阁房十二载，有幸遇玉郎。

那年我十三，他十七。

千秋夜，北国逢雪，其所到之处无一不落白。华灯初上，人潮汹涌于喧哗闹市。我裹着一件半旧的藕荷色斗篷，从阁楼的偏门溜出来。阿姊说今夜街上有糖葫芦，我攥着那枚攒了半月的铜板，在人群里挤来挤去，踮着脚尖也望不见摊子在何处。

不知是谁推了我一把，整个人朝前踉跄了几步，一头撞在旁边一位锦袍客人的身上。

“瞎了眼的东西！”

我还没站稳，肩膀已被人大力搡了一下。那锦袍客人抖着袖子骂骂咧咧——我撞了他，他手里的茶碗歪了，茶汤洒在自己袖口上。周围有人看过来，有人笑着指指点点。我低着头，手在发抖，不知是冷的还是怕的。

一只手从旁边伸过来，将一块帕子放在我手边。不是递到手里，是放在我能拿到的地方。动作很轻，像是不想让人注意。我抬头，看见一个穿素衣的年轻人。他怀里抱着一摞书，眉目干净，下颌微微绷着，目光落在我烫红的手背上，只一瞬便移开了。他没有看那位锦袍客人，也没有替我说一句话。他只是把自己的帕子留下，然后侧身让到一旁，像是路过的、什么也没做的人。

锦袍客人还在骂，但见我没有反应，旁人又在看热闹，骂了几句便甩袖走了。我蹲下去捡碎了的茶碗，手还在抖。那年轻人也没有走，他蹲下来，把几块大的瓷片捡到一边，低声说了句：“小心割手。”

便起身走了。

我攥着他留下的那块帕子，站在人群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街角。帕子是素的，没有花纹，角上用墨写了一个很小的“沈”字。我后来洗了很多次，那个字都没洗掉。

再后来，我知道他常来。阁里清净，比茶馆便宜，一壶茶可以坐一下午。他总坐在东边廊下第三根柱子旁边，光线好，又不挡道。妈妈说他是个穷书生，寄住在城东叔父家里，来年要考科举的。我给他送茶的时候，他有时在看书，有时在写字。他点最便宜的茶，付钱的时候从袖子里摸出铜板，一个一个地数。

有一回我送茶过去，他正在写字，抬头看了我一眼，忽然问：“你识字？”

我愣了一下。在阁里，识字不是什么好事。但不知怎的，我点了头。

他把自己写的字推过来一点，问我念什么。我答了。他又指了几个，我都答上来了。他看了我一眼，目光里有一点意外，但很快就收回去了。后来他来看书的时候，偶尔会和我多说几句。问我读过什么诗，我说了几首，他说“这几首不好”，便默给我听别的。我记不住，他就写下来，下次带给我。

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姓沈。我问名字呢，他顿了顿：“名字不重要。”

我没有追问。在阁里，不追问别人的事是规矩。但我心里知道，他不说的原因，和我不问的原因，是一样的。

有一回阿姊问我：“那个姓沈的书生，是不是对你有意？”

我正叠衣裳，手停了一下。“没有的事。”

“那他为什么总来找你说话？”

“他在看书，顺便说几句。”

“顺便？”阿姊不信，“一个读书人，专门跑到阁里来看书？”

我没有接话。阿姊说的对，他来这里，不全是为了看书。但他不说，我也不问。我们之间隔着的东西，两个人都清楚。

第二年千秋夜，妈妈破例让我们到街上去看灯。阿姊和几个姐姐结伴走了，我一个人落在后面，在糖葫芦摊子前被挤得东倒西歪。有人从身后扶了一下我的肩膀，我回头，看见他。素衣，青衫，怀里还是抱着书。耳朵尖被冻得微红。

“沈公子。”我说。

“柳姑娘。”他松开手。

我忽然想起去年的事，从袖子里摸出那枚铜板。“我请你吃糖葫芦。算是还你的人情。”

他低头看着那枚铜板，没有接。“一枚铜板买不了。”

“那你就添一点嘛。”

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糖葫芦摊子，忽然笑了一下。很淡的，眼角微弯，像是不常笑的人偶尔试了一下。

“好。”他说，“我添一点。”

那串糖葫芦我们分着吃了。他咬了一口，眉头皱成一团，我笑得前仰后合。“你没吃过？”

“吃过。不习惯。”

“那你为什么买？”

他没回答，把糖葫芦递给我。“你吃。”

我们沿着街边走，他走在靠外的一侧，替我挡着人潮。走到街口的时候，我停下来，看着远处那一排排高悬的灯笼。灯火通明，人潮如织，有人在猜灯谜，有人在投壶。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我念了一句，歪着头看他，“何解？”

他愣了一下。“什么？”

“这句词。先生说是写寻人的，寻到了，便是解了。你觉得呢？”

他沉默了一会儿，目光越过我的头顶，望向远处的灯火。“无解。”

“为什么？”

“寻到了又如何。”他的声音很轻，“人海茫茫，今日寻到了，明日又在何处。”

我看着他。他站在灯影里，半边脸被光照亮，半边脸藏在暗处。明明才十七八岁，说话的语气却像是一个走了很远路的人。

“你才多大，就说这种话。”我说。

他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风起了，他的发丝被吹到脸颊上。我忽然看见他的耳尖红得厉害——不是冻的，是方才那句话说完之后，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在一个小姑娘面前说了什么。

我笑了。“你耳朵红了。”

他抬手摸了摸耳朵。“风大。”

“骗人。”

他别过脸去，没有反驳。我笑得更厉害了，笑得弯了腰。他站在那里，手足无措，最后也忍不住笑了。

那天晚上，我们在那条街上走了很久。走到人群散了，灯笼熄了一半。他说太晚了，该回去了。我点点头，转身走了几步，忽然回过头。

他还站在那里，看着我。隔着半条街和十几盏快要灭掉的灯笼，他微微笑了一下。

我忽然意识到一件事——我仍然不知道他的名字。认识一年了，我只知道他姓沈，知道他是个读书人，知道他坐在东边廊下第三根柱子旁边。多的，什么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从来没有追问过。也许是因为阁里的规矩，也许是因为别的什么。但我知道，他不说，是因为他清楚自己的身份——寄人篱下的穷书生，前途未卜。而我在这里，是阁里的女子。我们之间，隔着的不只是一条街。

第三年秋天，长安城里开始不太平。

城外来了很多难民，拖家带口的，说西边在打仗。街上的米价涨了三回，盐价涨了五回。茶馆里的人在议论，说潼关那边不稳，叛军闹得很凶。有人说贺延昭反了，带了八万人，潼关守不住。

我坐在阁楼的窗前，听底下的客人说话。一个穿绸衫的中年人压着嗓子：“听说贺延昭那边有个姓周的，周德安，打先锋的，凶得很。”旁边的人吓了一跳：“那怎么办？”“怎么办？跑呗。”

那天下午，沈公子来了。他坐在东边廊下，面前摊着一本书，但半天没有翻一页。我端茶过去，注意到他的脸色不太好，眉心一直拧着。

“沈公子。”我把茶放在桌上。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多谢。”

我犹豫了一下，没有走。“外面在打仗，你知道吗？”

“知道。”

“你不担心吗？”

他把书合上，目光落在远处。“担心有什么用。”

我看着他，忽然觉得他今天和平时不太一样。平时他虽然话少，但眉眼是松的。今天他的眉心一直拧着，像是有什么东西压着。

“你有心事。”我说。

他沉默了一会儿。“我叔父要搬走了。去南边。”

“你呢？”

“我留下。”

我没有问他为什么留下。但我知道，他留下来，不全是为了科举。

有一回他教我写字，写了一个“玉”字。

“这个字好看。”我说。

他停了笔，看了那个字一会儿。“玉者，君子之德，温润而泽。”

“那你是不是君子？”

他没回答，低下头继续写下一个字。但我看见他的耳朵尖红了。

我把那个“玉”字临了很多遍，写得歪歪扭扭的，他看了说“不好看”。我把纸藏起来，不给他看。

后来我慢慢觉得，这个字说的就是他。他说话声音很轻，像怕惊动什么。他帮人的时候从不居功，帮完了就静静走开，好像什么都没做。他的手很干净，指甲修得整整齐齐，和阁里那些粗声大气、动手动脚的客人不一样。他坐在东边廊下看书，一下午不动，像一块安静的玉。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在心里叫他“玉郎”。不是故意的，是叫着叫着就习惯了。和阿姊说话的时候，我说“那个玉郎”。阿姊笑我：“什么玉郎，人家姓沈。”我说不过他，但不改口。

有一回不小心当着他的面叫出来了。他愣了一下，我愣了一下。

“你叫我什么？”

我张了张嘴，想说是“沈公子”，但说不出口。他的耳朵已经开始红了。

“玉郎。”我说。

他没有纠正。只是低下头，继续翻书。但那一页他翻过去又翻回来，翻了三次都没翻对。

从那以后，我就这么叫了。他默认了。

他后来问我为什么叫他玉郎。

“你不是说玉是君子之德吗？”我说，“我觉得你像。”

他沉默了一会儿。“我哪里像。”

“哪里都像。”

他的耳朵又红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想着他说的“我留下”，想着他说这三个字的时候眼睛看着的是东边的方向。东边有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的叔父住在城东。也许他是舍不得离开长安，也许他有别的原因。我不敢想那个“别的原因”是什么。

三天后，叛军破了潼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