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这句话，不仅杨林凡一脸错愕，连文森特都满脸没想到，毕竟千禧年的中国还是保守和传统的，非婚生子不仅在道德上存在问题，连在法律上都是不合法的，要不是井弦的外公外婆有本事，他连户口都上不了。

“你爸爸最近好吗？”杨林凡换了个话题，来了一句最保守的问候，他觉得这句话总不会出错了。

他这一开口，直接把井弦搞懵了：“啊？”

杨林凡看到井弦的反应，显然也很懵：“不是他让你来找我的？”

“我是来找他的。”井弦说道。

“……”杨林凡满脸问号。

井弦的回答完全没办法在他脑中形成一个完整的叙事。

“我从出生起就没见过他，前段时间我妈去世了，整理她遗物的时候，我找到了他写给我妈的信，就想来找找看，想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井弦的语气十分轻松，甚至还笑了一下。却让周围每个人顿时感觉万斤沉重。文森特和阮佳音都停下了筷子，在旁边安静了下来，尽量降低存在感。这种老妈去世老爹出走的情况，任谁都很难找到切入点开口安慰。

“我已经很多年没见过他了。”杨林凡叹了口气。

井弦一听，愣住了，完全不知道该问什么。

文森特见状直接出马了：“您是什么时候来法国的？卫东是什么时候来的？你们是同事吗？还是朋友？”

“我是97年来的，卫东比我晚来几年。我们当时是同事，他到喜福门的时候，我还不是老板，也是打工的。那时候喜福门还在海盗街19号。”

“您是怎么来的？”井弦插嘴问道。

“我啊，偷渡来的，在国内发生了点事，混不下去了，无奈之中选择了出国。”杨林凡干笑了一下。

“偷渡？”文森特诧异道。

“对啊，我有犯罪记录根本不可能办签证，假护照也查得特别严，我最终找了个蛇头帮我偷渡，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移民中介。”

“那么远，路线怎么走的啊？陆路还是水路？”文森特似乎对这个话题特别感兴趣。

井弦觉得是他的职业敏感度在作祟，说不定这货哪天就去当蛇头也不一定。

杨林凡思考了一会儿，叹了口气，点了根烟：“我被蛇头安排先飞到了俄罗斯，然后走欧洲陆路线。还有很多人走非洲线，他们拿着假护照从塞内加尔、科特迪瓦或者贝宁过境抵达法国。

到了俄罗斯刚下飞机，同伴的摩托罗拉就被蛇头收了，我没手机，但当时也很害怕，以为他们要扣押我们，想回去，但知道回不去了，就只能硬着头皮跟中介上了车。车上有很多人，都是偷渡的。车子启动后，我们的眼睛就被蒙上了，之后就是不断地下车，上车。不知道在哪，也不知道去哪，什么都看不到。

车开了两天，再下车时，脚下已经是乌克兰的领土了。在乌克兰一等就是半个月，在这期间二十几个人被关在一间屋子里，吃得很差，大部分时间吃不饱，不能跟外界联系，每天除了睡觉，就是发呆。我那时已经不后悔了，有点麻木了。

终于，我们再度出发了，车子每开到边境，蛇头都要我们全体下车，步行越过边境，然后再上车继续行进。就这样走走停停，我们首先抵达了波兰，接着是德国，最后到了法国。

我97年底到的法国，才知道大赦刚刚结束，所有人都拿到了身份。我没赶上，当时沮丧极了，上一次大赦是1981年，下次遥遥无期。”

“您到了法国后，就一直在芒萨吗？”井弦问道。

“不是，我原本在巴黎打工，但那边竞争太激烈，留学生也都会出来打工，再加上查得严，工作特别难找。说个真事，一个中餐馆出了凶杀案，死的是个刷碗工，消息传出第二天，这个中餐馆门外挤满了中国人，老板以为是来吊唁的同胞，没想到是来补缺的求职者。

特别残酷对吧，但这就是现实。

那时的巴黎是温州人的天下，我又不会讲温州话，更加困难。我每天在3区、13区和belleville美丽城之间辗转，还是一无所获。后来经人介绍，我来了芒萨，开始在喜福门做小工，慢慢升到二厨，后来是大厨。”

“卫东呢？他怎么来的？什么时候到的？”井弦问道。

“卫东没告诉我他怎么来的，走的哪条路线，但偷渡应该都大差不差。但他的状态跟我们这些黑工都不一样。他很从容，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松弛感，像是来度假的，不像我们，上街时躲避警察，赚钱时算计同胞，每天睡醒就焦虑身份问题。

那是2002年的春节，我记得很清楚，老板娘早早打了烊，挂了停止营业的牌子，给伙计们准备了年夜饭，正当大家吃团年饭时，卫东就那么推门进来了，背着把暗红色的吉他，进门就问还有饭吃吗。老板娘一见是个中国帅哥，又是大过年的，竟然破天荒没骂人。

卫东这才意识到打烊了，但也没走，取下吉后他问，能不能弹首歌换饭吃。老板娘乐了，同意了。

他唱歌很好听，吉他弹得也好，我清楚记得他弹唱的是窦唯的《高级动物》。那首歌我在国内的时候也喜欢，要不是卫东的出现，我都差点忘了我也喜欢摇滚。

那些年，我们听黑豹，我们听唐朝，我们租农民房搞乐队，我们愤怒，我们嘶吼，我们呐喊。我们活在忧国忧民之中，我们每天想操翻这个世界。但到了现在，我们蜷缩在异国的角落，刷着盘子，躲着警察，成为了阴暗的无身份的边缘人。

我来法国那么久，我一直不懂为什么大家说法国浪漫，是卫东让我明白了什么是浪漫。他就是浪漫，能做出这种事的，就是浪漫的人，他很适合法国。不像我，我在国内和在法国过得毫无区别，都是阴沟里穿梭的老鼠。

我很羡慕他这样的人，自由，潇洒，恣意。

那顿饭之后，卫东就留下来了，开始是洗碗打杂，慢慢是备菜，等到法语学得能进行基本交流了，老板娘就让他去跑了堂，因为他长得好看。

老板娘说，也就是法国不流行，如果可以，她最想让卫东去迎宾，那肯定客似云来。

喜福门是包吃包住的，但他来的时候宿舍人满了，他也没计较，直接睡在了饭店大堂，一睡就是两个月，等有人离职了，他才搬进了宿舍。

大家熟悉起来后，经常一起喝酒吹牛，说自己的过往，说别人的八卦，骂街，骂女人，骂天骂地。除了他，他从不说自己，也不打听别人。我本以为他就是那种端着的文艺青年，但他不是，他好像就是什么都不太在乎。

餐馆工是最累的，我们每天下班恨不得倒头就睡，他还能在连干10小时后，去街头闲逛，去看演出，去吹海风。

对我们这些黑户最重要的事情，除了温饱就是身份问题了。刚来的时候每天都很紧张，出个门远远看到警察就跑。后面经历得多了，就麻木了，也不焦虑了。

我是我们当中最快拿到身份的，也可以说幸运，也可以说不幸，我拿的是庇护身份，但我不是汉奸反贼。我能拿到因为我在国内坐过牢，因为一些时代性的问题……被迫.害过。

拿到身份那天我哭了，我知道我这辈子是回不去了。但更让我难过的是，其实根本没人等着我回去。

我那时候劝过卫东也去申请庇护，他是艺术家，在国内是个搞地下摇滚的，那时候搞摇滚的人大部分都反这反那的，身上多少带点麻烦。在法国，惹过麻烦的艺术家申请庇护特别容易，只要搞几个作品骂骂自己国家，引导点反思，要是能引起官方注意和打压就更好了。西方就喜欢咱们自己人攻击自己国家的意识形态。

那时候来法的艺术家似乎大多走的都是这条路，尤其是90年过来那批。他们这个群体在法国有个名字叫“流亡艺术家”，仅仅靠当反贼就能换身份赚得盆满钵满，也没什么损失，确实诱惑巨大。

他们不在乎出卖谁，毕竟自私才是人的本性。更何况，出来的人，不少跟我一样在国内是混不下去的，恨曾经的国家是很合理的行为。我开始也恨，后来慢慢年纪大了，想开了很多事，也就不恨了。

卫东始终不肯申请庇护，我以为他怕回不去，又建议他可以找人结婚拿身份，毕竟那么多人追他，其中不乏法国籍的，他随便找一个伴儿就能留下了。但他也没有，他说他是不婚主义。

他好像不在乎身份，就像我之前说的，他什么都不在乎。

后来，卫东忽然就辞职了，走得特别突然，跟谁都没打招呼，再也没出现过。我一直觉得他应该是离开芒萨了，不然都在同一个城市，怎么就几十年见不到呢？

前几年听人说在新港那边见过他，我试着去找过几次，那边有中国人打工的地方我都去了，但没找到。我总觉得他能回来看看我，一直等到现在也没等到。”

杨林凡讲述完后，沉默了下来，不停地抽着烟，眼神里全是困在回忆中的疲惫感。

井弦也不想再打扰他，不再提问，他有点心虚，感觉自己的好奇心打破了别人宁静的心绪。

这顿饭的后半段大家在几乎没什么交流的情况下吃完了。

临别时，杨林凡苦笑一声：“我开始还以为是他让你来看我呢？看来是我想多了。”

井弦不知道该说什么，就只是笑了笑。

几番道谢后，三个人走出餐厅，各有各的感慨。

井弦思考着卫东申请身份的类型，文森特琢磨着杨林凡偷渡的细节，阮佳音则是一脸感动地感慨道：

“真没想到，人能爱得这么深，这么多年了还念念不忘。”

“啊？”井弦和文森特同时转头诧异地看向阮佳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