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客家的房子多以低矮的一层、两层为主，但随着时代变迁，高楼也渐渐在梅州的城乡间立了起来。只是这“高”里，仍藏着老辈传下的根，融着新日子的味，新旧交织间，透着客家人“守正出新”的活法。
城里的新小区里，六层、八层的单元楼不算稀奇。外墙贴着浅色瓷砖，阳台装着落地窗，楼下有绿化带，停着小轿车，看着和别处的小区没两样。但推门进户，总能发现些熟悉的影子：客厅里摆着八仙桌，虽不再是夯土墙上的旧物，却依旧是家人围坐吃饭的核心；厨房的灶台宽敞，既能用煤气灶，也留着位置放老式的铁锅，逢年过节炸油角、蒸年糕，还得靠这口锅才够味；阳台的角落堆着腌菜缸，梅干菜、咸菜的香，顺着窗户缝溜出去，和楼道里的烟火气缠成一团。
这些高楼里的住户，多是从乡下搬来的客家人。他们住着敞亮的楼房，却改不了老习惯：清晨五点多就起床，去早市买新鲜的蔬菜，回来时手里提着一把枸杞叶，那是做三及第汤的好材料；傍晚在阳台晾稻谷，竹匾里的谷粒晒得金黄，风一吹，簌簌作响，像在念叨着乡下的晒谷场；邻里间串门，手里总捎着些吃食，你给我一把自家种的青菜，我送你几个刚蒸的酿粄，热络得像在村里时一样。
张婶就是从梅县乡下搬来的，她家在七楼，阳台被改造成了小菜园，泡沫箱里种着小葱、香菜，墙根摆着几盆紫苏和薄荷。每天清晨，她都要站在阳台浇花，顺便往楼下望——楼下的小广场上，几个老人正用客家话聊天，手里摇着蒲扇，话题离不开“谁家的孙子考上大学了”“今年的柚子收成怎么样”。张婶听着听着，就会想起老家的晒谷场，那时也是这样，婶子大娘们一边晒谷一边拉家常，声音能传到半里外。
有次邻居李叔家的孙子满月，张婶特意蒸了两笼酿粄送过去。酿粄是用糯米粉做的，馅是萝卜干炒肉末，咸香入味。李叔笑着接过去，回赠了一袋自家晒的红薯干：“尝尝，我家老婆子按老法子晒的，比外面买的甜。”这场景，和在乡下时谁家有喜事，全村帮忙的热闹劲儿，没什么两样。
乡下的新楼也在变。有些人家在老屋旁盖起三层小楼，钢筋水泥筑成，比老屋高了不少，却特意在外观上留着客家元素：屋顶的瓦是青灰色的，檐角微微上翘，像老围龙屋的飞檐；大门上贴着红色的对联，横批多是“耕读传家”，和老屋的匾额遥相呼应。楼里的布局也透着巧思：一层依旧留着大空间，放农具、堆柴火，像老屋的堂屋；二层住人，房间宽敞，却在墙上挂着老照片，有围龙屋的全景，有祖辈劳作的身影；三层做储物间，也兼做露台，夏天的晚上，搬个竹床上去乘凉，看星星的位置，和在老屋院子里看到的没两样。
王伯家的新楼就在老屋东边，三层高，白墙灰瓦，和老屋的夯土墙、木梁结构形成鲜明对比。但他坚持把老屋的神龛搬到了新楼的客厅，神龛上摆着祖辈的牌位，逢年过节依旧上香祭拜。“楼是新的，祖宗不能忘。”他总这么说。新楼的厨房比老屋的大，却特意砌了个柴火灶，说是“煮出来的米饭香”。秋收时，他还是会把稻谷摊在新楼前的水泥地上晒，用木耙翻动的动作，和在老屋晒谷场时一模一样。
建这些高楼时，客家人也没丢了老智慧。选址时避开低洼处，怕雨季积水，这和老辈选地势高的地方建屋一个理；窗户开得大，却在窗外装了隐形的纱网，既能通风，又能防山里的蚊虫，比老屋里的木窗更实用；楼顶做了隔热层，夏天不闷热，这是对“屋要凉快”的老讲究的升级。
偶尔也有更高的楼，十几层、二十几层，矗立在城市的主干道旁。玻璃幕墙反射着阳光，电梯上下穿梭，看着现代又气派。但这些楼里的客家餐馆、客家特产店，却固执地守着老味道：盐焗鸡用的还是三黄鸡，按古法腌制，只是烤箱代替了瓦煲，效率高了，咸香入骨的味没变；酿豆腐的肉馅，依旧是三分肥七分瘦，豆腐选的是本地石磨做的，咬开时汤汁爆开的鲜，和老屋灶台上的一模一样。
市中心的那栋二十层写字楼里，有家国营客家菜馆，老板是个年轻人，叫阿明。他的爷爷曾在围龙屋里做过厨师，传到他这辈，把店开进了高楼。店里的装修是现代简约风，但菜单上的菜名透着亲切：“奶奶的酿三宝”“阿公的盐焗爪”“老屋柴火饭”。阿明说，他用的酱油还是老家镇上酿的，梅菜是托乡下亲戚晒的，连蒸饭的木桶，都是特意找木匠做的，为的就是那口“老味道”。
有次，一个从外地回来的客家人来吃饭，点了份梅菜扣肉，吃到一半就红了眼眶。“和我妈做的一个味。”他说，“在外面待了十年，就想这口。”阿明听了，没多说，送了他一碟自家腌的酸芋荷：“免费的，配饭吃，解腻。”
来这些高楼里办事、吃饭的人，抬头看窗外的车水马龙，低头尝碗腌面，总会恍惚：这高楼里的客家味，和乡下老屋矮檐下的，竟没差多少。
其实，客家人不怕楼高，怕的是丢了根。高楼只是住的地方变高了，日子里的烟火气、骨子里的热乎劲，还和在老屋时一样。就像那些新楼的檐角，再高也往上翘着，像在提醒：不管住多高，都别忘了脚下的土地，别忘了老辈传下的暖。
新旧交织的高楼里，客家人过着新日子，守着老味道。晨起的三及第汤依旧滚烫，酿豆腐的香气依旧诱人，邻里间的热络依旧暖心。这高与矮的变与不变里，藏着客家人的日子：既要往高处走，也得把根扎深了，这样的活法，踏实，也长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