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孟筠在微信上发来一个链接，后面跟了一句：马岩松在798讲山水城市，别人给了两张票。

周六下午的尤伦斯艺术中心，厅里坐满了人。两侧台阶上也坐着年轻建筑师和学生，抱着速写本，膝盖挨着膝盖。马岩松站在台上，背后的大屏幕亮着朝阳公园广场的效果图——黑色曲线建筑群从城市地平线上隆起，像从水泥地里长出来的山。他说中国城市的问题不是楼太高太密，是把人的尺度丢了。

我在笔记本上记了这句话。旁边座位的女孩也在记，写得很快，字迹潦草。她记完偏头看了一眼我的本子，愣了一下，大概是觉得我的字太工整了。

散场后旁边画廊有酒会。长桌铺着白布，摆着酒和切成小块的点心，灯光调得暗，人声嗡嗡的。孟筠熟门熟路地穿过人群，端了两杯白葡萄酒回来，递给我一杯。她穿黑色连衣裙，耳环是建筑模型里用的那种微型亚克力片，说话的时候轻轻晃。

“这种场合多认识点人没坏处。”她抿了一口酒，目光已经在人群里巡了一圈，锁定了下一个要聊的人。孟筠在北京做了六年建筑媒体，认识的人比认识的字还多。她转身之前回头看了我一眼，压低声音说：“别一直站着不动。”

她走了。我端着她给我的酒站在原地。那杯酒我只喝了一口，太酸，不知道什么品种。周围三三两两的人在交换名片，笑声忽高忽低。头顶的射灯打在旁边的装置作品上，一堆废弃的钢筋和混凝土块被焊在一起，标签上写着“城市骨骼”。我站在它旁边，觉得自己也像其中一块。

“你不喝？”

我转头。一个高个子男人站在一步之外，手里的杯子空了一半。藏青色休闲西装，里面是白T恤，肩膀很宽。头发短，刚剪不久的样子，鬓角剃得很干净。脸上的表情不像在社交——酒会上大部分人都在社交，表情像涂了一层透明的膜。他没有。

“喝了一口。太酸。”

他把自己的杯子放在旁边的台子上，从冰桶里拿了一瓶气泡水递过来，动作自然得像拿自己的东西。瓶身冰凉，凝着水珠。“谢平川。”

“林越。”

“我知道。”他说，“上次在你们公司开会，你坐了一个半小时，一句话没说。今天又坐了两个小时，还是没说话。”

我抬头看他。上次那个会是月初，甲方、设计院、施工方挤了一屋子，我坐在角落里做会议记录。我不记得在座的人里有他。

“你也在？”

“我坐在后排。”他说，“看见你了。你那本灰色笔记本，记了七页。”

有人从旁边过来拍他肩膀，喊平川，语气很熟络，手搭在他肩上拍了拍。他侧身跟那人说了几句话，客气但不热络，嘴角的弧度刚好够用。人走后他转回来，表情恢复到刚才的样子，像翻了一页书又翻回来。

“你也觉得城市的问题是把人的尺度丢了？”他问。

“你觉得呢。”

“我先问的。”

我握着那瓶气泡水，没开。“他说得对。但说对容易，做难。画效果图的时候谁都能把人的尺度画进去，落地的时候就不一定了。”

他看了我一眼，然后把杯子放到旁边的台子上，手指在杯脚上转了半圈。动作不大，很轻，像是无意识的习惯。后来我才会注意到，他转杯子从来不是一个完整的圆，永远是半圈，到某个位置就停。

“你知道马岩松那个哈尔滨大剧院，建成之后当地人说像外星人基地。”他说，“但建筑师要做的可能就是这个——在所有人都觉得该这样的时候，你说该那样。”

“那是少数人的特权。”

“所以你认了？”

“不是认。”我把气泡水瓶盖拧开，没喝，“先把能做的事情做好。图纸上的门洞尺寸不错，标高不漏，甲方改需求的时候骂人只在心里骂。这些也不容易。”

他没继续问。过了一会儿他从经过的服务生托盘里拿了一块小蛋糕，没吃，放在台子上。

“老谭上次开会提你。说你改的方案标注清楚，有判断力，不像才做两年的。”

“方案是陈锐带着做的。”

他笑了一下，嘴角往一边偏。“你这个人，夸你你还往外推。”

“怕你夸错了。”

他笑出声了，很短促的一声，像是没预料到自己会笑。他重新拿起杯子，手指又开始转杯脚。我注意到他的手指骨节分明，不是那种写字楼里养出来的白净，也不粗糙，是介于两者之间的那种手。

“你在哪儿读的书？”

我报了校名。

“好学校。”他说，“我们院去年招了两个你们学校的，基本功扎实。就是不爱说话。那个男孩来了半年，开会没发过一次言，画图画得特别干净。”

“不爱说话未必是坏事。”

“我没说是坏事。”

他看着我。他的眼神很直接，但不是那种让人不适的打量。是那种知道自己是谁、不需要用任何东西证明自己的直接。这种眼神在北京不常见。北京到处都是需要用房子、车子、职位、人脉来证明自己的人，眼睛里有太多东西，反而看不清。

“你也是学建筑的？”我问。

“在国外读的。回来进的国企设计院。”他说，语气平淡下来，像是在背一个说过很多遍的自我介绍，“我爸说总得有个正经工作。越野不能当饭吃。”

他说后半句的时候语调微微扬了一下，像是自嘲。我没接这个话茬。孟筠从人群里走过来，手里换了一杯红酒，看见我们站在一起，脚步顿了一下。那一下很短，短到如果我没一直看着她的方向就不会注意到。然后她脸上的表情恢复如常，笑着跟谢平川打招呼，寒暄了两句最近的展览。她认识他，而且不是刚认识的那种认识。

等谢平川被人叫走，她把我拉到一边。旁边是一幅巨大的黑白摄影，拍的是某座被拆了一半的城中村，残墙上还贴着半截春联，红纸褪成了粉色。孟筠没看画，看着我的脸。

“他爸是陕西省里的。你知道吧。”

“不知道。”

“现在知道了。”她没多说。孟筠从来不在没把握的时候多说，这是她在这行混得好的原因之一。她只是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提醒，但被收得很克制，像糖纸包着药。

我在洗手间门口又碰到他。他从男厕出来，一边走一边用纸巾擦手，路过那幅城中村照片的时候停下来，歪头看了几秒。我正好走过去。

“你觉得这幅怎么样？”

“对联是故意的。”我说，“太刻意了。残墙本身已经够了，加半截对联反而像在喊‘看，我很伤感’。让人不舒服。”

他看了我一眼，慢慢点了两下头。不是敷衍的那种点头，是真的在想。

“你会看东西。”他说。

“建筑师不都应该会看。”

“应该的事多了。”他把纸巾团成团扔进旁边的垃圾桶，准头很好，“做到的不多。”

出画廊的时候天已经暗了。798的红砖厂房在暮色里变成深褐色，烟囱的轮廓模糊在灰蓝色的天光里，像没画完的素描。空气里有烤串的味道，不知道从哪个路口飘过来的。一对情侣举着手机在拍涂鸦墙，闪光灯一亮一灭。

他走在我旁边，步速不快，像是没有什么事等着他回去做。快到停车场的时候他忽然停了一下。

“林越，你今天说的话加起来不到二十句。”

“你数了？”

“我观察了。”他说，路灯在头顶亮起来，橘黄色的光打在他的肩膀上，“但你每句都挺对的。”

他走向一辆车。车停在路灯底下，车身很高，深灰色，轮眉上有轻微的泥点痕迹，但车身整体干干净净的，不像经常出去越野的样子。他拉开车门之前回头看了我一眼，说了句“回头加个微信”。

不是问句。是陈述句。

我看着他倒车出库，尾灯在转弯处亮了一下红色，然后消失在798迷宫一样的红砖巷子里。夜风从北边吹过来，我站了一会儿才往地铁站走。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是孟筠发来的消息：回了？

我没回。走了几步又拿出来，打了两个字：到了。

两天后在茶水间，孟筠一边等咖啡机一边跟我说话。我们公司不大，茶水间小得只能站两个人，她靠在台面上，胳膊交叉在胸前。

“谢平川找我要你的微信。”

“他可以直接问我要。”

“他大概觉得通过我比较正式。”孟筠顿了顿，咖啡机发出最后一阵噪音，她的声音被盖过去一秒，然后又清晰起来，“他这个人，表面看着随意，其实做事很讲分寸。知道什么事该走什么流程。”

我拧开水龙头冲杯子。水流打在杯底，溅起来又落下去。

“他爸在陕西的位子不低，盯着的人多。”孟筠继续说，语气像在念一份客观中立的调查报告，“他身边女的也多，各种类型的。能让他主动去要微信的，不多。”

水声很大。我把杯子倒扣在沥水架上，擦了擦手。

“我跟他说了你的号。”孟筠说。

“嗯。”

“嗯是什么意思。”

“知道了的意思。”

孟筠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很短，嘴角弯起来就收了。她端起咖啡杯抿了一口，黑咖啡，不加糖不加奶。她从来不加。

“也是。”她说，“本来也跟我没关系。”

那天晚上我加了他微信。他的头像是一座山的轮廓，不知道是哪座山。朋友圈只有一条，去年的，发的是朝阳公园广场的施工现场，照片里钢筋笼密密匝匝地立着，远处是CBD的高楼，配文只有四个字：从地里长。没有表情，没有感叹号。

我看了两遍，放下手机去洗澡。回来的时候屏幕上有一条新消息，是谢平川发来的，只问了句：气泡水后来喝了吗。发送时间是十一点四十。我靠在床头，对着那句话看了几秒。头发还没干透，水滴在手机屏幕上，我用手背擦掉。

窗外二环路的车流声隐隐约约的，像远处的潮水。这城市到了晚上也不安静，永远有人在路上。我打了三个字发过去。

喝了。你呢。

他说他还在院里改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