀上的红太阳看得清清楚楚。飞机飞过去，轰的一声，不远的地方就冒起黑烟。

“清嘉，”他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这世道……咱们还能活着吗？”

我看着他，他的眼睛在黑暗里亮亮的，像有什么东西在里头烧。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又往他身边靠了靠。

二月二十那几天，炮声最凶。

听人说，日本兵换了个叫小野的司令官，第X师团全上来了，在江湾那边和中国兵打。我躺在屏风后面，听着那些轰轰的炮声，想着自家的院子，不知道有没有被炮弹炸掉。

二月二十二，有人来说，中国兵打赢了，在庙行那边打死好几千日本人。可庆妈听了只是摇头，什么话都没说。后来我才知道，那一仗虽然打赢了，可中国兵死得更多。

三月初，炮声渐渐稀了。

三月三那天，街上有人喊：停了，停了，不打了。

街上走过一队一队的日本兵。

他们穿着土黄色的军装，扛着枪，排着队，靴子踏在石板路上，咔咔咔的，整齐得吓人。

有一队日本兵从秦云阁门口走过。我躲在门后，从门缝里往外看。走在最前头的那个忽然停下来，往我们这边看了一眼。他的目光扫过来，扫过门板，像能透过门板看见我似的。我往后退了一步，心砰砰跳，跳得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他看了一会儿，又走了。

那天晚上，我做了噩梦。梦见那个日本兵的脸，那张脸越来越大，越来越近，然后变成好多张脸，围着我，转着圈，笑着。那些笑和人的笑不一样，露着牙，眼睛发亮，像野兽。

我尖叫着醒过来，浑身是汗。哥哥在旁边，抱着我，轻轻拍着我的背，一遍一遍地说：“没事，没事，哥在。”

五月初，停战协定签了。

五月五号那天晚上，我在屏风后面偷听到庆妈和姨妈说话。

“中国兵不能在上海驻扎了，”庆妈的声音，“从安亭到浒浦口，那么大一片地方，都不让驻兵。日本人倒可以留在虹口，留在租界边上。”

“那……”姨妈的声音，“那以后……”

“以后？”庆妈苦笑了一声，“以后上海就是日本人的了。他们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蜷在床上，听着这些话，心里有什么东西在翻。我想起那个日本兵的脸，想起那些咔咔咔的脚步声，想起街上升起的黑烟，想起哥哥说过的那个坐在路边哭的孩子。

我恨他们。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后来我听见哥哥翻身，坐起来，走到窗边。我闭着眼，假装睡着，他在窗前站了很久。

然后我听见他轻轻说了一句话。声音太小，我没听清。可我听见那几个字——

“要是投降……是不是就能活得好一点……”

我心里一凉。

我睁开眼睛，看着屏风上那只画着的鸟。鸟还是那只鸟，张着翅膀，不知道是要飞，还是飞不起来。

第二天早上，我在楼梯口遇见哥哥。

“哥。”我喊他。

他回过头，看着我，笑了笑。那笑和以前不一样，我说不上来哪里不一样，可就是不一样。

“清嘉，”他说，“咱们得活着。”

我点点头。

他又说：“怎么活着，比活着本身要紧。”

那天下午，我从后门出去透口气。弄堂里很静，静得不像在上海。我走到巷口，往街上看了两眼。

街上有个报童在喊，喊的是什么我没听清。可有一句话飘过来，飘进我耳朵里，

“……上海由日本军队接管……”

我攥紧拳头，指甲掐进肉里。

哥哥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到我身后。

“清嘉，”他说，“别看了。”

我没回头，只是说：“哥，我恨他们。”

他没说话。

过了很久，他轻轻叹了口气。那叹息声很轻，轻得像没发出来，可我还是听见了。

“恨有什么用？”他说。

窗外，那面旗在风里飘着。春天来了，风吹在身上，已经不那么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