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妈说，有个做裁缝的熟人，姓丁，手艺好，人老实，就是嘴笨。
沈其华跟着秦妈七拐八绕，在一条窄弄堂的尽头找到了那间屋子。推门进去，一个瘦瘦的女人正伏在案板上裁布。屋子里堆满了布头和线轴，空气里有股熨斗烫过棉布的焦香。
那女人抬起头，看秦妈，又看沈其华，没什么表情，只是放下剪刀，在围裙上擦了擦手。
“丁师傅，”秦妈说，“这是我家太太。她要开间成衣铺子，想请你过去帮忙。”
小丁看了沈其华一眼。那一眼很短，但很尖，像是在估她的斤两。
“太太做过生意吗？”小丁问。
“没有。”
“开铺子，不容易。”
“我知道。”
小丁没再说话，继续低头裁布。剪刀咔嚓咔嚓，布料一分为二，整整齐齐。
“工钱，”沈其华说，“按件算。生意好，多加。生意不好，不欠。”
剪刀停了。小丁抬起头，用一种新的眼光看她。那种眼光沈其华认得——是穷过的人看另一个穷过的人。虽然她现在穿着旗袍，住在洋房里，但骨子里的东西，藏不住。
小丁说：“什么时候开工？”
她们开始装修铺子。
钱先生给的那间铺子，墙是灰的，地是脏的，到处是蛛网和老鼠屎。沈其华和小丁两个人，挽起袖子，清理了一整天。她把头发用一块旧手帕包起来，蹲在地上，用刷子蘸着碱水，一寸一寸地洗刷水泥地面。
洗到一半，她停下来，看自己的手。那双手养了三年，十指不沾阳春水，皮肤养得细嫩，指甲也修得整齐。现在十个指甲缝里全嵌了灰垢，手掌磨出了水泡，破了，又结了薄薄的痂。
她看着自己的手，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满足感。这双手，终于不只是用来端茶杯、摸麻将、替他整理衣领了。
小丁蹲在另一边，用铲子铲墙上的旧报纸。铲着铲着，她忽然说：“太太，你跟别的太太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小丁想了想，说：“别的太太，不会自己刷地。”
沈其华笑了一声。那个笑很轻，但她自己听见了。她已经很久没有在顾公馆以外的地方笑过。
傍晚回家，秦妈看见她满身的灰，吓了一跳。“太太，你这是——”
“没事，”沈其华说，“先生回来了吗？”
“还没有。”
她上楼洗澡。热水冲下来，手掌的水泡一阵刺痛。她咬着牙，没出声。
夜里，顾清严回来。她坐在梳妆台前，往手上涂药膏。他经过她身后，停了一下，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说：“你手上是什么？”
“没什么，”她说，“磨了一下。”
他没再问。他对“没什么”的容忍度很高，因为他的世界里，所有跟他无关的事情，都是“没什么”。
铺子开张那天，沈其华一大早就去了。她穿了一件新做的旗袍，藏青色的，滚着月白的边，式样简洁，是她的手艺。
小丁已经在铺子里了，正把做好的样衣一件一件挂起来。那些衣服是她和小丁这一个月赶出来的，用的都是好料子，样式是她从外国杂志上研究来的，又依着中国人的身段改过。
开门。从早上到中午，从中午到傍晚，没有人进来。
偶尔有人路过，探头看一眼，走了。隔壁米店的老板娘过来坐了坐，嗑着瓜子，说这条街上开这种铺子，难。
小丁坐在角落里，安静地钉着一件旗袍的盘扣，什么也没说。
沈其华坐在柜台后面，看账本。账本上只有支出，没有收入。她看了一遍，又看一遍，然后把账本合上。账本下压着一张存折，上面的数字，已经少了一大截。
傍晚，秦妈来找她，说：“太太，先生问今晚回不回家吃饭。”
她正在给一件旗袍改袖口，针脚细密，一针下去，一针上来。灯光是黄的，照着她的手指，影子落在摊开的料子上。
“回。”她说。
她收拾好东西，把铺子的门锁好。黄铜钥匙在锁孔里转了一圈，发出清脆的一声。
走在回家的路上，她经过顾清严的那家纺织厂。工厂还开着工，机器的声音轰隆隆的，隔着围墙也能听见。她站在那里，看着那扇紧闭的大铁门，想象他在里面跟人谈生意、拍桌子、签合同。
她发现，她不讨厌他。她只是不认识他。
他们结婚三年，睡在同一张床上，吃同一张桌子上的饭，但她从来不知道他在工厂里是什么样子，他生气的时候是什么表情，他在外面跟人说起她的时候，会怎么说。会说“这是我太太”吗？还是说“家里那个”？
她转身走了。
顾公馆的灯亮着。秦妈做的晚饭摆在桌上，还是热的。她没有等他，一个人吃了。吃完饭她上楼，算铺子的账。算到一半，楼下传来汽车声。他回来了。
门开了，他走进来，带着一身夜风的凉意。他看见她坐在灯下打算盘，愣了一下。那一愣很短，但她看见了。
“还没睡？”他问。
“嗯。”她没抬头，手指拨过一颗珠子，啪嗒一声。
他站了一会儿，似乎在等她说下去。但她没有。于是他上了楼。他脱外套、洗脸、刷牙的声音从楼上传来，很轻，很规矩，很有分寸。
她坐在灯下，打算盘。手里的算盘，是出嫁时母亲给的。母亲说，一个女人，总要会算账。母亲是个过来人，她知道一个女人在别人家，如果没有自己的账本，就只能永远活在别人的账本里。
现在，沈其华有了自己的账本。虽然上面还没什么数字，但那是她的。
她拨完最后一颗珠子，合上账本。窗外的月亮很瘦，孤零零地挂在天上。她看着那轮瘦月，心里想：这间铺子，她一定要撑下去。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证明，她不只是顾太太。她还是沈其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