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展开幕那天，我站在自己的作品前，手不知道该放在哪里。最后我把手背在身后，手指绞着裙子的腰带，绞得那条真丝带子皱成一团。展厅的光是暖白色的，打在那幅油画上——一个女人坐在窗前，窗外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片灰蒙蒙的天。女人的背影很直，脊椎的线条从颈椎一路延伸到腰窝，像一条被拉直的河流。

周砚承来了。来得晚，走得慢。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西装，没打领带，衬衫最上面那颗扣子解着，露出一截锁骨。他站在那幅画前面，站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在认真看。然后他说了一句：“这个脊椎的位置不对。”

我愣了一下。他说：“第三节和第四节之间，应该有一个微微的弧度，你画平了。”他伸出手，在空中沿着画中女人的脊椎画了一条线，手指很稳，像在弹一架看不见的钢琴。他的手指停在了腰窝的位置，说：“这里，蝴蝶骨的下缘，你画高了两公分。”他把手缩回去，插进裤兜里，笑了一下，那个笑很短，短到只是嘴角动了一下。“艺术家你发什么呆呢？”

我的脸烫了一下。不是因为他指出的错误，是因为他看的方式。他看画的时候不是在欣赏，是在解剖。他把一个女人拆成了骨头、关节、肌肉、皮肤，拆完了还觉得不够，还要指出哪根骨头画歪了。我忽然觉得自己也站在那幅画里，背对着他，脊椎一节一节地暴露在空气中，暴露在他的目光下。他的手插在兜里，但那双手正沿着脊椎往下滑，一节，两节，三节，滑到腰窝，停住了。

画展是他出钱的。场地、画框、画册、开幕酒会，全是他。他没有说“我赞助你”，他说的是“这笔钱放着也是放着”。他没有说“我觉得你很有才华”，他说的是“你和命运挣扎的样子挺有意思的”。挣扎。他用了这个词。我当时听了觉得刺耳，后来觉得准确。我确实在挣扎，和钱挣扎，和天赋挣扎，和家里那堆破事挣扎，和那个想画画又怕画不好的自己挣扎。他看见了。他看见的不是我的才华，是她的挣扎。他觉得有意思。像看一只蝴蝶被雨淋湿了翅膀，还在扑腾，他不是来挡雨的，他是来看扑腾的。但我还是接了他的钱。接了，用了，办了这场画展。我就站在这里，站在自己的画旁边，站在他的目光里，被他拆成骨头、关节、肌肉、皮肤，被他指出脊椎的第三节和第四节之间少了一个弧度。

我应该生气，应该觉得被冒犯。但没有，甚至有点高兴。高兴他注意到了那个弧度，高兴他的手在空中画出了她的脊椎，高兴他说“艺术家”的时候嘴角那个很短的笑。我觉得自己有病，但没有治。

画展结束后，我们一起去吃饭。我点了杯红酒，周砚承点了威士忌，加冰。冰块在杯子里转着，叮叮当当的，像在敲什么。他说：“你背后那块骨头，蝴蝶骨，你知道吗？”我当然知道。我说知道。他喝了一口威士忌，冰块又响了一下。他说：“你的蝴蝶骨很好看。应该画下来。”他说这话的时候没有看我，看着我身后的那面墙，墙上什么都没有。他的语气很平，平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但我的后背开始发烫。那块蝴蝶骨——他说的那块，左肩胛骨，边缘比右边的翘一点，我穿吊带裙的时候会显得像一只没藏好的翅膀——那块骨头在他的注视下开始发烫，像被人用手指按了一下，按出了一个红印子，消不掉。

我后来真的画了。不是用笔画，是在心里画。无数个深夜，我坐在画室里，对着空白的画布，脑子里全是那句话——“应该画下来”。我画了很多遍，画了又涂，涂了又画。我画不出那块骨头。不是技术不行，是那块骨头在背上，看不见，需要一面镜子，而他站在镜子的那一面。他只是在某个晚上，在一杯威士忌之后，随口说了一句。他不会记得。我试过很多次，最终放弃了。

从那以后，我穿衣服都穿高领的，不露背，不穿吊带，不再让任何人看见那块骨头。我把它藏起来了，藏得严严实实的，像藏一个见不得人的秘密。那块骨头是我的，不是他的。但他看过它，他说过它好看，他就拿走了一部分。拿走了的那部分，我画不出来，别人也看不到了。

后来的一些事，我沉默了。不是不想说，是说不出口。我知道了某些事情，关于他，关于她，好像猜到了那场死亡的某些细节。我可以在某个深夜拨出一个号码，把知道的一切全部倒出来，倒个干净。

我想起了那笔钱——办画展的钱。我想起了那根在空中划过的手指，从第三节脊椎到第四节脊椎的那个弧度，高了或者低了两公分的蝴蝶骨。我想起了他说“你的蝴蝶骨很好看”的时候，他的眼睛在看墙壁，但我觉得他在看我藏不住的那只翅膀。

我闭嘴了。不是因为怕，不是因为利诱，不是因为威胁。是因为那些东西——钱、画展、那句话、那根手指、那块骨头——它们像一把一把的沙子，一粒一粒地落在真相上面，落了一层又一层，落到最后，真相被埋住了，埋得很深，深到我觉得自己如果去挖，就会把那块骨头也挖出来。那块骨头是我的，也是他的。我已经分不清了。我只知道它很好看，他说过它很好看。这句话比所有的真相都重。重得我搬不动。所以我闭上眼睛，闭上嘴，继续画画。画那些没有脸的背影，画那些笔直的、弯曲的、完整的、断裂的脊椎，画那些藏不住的、飞不起来的蝴蝶骨。每一幅画都是同一个人，每一个背影都是同一个方向，朝向一扇窗，窗外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片灰蒙蒙的、永远不会亮起来的天。

我画完了，把画笔洗了，把调色板刮干净。画布上的颜料还没干，反着光，湿漉漉的，像刚流出来的血。我站在画前，站了很久。然后关灯，关门，走了。走廊很黑，没有灯。我走得很快，快到我觉得自己在跑。跑到电梯口，按了按钮，电梯门开了，里面空空的，没有人。我走进去，按了一楼。电梯往下走的时候，我看着门上的数字，从18到17，从17到16，一层一层地跳，跳得很慢，慢得像在数数。我的后背贴在电梯的金属壁上，凉的，凉的像那天晚上画展的展厅，像那杯威士忌里的冰块，像他手指在空中划过的那道轨迹。那道轨迹已经消失了，空气早就合拢了，什么痕迹都没有留下。但我的后背还记得。我的蝴蝶骨还记得。它们在那个位置上，第三节和第四节之间，微微的弧度，高了两公分的下缘。它们在等。等哪一天有人重新画出来，或者永远等不到。