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退位后的第三个春天，梅江的水带着股说不清的躁动。江水比往年涨得早，漫过了码头最下两级石阶，水边的青苔被泡得发绿，踩上去能听见“噗嗤”的闷响。码头边的石阶被新钉的铁皮包了边角，是留洋回来的张姓商人斥资修的，铁皮被铆钉牢牢钉在青石板上，边缘打磨得光滑，说是方便火轮停靠——那冒烟的铁家伙上个月刚第一次开进梅江，烟囱喷出的黑烟把江边的白鹭惊得好几天不敢靠近，直到摸清它不会飞起来啄食，才敢在船尾盘旋。火轮的汽笛声又粗又亮，第一次响起时，围龙屋里的鸡飞狗跳，老太太们以为是打雷，赶紧往神龛前烧香。

围龙屋的泥墙上，不知何时被人刷了“剪辫易服”的白灰字，字体歪歪扭扭，却透着股蛮劲。浆糊还没干透，就被守旧的老人用湿布擦去大半，只留下些模糊的印痕，像块没洗干净的补丁。有好事的少年偷偷用锅底灰在残字旁补了个“新”字，被族里的长辈看见，拎着耳朵教训了半晌，说“祖宗的规矩不能乱”。祠堂里的八仙桌旁，族老们的烟杆停在半空，争论声比往常高了八度。“听说那里不教《论语》，教算学和洋文。”留着花白辫子的三伯公把烟锅在桌腿上磕得邦邦响，烟锅里的火星溅到地上，烫出个小黑点。桌角的煤油灯被震得晃了晃，灯芯爆出个火星，映得他鼻梁上的老花镜反出片亮光。“洋文能当饭吃？”他唾沫星子横飞，“咱们客家人靠的是‘耕读’二字，丢了圣贤书，还叫什么客家人？”对面的七叔公却不认同，他去年去广州看过世面，手里转着个西洋怀表，表链在灯光下闪闪发亮：“三哥你是老糊涂了！现在都民国了，火车都通到汕头了，不学新东西，孩子们将来只能困在山里刨土！”

城东的老街上，新开了家“振兴洋货铺”。铺面是租的老木匠的作坊，原先的刨木声换成了算盘珠子的脆响。玻璃柜台擦得锃亮，能照见行人的影子，柜台里摆着美国产的洋皂，包装纸上印着穿洋裙的女人，卷发高翘，笑容甜得发腻；货架上的铁皮饼干盒闪着银光，比祠堂里供着的铜香炉还亮，盒面上画着伦敦大桥，引得人总想去摸一摸。穿西装的掌柜是梅县人，早年去香港做过学徒，回来时带回一肚子新鲜词。他用带着汕头口音的客家话吆喝：“来看来看！英国的生发油，抹上头发亮得能照见人！”引来一群围着看稀奇的孩童，其中一个穿开裆裤的小子伸手想去摸柜台里的手电筒，被母亲一把拉住：“莫碰，那是会吞电的物件，伤着你！”母亲的蓝布衫袖口磨出了毛边，却把孩子护得紧紧的，眼睛却忍不住往那能发光的“洋玩意儿”上瞟。

梅江的商船里，半数挂上了青天白日旗。旗子是用机织布做的，蓝白红三色分明，风一吹就哗啦啦地响，比原先的黄龙旗精神得多。船工们不再光膀子拉纤，有几人穿上了机织的蓝布短褂，是从广州运来的，用机器纺的棉纱织成，比土布挺括却也更薄，太阳一晒就能看见后背的汗珠。他们的号子添了新词，是码头记账先生教的：“火轮快，汽笛响，运去茶叶换洋糖……”调子还是老调子，词儿却新鲜，唱起来格外有劲儿。码头上的搬运工里，多了些说粤语的面孔，是从珠三角来的，皮肤比本地汉子白些，说话语速快，带来了“革命”“共和”的新鲜词，混在客家话里，像一锅掺了新米的老粥，味道怪却也耐嚼。他们说广州的女子都不裹脚了，还能进学堂念书，听得本地妇人直咋舌，低头看看自己缠得尖尖的小脚，悄悄把裤脚往下拽了拽。

私塾改成的国民学校里，传来孩童唱“国歌”的声音，调子生涩，却比读《三字经》响亮。校门是新漆的，朱红色的木门上钉着块木牌，写着“梅县第一国民学校”，字是县长题的，楷体端正。先生剪了辫子，留着平头，露出光溜溜的后脑勺，刚开始孩子们总忍不住笑，被他用戒尺敲了几次桌子才收敛。他教学生用铅笔在练习本上写字——那本子是机器印的，纸张雪白，格子整齐，比线装书方便，却少了桑皮纸的韧劲，不小心就会戳破。有老秀才路过，听见孩子们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气得捋着胡子骂“离经叛道”，却被校长请去喝了杯洋茶，茶是用开水冲的粉末，甜得发腻，他喝了一口就放下了，说不如自家炒的绿茶有味道。操场边的老榕树上，挂着个篮球架，是用木头拼的，篮板是块厚木板，被孩子们拍得“咚咚”响。放学后总有少年围着抢一个牛皮篮球，那球是华侨捐的，上面印着英文，谁也看不懂，只知道拍起来比踢毽子过瘾。汗水浸湿的短褂后背，印着“梅县学堂”四个墨字，是用毛笔写的，被汗水泡得有些晕开。

暮色中的围龙屋，有几家亮起了煤油灯，灯芯是玻璃罩的，光比菜油灯亮堂，能把整个堂屋照得清清楚楚，却也更呛人，烧久了屋里会有股煤油味。妇人们坐在灯下做针线，手里的布料多了种叫“洋布”的料子，经纬细密，颜色鲜亮，是从洋货铺买的，比土布贵三成。有人在学城里的样子，给孩子缝圆领衫，代替传统的斜襟褂，领口用缝纫机扎出笔直的线，针脚比手缝的均匀。被隔壁阿婆看见，啧啧摇头：“没个正经样子，祖宗传下来的衣裳都不要了。”说归说，眼睛却盯着那圆领衫看了半晌，心里盘算着要不要也给孙子做一件。灶房里，有人用洋铁壶烧水，壶嘴长长的，比陶罐轻便，水开了会“呜呜”响，像个小哨子，省去了守在灶边的功夫。

江面上的火轮又鸣笛了，悠长的声音盖过了艄公的号子，惊得水面的鸭子扑棱棱散开。岸边的芦苇丛里，几只白鹭终于敢飞回来，落在刚抽芽的柳树上，柳叶嫩得发绿，沾着傍晚的露水。它们歪着头，看着那铁家伙突突地往上游去，黑烟在晚霞里拖出条灰线，像给橘红色的天空划了道口子。远处的笔架山还是老样子，青黛色的轮廓在暮色里模糊，只是山脚下多了条新修的马路，偶尔有自行车驶过，铃铛“叮铃铃”响，比马车轻快得多。

这一年的梅州，老墙还在，夯土的围龙屋依旧圈着族人的日子；新事已来，火轮、洋布、新学堂像潮水般涌进来，搅得人心不安又有些期待。就像梅江的水，既带着千年不变的流向，往东汇入韩江，又被新的浪头推着，生出些从未有过的漩涡。围龙屋的屋檐下，挂着晒干的芥菜，皱巴巴的，带着太阳的味道；也晾着刚买回来的洋袜子，雪白的棉线织成，比土布袜子软和。新旧的影子叠在一起，在月光下晃出别样的弧度，像这片土地上正在发生的故事，一半是传承，一半是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