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国内，两邦之间的“战争”》地球知识局

2021年7月26日，印度东部的阿萨姆邦和米佐拉姆邦爆发冲突，导致7人死亡，其中至少有6人是阿萨姆邦的警察，除此之外还有包括官员在内约60人受伤。为了控制局势，防止冲突升级，印度联邦政府向冲突地区紧急派遣了中央后备警察部队（CRPF）。

本次冲突最激烈的阶段发生在两地警察介入之后，双方的警察非但没有联手平息事端，反而加剧了冲突程度，甚至有消息声称，米佐拉姆邦警察以轻机枪为武器，向阿萨姆邦警察开火。

这次争端的直接起因源自今年6月，当时阿萨姆邦和临近的梅加拉亚邦发生了边界争端。到6月30日的时候，米佐拉姆邦也参与进来，声称其西北部的科拉西布县（Kolasib）与阿萨姆邦交界的地方，被阿萨姆邦侵占。

从1972年米佐拉姆邦从阿萨姆邦划分出来后，根据米佐拉姆邦官员的说法，6月29日，阿萨姆邦海拉甘迪县的副县长带领一百多名官员和警察闯进艾特朗河（Aitlang）的源头地区，并在此建立起临时的宿营点。该地区距离米佐拉姆邦科拉西布县瓦伊伦格泰村（Vairengte）仅仅5千米，自古以来就是这个村子种植经济作物的耕地。

同一天，得知此事的米佐拉姆邦官员赶到此地，和阿萨姆邦官员交涉后未能达成一致，后者拒绝撤离。为了避免矛盾激化，发生暴力事件，米佐拉姆邦警察将围在此地的本邦村民赶回了家。

面对指责，阿萨姆邦的官员也不甘示弱，声称是米佐拉姆邦的人越过了边界10千米，侵占了属于阿萨姆邦海拉坎迪县（Hailakandi）的土地，不但在此种植槟榔和香蕉，还建起了房屋，所以阿萨姆官方要出面维护本邦的领土完整。

7月10日，阿萨姆邦警方在争议地区开展行动，破坏了米佐拉姆邦农民的农作物。同一天，身处此地的阿萨姆官员们被扔了一颗手雷，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随着局势逐渐发酵，两邦的行政长官开始亲自下场在推特上论战，两邦警察发生冲突的消息也不时被爆出，两邦的安全部队开始在边境驻扎，局势可谓剑拔弩张。7月24日，联邦内政部长阿米特·沙阿（Amit Shah）亲自出面举行会议，要求解决这一争端。

然而，局势的发展却很不给内政部长面子。在他下场调停后的第一天深夜，争议地区供米佐农民休息的8座棚屋被烧毁，所幸棚屋无人居住。次日白天，愤怒的米佐人用石块攻击身在争议地区的阿萨姆官员和警察，阿萨姆警察则用催泪瓦斯和棍棒回击，打伤了部分米佐人。随着米佐拉姆邦警察加入战斗，双方终于使用起了热武器，据说还架起了轻机枪。最终造成了上文所述的严重后果。

《印尼这个省有世界最大的金矿，但当地儿童却在忍饥受饿……》海峡网

英国广播公司(BBC)2月13日报道称，在印度尼西亚，拥有世界最大金矿的巴布亚省出现了严重的麻疹疫情和营养不良现象，导致至少72人死亡，其中绝大部分是儿童。

报道称，这次的麻疹疫情和营养不良现象将一个几十年来不为人关注的地区以及政府的严重过失公之于众。

仅两个月大的婴儿Yulita Atap的生活极其艰苦。她的母亲在生她的时候难产死亡，她的父亲也抛弃了她，任由其自生自灭。她的叔叔鲁本(Ruben Atap)说，“Yulita Atap的父亲非常悲伤，他想打死Yulita，然后给妻子陪葬。但我及时劝阻了他。之后，他逐渐平静下来，并非常感谢我们帮他照看女儿，不过我们不能照顾他女儿一生。”目前，骨瘦如柴的Yulita虚弱地躺在医院的床上。她的肋骨几乎快要把皮肤穿破了。

旁边病床上躺着的是Ofnea Yohanna的女儿。尤汉娜(Ofnea Yohanna)12岁就结婚了，如今20多岁的她已经有6个孩子了。但是其中的三个孩子都有严重的营养不良。尤汉娜(Ofnea Yohanna)说，有食物的时候她们就吃，吃完之后就挨饿。因为没有船，无法出海打渔。

这些挨饿的儿童都来自印尼巴布亚省的Asmat部落。他们原本在原始丛林里靠采野果和出海捕鱼为生。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大量外来移民的涌入导致他们的生存空间被挤占。再者，在距离Asmat部落最近的城市提米卡(Timika)，还发现了世界上最大的金矿，这导致更多淘金者涌入这个地区。

目前，巴布亚省已经组织并派遣医疗团队和支援人员，带着医药品和食物到该地区进行援助。责任编辑：刘微

《缅甸中资铜矿争议：民生诉求遭政治绑架》来源：观察者网转载自环球时报

万宝矿产(缅甸)有限公司总经理耿说，处理好与当地关系、确保环境安全是项目启动与正常运营的大前提。项目公司根据当地政府要求，除按最高标准，即每英亩1500缅币(1000缅币约合7.3元人民币)土地税的20倍支付土地赔偿金外，还额外提供一项55.2万缅币的青苗补偿费。截至今年8月，442户居民中有218户已搬，224户未搬。

就法律而言，莱比塘铜矿所在地区早在2001年被缅甸政府划为国有矿用地，搬迁、用地的赔偿标准，均由缅甸各级政府、经控、当地民众共同议定。据了解，为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项目公司从矿区每个家庭至少雇一人到矿上就业。责任编辑:张穆楠

《【西北田野】流动、嵌入与融入——塔里木河流域汉族棉农的田野调查》罗意，罗俊俊/西北民族学

文章来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 年第 6 期，第 51 卷（总第 277 期）

尽管汉族棉农在迁出地是地道的农民，但进入塔里木河流域后首先遭遇的是知识与技能的不匹配。受访棉农普遍反映，起初不知道需要浇“冬水”、要“压碱”，把握不准作物生长周期与田间管理时令，不知道播种棉籽前需要犁地松土和耙地平地，导致作物生长不利和歉收亏损的困境。与新开垦的连片商品地不同，维吾尔族农民的耕地高度碎片化且不规整，这正是避开盐碱过重而不适于耕种之地的策略。汉族棉农很快意识到，维吾尔族农民清楚地知道每一块土地是否适合耕种与适合种植哪种作物，且有一套适应塔里木河流域的农作节令。在与维吾尔族农民交流中，汉族棉农很快习得了气候、水文、土壤和与作物相关的这套地方知识。20 世纪 90 年代，机械化生产、新的种子、化肥和农药带来了生产革命。在这场革命中，汉族棉农成为引领者。一些受访的维吾尔族农民表示，父辈没有用化肥和农药的传统。维吾尔族农民 ＭＭTJ 常和地块相邻的汉族棉农老杜请教，很快掌握了新技术，将亩产提高到了 400 公斤。维吾尔族农民 RHM 是老杜的管地工，自己种棉花时选择与老杜家相同的种子、化肥和农药，所有生产环节皆参照执行。在这个过程中，汉族棉农与维吾尔族农民共同创造并共享了与塔里木河流域生态环境相适应的棉花种植知识与技能。

汉族棉农承包的耕地主要是商品地。这些商品地原本是草场，用于放养村集体和村民的牲畜。在南疆绿洲，维吾尔族农民的生计具有混合性，是“农业＋”的模式，即在农业之外以畜牧养殖业、手工业或商业做补充。在塔里木河流域中游，畜牧养殖业对维吾尔族农民十分重要，不仅是肉乳制品的来源，还是现金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维吾尔族农民并不如汉族农民那样重视种植业。20 世纪 90 年代，村集体、村民常招募汉族农户开垦草场，并将商品地长期承包给汉族农民——又称之为“买地”。拥有商品地较多的汉族农民，又将地分包给新到的汉族农民耕种。村集体的商品地承包价格为 200 元／亩／年，村民的商品地 500 元／亩／年。村集体的商品地开发较早，承包周期较长，汉族棉农多愿承包。村民的商品地承包周期通常较短，多为 3 年，并根据市场价格调整租金。由于村集体的商品地有限，迁入时间较晚的汉族棉农承包村民商品地的较多。调查的 57 户汉族棉农中，9 户购买了 100～ 300 亩不等的商品 地，占全部调查户的 15. 8％，户均 161 亩；14 户租种村集体的商品地，占全部调查户的 24. 6％，户均 147 亩；27 户租种村民的商品地，占全部调查户的 47. 4％，户均 719 亩；7 户同时租种两类商品地，占全部调查户的 12. 2％，户均 415 亩。

在包地方面，汉族棉农与维吾尔族农民的直接互动并不多。对“待融型”棉农而言，无非是与村集体或村民签订承租合同，合同到期后再做新的选择。对“渐融型”棉农来说，就需要保持并维系与维吾尔族农民的关系，以便在一地获得长期稳定的耕地资源。这对他们发展与维吾尔族农民密切的社会关系是有利的。草场变耕地给维吾尔族农民带来了意料之外的挑战，即牲畜无处可放。维吾尔族农民便与汉族棉农协商，牲畜在冬季棉花采收后进到棉花地，采食棉花秆、未采摘的棉桃和掉落的棉叶。这对汉族棉农也是有利的，即土地获得了免费的农家肥。简言之，汉族棉农与维吾尔族农民之间形成了互利型经济关系。

在用工方面，汉族棉农与维吾尔族农民的互动相当频繁。一是在棉花生产季，汉族棉农请维吾尔族农民做管地工，承担春播、拔草、浇水、掐花头、打农药、棉花采收等全生产环节的工作。管地工既可能是单身维吾尔族男性，也可能是一对年轻的夫妻，按照每年每亩 160 ～ 180 元支付报酬。对汉族棉农来说，能否雇到可靠的管地工对生产十分重要。他们通常在承包地周边村落寻找管地工，且长期保持稳定的合作关系，因此管地工又常称为“长期工”。“渐融型”棉农更容易找到可信赖的管地工，与管地工的互动会从生产领域扩展到生活领域，也可能建立更加亲密的关系。“待融型”棉农由于每两三年变换承包地，与管地工的关系更多地停滞在经济层面。管地工自己也从事棉花生产，并在与汉族棉农的交往交流和管地实践中习得新的知识与生产技能。因此，汉族棉农与管地工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雇佣关系，也具有互利型经济关系的特征。二是在棉花收获季，汉族棉农需要大量雇用周边维吾尔族农民拾棉花，即 “短期工”。短期工并无年龄、技能、性别等方面的要求，老人、妇女和未成年人也在其中，这就扩大了汉族棉农互动的群体。在用工紧张时，在地方是否有熟识的维吾尔族农民相当重要。与“渐融型”棉农相比，“待融型”棉农及时招够短期工难度要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