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小船在一片茂密的杨树林旁停下，岸上站着一群看热闹的孩童，有的拖着长鼻涕，脸上脏兮兮的。王老汉上岸栓牢小船，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黑矮壮汉走近来，王老汉介绍：“这是我们的周队长。”队长人虽长得有些凶悍，让人感到害怕，可说话挺柔和：“哎呀，欢迎你们下乡接受再教育，可我们队太穷，你们不要嫌弃，我们没有队屋给你们住，只有一间窑棚，委屈你们暂且住下吧！”队长帮助扛着一包行李，我们一家人跟着队长走下河堤，来到一孔砖窑前。那些年，无论怎么贫穷，每个生产小队都有一孔砖窑，社员们自己和泥、打坯、烧制，然后用自产的红砖砌墙建房，逐渐用砖瓦结构代替茅草屋。窑前有一个用芦苇杆和茅草搭成的草棚，这是供烧窑的师傅晚间落脚，稍息一下的所在，当地人称窑棚子，这成了我们暂且安身的地方。

窑棚实在太简陋了，什么也没有。外婆用几块木板给我们搭了几个简易的木板床，搬来几摞砖，用砖块垒成四个脚，上面搁一块木板，权当我们吃饭的桌子；用稀泥和几块砖头，砌了一个灶台，搁上小铁锅，就可以做饭了。母亲和我们几个小孩茫然无措地看着外婆忙碌，心里惨透了。外婆洗去手上的泥灰，朗声说道：“没事，王宝钗还住过十八年寒窑呢，最后一样苦出了头。”

住进窑棚的当天晚上，老天爷不作美，好像故意整蛊我们一样，天气骤变，电闪雷鸣。金钩子一样的闪电，把黑沉沉的夜空都照亮，闪电过后，一声炸雷，震耳欲聋；紧接着，瓢泼似的大雨倾泻而下，窑棚子在风雨中摇摇欲坠。外婆赶紧把我们三姐弟拉起来，塞到木板搭成的桌子底下，她担心窑棚垮塌砸伤我们，我们三个小人就在桌子下面一直蹲到风停雨歇。

到乡下不久，继父原来的工厂机器设备出现故障，其他师傅束手无策，设备不能运转，生产面临停顿。他又被勒令回厂，就在原工厂监督改造。继父过硬的技术让他回到了镇上。

我们初到乡下时，外婆被当成地主分子对待。第一次接到大队贫协主任的通知，晚上要外婆去参加“五类分子”的训诫会。我和小姨领着外婆忧心忡忡地走到大队部门口，被训斥迟到了！贫协主任是一个精瘦的汉子，眼里的目光吓人。外婆刚跨进门就被他狠狠地打了一个耳光。外婆的嘴角。沁出丝丝鲜血，我心上的火“腾”地燃烧了起来，冲过去就准备用脚踢他，外婆赶紧拽住了我，她死死地拉住我的手，我感到外婆的手臂，她的全身都在颤抖！我的菩萨一样的外婆什么时候受过这般屈辱？我只觉得心脏像被一柄小刀绞着一样疼痛！这个贫协主任我认定他是我今生的仇人，永不原谅！

若干年后，我们“平反”回到城镇。有一天，那个贫协主任竟一身污垢，拖着老迈的躯体，讨饭来到我们门前。我一眼就认出了他，冷冷笑道：“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刚准备把他赶走，外婆也认出了他，她立马把我拦住，并且请他进门。老男人也认出了外婆，羞愧不已。外婆让他在家饱餐了一顿，临走还在他兜里塞了十元钱。老头连声说：“大妹子，对不起，对不起！”外婆的善良、宽容无处不在。润物无声，我和弟妹们的一辈子都愿意以善待人。

在窑棚子里住了大半年后，政府给下乡人员的建房款到了生产队。周队长带着乡亲们用自己砖窑里的红砖，给我们家在一块平地上建了一间小砖房，我们算是有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家。

那时候农村生活仍是很苦，八分钱一个工分。我们的家，连年是超支户，所幸继父每月能从他的生活费里给我们一点补贴。小姨到了大龄女子婚嫁的年龄了，嫁给了队里最穷的一家。他们家有八兄弟，小姨婚后生了小孩，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外婆和母亲将小表妹接到我们家养着，时常接济小姨和她的婆家。

在村里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外婆的善良、朴实赢得了村民们的赞扬和尊重。外婆的哥哥从老家给生产队里寄来了外婆娘家是贫农成份的证明，村里“五类分子”的会议再没有要外婆去参加了。

外婆的好厨艺也帮我们家挣了工分。有时上级领导（区里、公社里的干部）下乡，或是单位下来支农，周队长都派外婆去做公家饭。除了可以赚工分外，有时剩余的一点肉、菜什么的，外婆还悄悄带回给我们改善一下生活。母亲不会做农活，稻谷成熟期间，队里就派他去赶麻雀。那时候，稻谷成熟待收割时，成群结队的麻雀就来偷吃稻子。赶麻雀的人员需拿一面锣，时不时“咣当咣当”地敲，嘴巴里“哦嗬哦嗬”地喊叫，吓跑它们。到了收摘棉花的时候，母亲就在队屋前给社员们称每天摘的棉花的斤两。我在公社中学初中毕业后，因受成分影响，没能读高中，这是我一生的痛，回村后，当了大队的民办教师，弟妹们也长大上学了，生活向好的方向发展。农村人淳朴、善良，让我们多多受益，继父在镇上，家里没有男人，家里的脏活重活外婆一个人承担不了，姨夫和乡亲们都帮着一点。母亲有时候和外婆感叹：“就在农村，虽不像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但心里静无挂碍，活得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