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末的一个晚上，耿岁岁照例在操场跑步。耳机里放着英语听力——她最近在练托福，准备大二考一次看看水平。北方的晚风带着初夏的暖意扑面而来，她跑了五公里，最后一百米稍微加速冲了一下线，然后开始减速慢走。跑完五公里之后她停下来弯腰撑着膝盖喘了几口气，汗珠从额头滑到鼻尖滴在跑道上。她直起身来慢走着，拉伸了一下小腿肌肉。月光很好，操场上还有几个人在慢跑，远处传来篮球拍地的声响，砰砰砰的，有节奏地响着。她走了一圈之后重新跑起来，又跑了一公里。汗透了衬衫，她停下来脱下外套系在腰上，继续慢走。

走到操场边缘的时候她忽然看见看台上坐着一个人。那人穿着灰色T恤坐在最高一排，膝盖上摊着一本书借着路灯在看。看台上的灯光是那种偏冷白的光线，把整排座位照得清楚。隔得太远看不清脸，但那人的坐姿让她的脚步顿了一下——脊背挺得很直，低头的时候后颈到肩线连成一条干净利落的弧度，整个人安安静静地窝在灯光里。她站在跑道边上看了几秒钟。心脏跳得快了半拍——不是怦然心动的那种快，是某种被记忆击中的、猝不及防的麻。然后她收回目光，继续往宿舍楼的方向走了。只是心里有一个模糊的念头一闪而过——那个人，坐姿好像他。她走进宿舍楼的时候甩了甩头，把那个念头甩掉了。不可能。他在南方，在本省，在某个顶尖高校的理科实验班里。北方的夜风再怎么吹也吹不到那么远的地方去。

六月初的一个周末，沈安拉着她参加了一个跨校法学交流活动，地点在隔壁一所大学的法学院。来了四五个学校的学生代表，每个学校派两个人上去做案例分析展示。会场的布置很简单，一间阶梯教室，前面是讲台和投影幕布，下面坐着大约三十来个学生和几个老师。耿岁岁是最后一个上去的。她走上讲台的时候台下的人已经有些疲了——前面四个展示做了将近两个小时，有人开始在下面玩手机。她打开PPT，第一页是一张干净的标题页，上面写着“赠与合同纠纷的多重视角分析”。她讲了一个案件：一个老人将一套房子赠与了照顾他多年的保姆，老人的子女起诉保姆，主张赠与合同无效，理由是“老人的赠与非真实意愿”。她站在台上讲了十五分钟，PPT只有六页，每一页都干净利落——法律关系图、时间线、关键证据摘要、争议焦点梳理、法条引用。讲到后半段她开始脱稿，目光从PPT上移开，直接看着台下的观众。她的声音不大，但整个教室都安静了下来——前面玩手机的人把手机放下了，有人开始抬头看她。

“这个案子的核心不是赠与合同是否有效，是赠与背后的‘期待’是否构成对价的隐含条件。”她把法律关系一条条拆开又重组，“老人和保姆之间的关系，表面上是雇佣，实际上是长期的依赖与照料。保姆提供的不仅是劳动，是陪伴、是安全感、是‘你在的时候我不怕’。如果只看合同条款，结果合法但不公平。如果看了动机但找不到法律依据，结果公平但不合法。”她顿了一下，目光扫了一圈台下。“真正的争议点在这里——法律条文和人情期待之间的缝隙。这个缝隙要不要补、谁来补、怎么补，是这个案子真正的价值。”

台下安静了三秒钟。然后掌声从角落里响起来——先是稀稀拉拉的几下，然后慢慢铺开，越来越响，整个教室都回荡着掌声。坐在第一排的一个男生先鼓的掌，他穿着白衬衫，袖口卷了两圈，手腕上戴着一块银色的手表。五官干净，笑起来的时候眉眼弯弯的，整个人有一种温润的气质。她鞠躬下台。那个男生在通道边拦住她，递过来一张名片：“你好，我叫梁衍，隔壁法学院研究生的。今年研二，主攻民商法方向。”她接了他的名片，低头看了一眼——名字下面是手机号和邮箱。“耿岁岁，大二。”“你刚才那个拆解思路很漂亮。”梁衍笑着说，声音温润平和，“尤其是最后那个‘缝隙’的说法。我们学院有个读书会，每周讨论一次，跨校的，邀请各个学校的同学来参加。讨论的主题不限于法条，会延伸到伦理、社会结构、技术趋势这些。你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听听。”他递过来一张便签，上面写了一个微信群二维码。她收下了：“好，我回去加。”

那天回去的路上沈安一直在她耳边念叨：“那个梁衍学长好帅，还给你递名片了！你发现没有他看你的眼神明显不一样——”耿岁岁把耳机戴上，沈安的声音被隔在外面。她把那张便签夹进书里，没有马上扫码。回到宿舍之后她坐在书桌前，把梁衍的名片又看了一遍。白色的卡片纸，印刷简洁，只有名字和联系方式。她把名片放在桌面上，看了几秒，然后夹进笔记本里，合上了。

后来她确实去了几次读书会。第一次去的时候她坐在最后一排旁听，没怎么说话。梁衍主持得很稳——他说话不急不缓，永远先听完别人的观点再开口，从不打断。讨论的主题是“紧急避险的边界”，从刑法条文出发往外延伸到了哲学层面。有人问“如果为了救五个人可以牺牲一个人，那这条线划在哪里”，有人说“看比例”，有人说“看动机”，有人沉默。她坐在最后一排听着，没有发言，但把每个人的观点在笔记本上记了下来。散场之后梁衍路过她身边的时候低头看了一眼她的笔记本，看见上面密密麻麻的要点和批注，笑了一下，没有说话，点了点头走了。第二次去的时候她坐到了中间一排。那次讨论的主题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知识产权归属”，她听了几分钟后举手发言：“如果AI生成的内容不归属任何人，那它就进入公共领域。如果归属开发者，那开发者和用户之间怎么分配？如果归属用户，那训练数据的版权方会不会有意见？”她一口气提了三个问题，说完之后看见梁衍在笔记本上写了什么，抬头冲她笑了一下。

第三次去的时候她开始主动参与讨论。她说话不多，但每次发言都切中要害，不做冗长的铺垫，没有“我觉得”“可能”“大概”这类游移不定的修饰词。有一次讨论到“算法歧视的法律规制”，她从法条出发然后往外推了一步：“算法没有歧视，歧视在数据里。数据是社会历史的数字化记录，历史上有什么歧视，数据里就有什么歧视。所以在管算法之前，要先管数据来源。法条要前置到数据采集阶段。”梁衍听完她的话看了她好几秒，然后说：“你很适合做实务。”“为什么？”“因为你不迷信条文。你总是在看条文背后的人。”他说这话的时候目光安静地落在她脸上，没有多余的意味。这句话她想了一整个晚上。躺在床上熄了灯之后她还在想——不迷信条文，条文背后是人。她在黑暗里睁着眼睛，觉得这个说法准确地概括了她学法律的方式：从案例入手、从人入手、从具体情境入手，再倒回去看法律条文能不能覆盖它。

但除了读书会之外，她和梁衍没有多余的私下交流。读书会结束大家各自散了，她也从不留下来多聊什么。沈安有一次试探性地问“他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她头也没抬：“他见谁都那样。”沈安撇撇嘴不说话了。耿岁岁确实没有任何多余的想法。她心里那片地方已经空了很久，什么花草都长不出来了。她不是刻意封锁自己——只是和任何人都产生不了足够的亲近感。她可以合作、可以讨论、可以并肩走一段路，但走到分岔路口的时候她会自然地往自己的方向拐，不回头不留恋也不觉得遗憾。就像一个人走惯了夜路，不会再盼着有人打灯来找她了。

大二结束的时候她的绩点稳在了年级第一，拿到了全国模拟法庭大赛的参赛资格。暑假前她给家里打了个电话，说今年不回去了，要在学校准备比赛。爸爸妈妈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爸爸说了句“行你别太累”，妈妈在后面追问“那你想吃什么给你寄过去”，她说了句“不用，学校都有”。挂了电话之后她继续看比赛材料。暑假的校园空了一半。宿舍楼里只有零星几间亮着灯，食堂只开一楼的两个窗口，图书馆的开放时间缩短到了晚上八点。她每天早上跑完步去图书馆——七点到馆，坐在老位置上，把前一天准备好的比赛材料再梳理一遍。下午和队友模拟对抗训练——她和队友周正两个人，一人扮演原告代理人、一人扮演被告代理人，轮换着来。晚上复盘录像，把白天训练的视频回放出来，逐段分析哪里可以改进、哪里说得不够有力、哪里证据链衔接得不够紧。整个七月她瘦了三斤，因为有时候忙起来过了饭点就忘了吃。但精神状态很好，整个人像一张拉满的弓，蓄着力，等着射出去的那一天。她的眼睛比以前更亮，走路的时候步伐比平时快一点，说话的速度也快了一些。周正有一次说“你看起来像是憋着一股劲儿”，她回了句“比赛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比赛在八月下旬，地点在上海。她和队友提前三天出发，坐高铁穿过华北平原一路向南。窗外的景色从干燥的土黄色渐渐变成湿润的翠绿——从河北的麦田到山东的丘陵，从江苏的平原到上海的市郊。经过一座跨江大桥的时候她放下手机看了一眼窗外——江面很宽，水光粼粼，对岸的城市轮廓在雾气里若隐若现。江上有船，白色的船体在灰绿色的江面上缓缓移动，拖出一道白色的尾迹。南方。她回来了。虽然不是她的城市，但空气里的湿度让她莫名地想起很多事——南方的夏天是黏的、重的、热腾腾的。她把车窗玻璃擦了一下，看见自己的倒影和窗外的江水叠在一起。她转回头，把耳机重新塞进耳朵里，闭眼靠在了椅背上。音乐是随机播放的，跳到一首钢琴曲，舒缓的旋律在耳机里流淌。她的呼吸慢慢平稳下来，手指在膝盖上轻轻地跟着节拍点着。比赛快要开始了。她睁开眼看了一眼窗外，江面已经被甩在了身后，取而代之的是成片的稻田和白墙黑瓦的村庄。她看了几秒，然后闭上眼睛，继续听歌。

窗外是南方的夏天，和五年前那个玉兰花开的下午一样热。风吹进车窗，热烘烘的，带着湿润的草木气息。她闻着那种气息，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不是笑，只是某种熟悉的、久违的感觉。然后列车减速了，广播里传来女声：“上海虹桥站到了。”

她站起来，把行李箱从架子上取下来。轮子落地的时候磕了一下，她扶稳了，然后拖着箱子走向了车门。外面阳光涌进来，白晃晃的，她眯了一下眼睛，然后迈出了车门。脚下是南方的地面，热腾腾的，隔着鞋底都能感觉到那种温度。她站在那里，深吸了一口气。

空气里有南方的味道。混着铁路的金属气息，混着远处城市的喧响，混着某种她叫不上名字的花香。她认出了那种味道——是南方的味道，是家的味道，也是过去的味道。她站了两秒钟，然后拖着行李箱往前走。汇入了人群，找周正他们去了。脚步很快，很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